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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仅凭特权而发家致富上升为“食利阶层”是旧社会常有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封建残余浓重的中国，一百年后也不会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食利阶层”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特权阶层，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种种特权，讲究吃喝玩乐，琮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违纲乱纪，**理，精神颓废。
李安生的书房中一付大字，“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这幅字同样也出现在了学校、政府部门、车站、工厂等地方，成为了国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这个食利阶层的精神腐朽波及到当前形势大好的举国拼搏奋斗风气。
他并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阶层，因为，历史证明，这个阶层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够利用好这个阶层，还能起到好的作用。
这是把双刃剑，比如后世的山西煤老板们不消费豪车，全世界的豪车生产都要受影响。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给社会企业带来利润，才能消化剩余生产。”但是，“食利阶层”容易畸形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甚至**等。
他们凭借多年的积累，使自己与别人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情绪就无形之中表露了出来；作为参照的另一批人，会因此产生嫉妒、不满、愤愤不平的情绪，感觉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极不相称，萌芽了“捞好处”、“混日子”的消极想法。
这就容易导致贫困、两极分化，穷则更穷，富者更富。
当代社会的“食利阶层”就是通过出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阶层。在古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过的收入的生产资料，主要仅限于土地和钱财，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现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和钱财，还包括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品牌商标、运输能力、流通渠道等等。
李安生无比的警惕，尤其是他一手培植出来的中国民族工业。
他可不希望许多的家族企业壮大起来，造就了大批的富二代跟败家子。
在特定历史时期，“食利阶层”不把其所得用于投资生产，而是把社会财富闲置或挥霍掉，对社会生产极不利，更有可能因为“食利阶层”试图获得政治上的保障和权力，而腐化国家的统治阶级，造成上下一气，导致政权的更迭。
这是最需要警惕，最需要防范的，也必须要为此专门制定控制措施。
既然食利阶层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在利用这阶层的同时，将这个阶层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对于中产阶级的塑造，李安生也不遗余力，尤其是他在东北主政时期。
东北在有些方面跟美国很像，美国中产阶级脱胎于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社会体制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又与其移民史相伴而生，新居民源源不断地漂洋过海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移民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于他们国内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李安生所领导的东北迅速的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了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粮食的高产，以及粮食贸易的热潮，使得移民东北的贫困户们都成为了小康家庭，甚至发家致富，他们开始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致力于新型的农业科技开发。
虽然李安生没有通过类似于美国《宅地法》一样的法律，但是还是在主政东北后，推出了一系列得土地政策。
第四百二十八章 人事大变动
美国在后世是个众所周知的中产阶级国家，举世公认。
而美国真正走向中产阶级发展的，吹响这个号角的，还是《宅地法》。
李安生是农科专业毕业，又多年接触农业与农村发展，自然是深有体会。
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这一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南方奴隶主夺取西部土地的可能性，同时也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大大激发了农民奋勇参战的积极性。
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而中国的农民更加的悲惨，他们成为富农都是奢望，但东北不一样，东北有大量的土地需要开发，拿下外东北与西伯利亚之后，这种情况更加的明显。
美国农业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的存在先于农场，欧洲的农场先于市场而存在，这样就使农民依照传统死死守住土地，无法变成美国式的农民企业家，而美国农场主的生产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进入市场。19世纪美国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促使美国农业进一步商品化，另外，美国的农产品还进入了欧洲市场。市场经济促使农业使用机器，并尽可能开拓更多的土地。这使得美国农夫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由于他们没有欧洲式的封建羁绊，他们是最热心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
美国农业社会的民主传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得以形成，而美国的农业社会也诞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东北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但又有所不同。
李安生处心积虑的打一场中俄战争，正是为了促进东北的工业发展，不仅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这种直接的迅猛的刺激，使得大量的粮食转向了加工行业，大量的人口转向工业，从而产生进一步的利润，来促使农业经济进一步的深化。
与美国的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而李安生也在进一步鼓励关内百姓移民外东北，进一步开发外东北与西伯利亚，不仅能够扩大这种农业社会，还能够促进关内的状况得到改变。
由于大量的人口迁移到东北，甚至是外东北、蒙古等地，使得关内的土地压力减轻了许多。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主找不到佃户的现象，尤其是一些顽固思想严重，仍然不停进行土地兼并的地主。
农民土地短缺是由官僚、地主、商人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和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年复一年地以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在沉重的地租剥削下；处于入不敷出的艰窘境地。由于土地短缺；特别是土地占有不平衡与人口压力的双重作用；将农民推出家门；迫使他们走上迁移之路。
中国人讲究在家乡生存，离乡的人最大的梦想也是落叶归根，但是在沉重的剥削之下，他们还是选择了离开。
东北由于大规模的开展工业建设，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开战，新迁移的人口不再以种地为谋生手段，而是选择进入许多工厂。
不过，东北的土地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要想出现像美国一样的《宅地法》那种优厚的土地政策，只能想办法进一步得到土地。
美国国土总面积为96291万公顷，其中耕地达19745万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50151万公顷）的13。15％，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中国目前的耕地还只有美国的一半，粮食产出却占了美国每年粮食产量的八成，这倒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但为了北方的生态环境考虑，中国目前的耕地面积不宜大量增加，要想进一步的消除贫困人口，新的土地政策一直无法颁布出来。
这个矛盾将在一战开打后得到缓解，工业的兴旺，将会使得中国进一步的实现工业化。
而一战结束后，这种矛盾将会再次体现，中国只能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文莱共和国基本上占据了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以及棉兰老岛，这些地区初步能够开垦的耕地面积为600余万公顷。
李安生最为看重的是后世的印尼土地，这个国家的耕地面积一直维持在6000多万公顷，比中国的耕地面积还要大。
而且，这个国家离中国比较近，适合大量移民。
目前文莱共和国正在有目的的按照计划接纳大量的华人移民，从江浙到四川，从云南到广东、福建，整个南方省份都在向文莱迁移人口。
英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主要的还是归结为文莱当局的强烈野心，既要做土地大国，又要做人口大国。
这个一开始面积狭小的撮尔小邦，一贯的胃口就很好，反复的折腾了美国几年，终于买下了棉兰老岛的主权，这点，从一开始文莱共和国要求加入到英国自治领之中，就能看出。
目前中国移居东南亚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华民国自从与沙俄一战之后，国际地位提高了许多，英荷殖民者也不敢任意的欺辱华人。
但华人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政府的努力，故而，李安生已经等不及了，他必须尽快上台执政。
12月11日，袁世凯正式因病辞职，离开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
按照临时约法，由副总统程德全暂摄国事。
程德全于12月15日赶到京城，正式宣布《中华民国约法》颁布的日子定为明年三月，重新选举总统。
这个选举就很微妙了，程德全的意图也很明显，是要为李安生铺路，为混合制改为总统制彻底的铺平道路。
而接下来的一连串的人事任命，也让许多人看出了玄机。
李平书出任江苏省省长，廖仲恺出任广东省省长，宋教仁出任福建省省长，林虎出任安徽省省长，徐绍桢出任江苏省省长，而南京军区司令的位子则落到了蒋方震的头上，一时间，天下震动。
而12月16号，总统府再次经内阁副署，与陆军部共同发布了新的人事命令，岑春煊为广西省省长，解冷为海南省省长，蔡锷正式出任昆明军区司令，而广西则归属到了广州军区之中，广州军区司令落到了陈炯明的头上。
陕西归属到了兰州军区防区，军区司令为阎锡山，北京军区则将山东、河南都包含其内，冯国璋出任军区司令。王士珍出任北京市市长，曹锟出任天津市市长，与虞洽卿这个上海市长并称为三大直辖市一把手。
这是个权力分配，在老袁之后，共和党内部两派，以及国民党之间。
而12月17日，李安生也通电全国，宣布辞职，准备进行总统大选。
算下来，还是程李系占了最大的便宜，如今取消了总督职务，就只剩下内外蒙总督锡良这个过渡总督。但是程李系在省长与军区司令上，还是占据了不少席位。
加上蔡锷、岑春煊、陈炯明等这样与程李系关系很近的民主人士或者国民党员，李安生当选为总统已经没有太大的疑义。
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就像是地震一样，震晕了中华民国的官场。
这次的总统大选是间接选举，由议会产生，程李系向来赢得大部分议员的支持，使得有心要竞争的人都纷纷打了退堂鼓。
隐居幕后两年多后，李安生终于露出了他的爪牙，以及一部分隐藏起来的真正实力。
1914年的元旦，国会正式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法》，同一天，程德全正式签发总统命令，宣告这部法律正式通过。
“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最为引入瞩目的是其中的义务教育条例，民国政府规定，全国儿童自实岁6岁起，开始为期十年的义务教育，所有教育经费都由政府拨付，各级学校一律不得已各种名义向民众收费。
1904年，清政府颁定《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3年。埃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
义务教育自此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而民国之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却很好履行了前清遗留下来的任务，在很多省份都实现了七年义务教育，在东北，更是彻底的实现了七年义务教育，入学孩童还享受国民强身福利，也就是早中餐营养制度。
之前内忧外患，各级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举步维艰，许多偏远地区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义务教育。
而这个法律的及时推出，也确定了民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义务，实在穷困的地方实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