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人您也这么想？”海六突然间来的精神，“其实啊，我们祖上就有那么一位前辈在太祖皇帝的时候失了踪，所以，我才想马大人有可能是那位先人的后代，这才认了宗的……”
“有这种事？嘿嘿，听你这么一说，马德说不定还真就能“认祖归宗”了呢……不过，你怎么就能确定马德是你堂叔，不是你堂侄呢？”于中笑问道。
“这个，这个……马大人官居显位，又是皇上的亲信大臣，小的哪敢认他老人家是后辈啊？”海六咧着一张干巴巴的嘴陪笑道。
“亲信大臣？妈的，这个名头倒是不赖。”于中暗暗想道。康熙亲信他们？别人可能会信，反正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康熙恐怕只会相信自己。
“于大人，您老就高抬贵手，放过小的这一遭吧。小的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借马大人的名头出来混了……要是反悔，我……我生儿子没屁眼儿。”看到于中没有答话，不知道对方想什么的海六又小心翼翼地讨饶道。
“嘿嘿，这就不必了！你以后也不可能再出来胡混了。”于中不怀好意的对海六笑了笑，说道。
“大人，小的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啊……”还以为于中要怎么着自己，海六顿时叩起了响头。
“你急什么？又不是什么坏事。……”于中挥了挥手，佯做不悦道：“你知不知道？自从知道你小子是钮钴禄氏的人，偏偏这么不正干，你婶子，噢，就是你马叔的夫人，多罗郡主罗欣，已经找了内务府，给你抬了旗。”
“什么？于大人……不不不，于大爷，您说什么？我，我抬旗了？”抬旗，清廷为了激励旗人的积极性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例如从汉军旗抬入满洲旗，从下五旗抬入上三旗等等。不过，抬旗的要求很高，佟国维祖上本是汉军旗，后来因为立有极大军功，才被从原来的汉军旗抬到了满洲旗。不过，后来抬旗的规定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只要有个够格有权的人说一声，基本上就可以了。不过，即便如此，八旗之中能够被抬旗的依然很少。
“是啊，你小子运气‘好’……被抬进了正黄旗！”于中嘿嘿笑道。
“正……正黄旗？”海六在这一刹时幸福的差点儿晕了过去。钮钴禄氏虽然满洲贵胄，连康熙初年四大辅政大臣里的遏必隆都是其中的一员。康熙十六年，遏必隆之女还被册封过皇后，虽然只隔了半年就驾薨了，可是，钮钴禄氏也算得上是大清的后族之一了。可是，这么一个大族，不可能人人都沾到族里的光的。他海六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家里没有什么人，跟族里的人走得也不勤快，最终只能沦落到混迹市井。而八旗里面，正黄、镶黄和正白三旗是上三旗，是真正的贵族旗。这三旗出身的旗人子弟，男孩儿可以选侍卫和笔贴式，有点儿才能那升官就像飞一样，就算没啥能耐，会拍马打点，那升官的速度也不会太慢；至于女孩儿，则可以选秀，中选的可能性也远高于下五旗。……而上三旗之一的正黄旗又是皇帝出身的一旗，为八旗之首，更不是其他各旗可以比的。想到自己居然被抬入了正黄旗，海六差点儿就欢喜的咬掉了舌头。
“果然还是一个姓出来的，终究还是为自己人考虑啊……”海六一边兴奋，一边感激着马德和那位只见过一面的“婶子”，他突然间觉得，马德有九成九的可能真的是自己的堂叔。
“你婶子是正黄旗的赫舍里氏，所以为了方便呢，就把你归到了自己的旗下。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你婶子的旗下奴了，知道了吗？”于中又笑嘻嘻的说道。
“砰！”急转直下，脑中一炸！海六惶然的看向了于中！……他当然知道于中嘴里所说的“婶子”是谁，不过，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他想起了某个拿着擀面杖打掉了他一口“秀牙”的家伙，听说那些人都是多罗郡主罗欣手下，也就是说，是他“婶子”的手下。
“完了，原来还是打算接着收拾我……”海六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晋商与晋商中的几大家
虽然中国自古都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中国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却传承了数千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商业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到了后世的21世纪初的北京，还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山西商人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晋商控制了几个重要的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到了后世的21世纪仍然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后世数十年后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海内最富的标志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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