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不久就签署了这项减税法令。让所有人高兴的是，其结果正如经济顾问团所料：到1965年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年增长率超过6％，和沃尔特•；海勒的经济预测完全一致。
经济学家们欢欣雀跃。他们以为终于破解了经济预测之谜，大大方方弹冠相庆：“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已然在握。” 经济顾问团的年度报告宣称“经济政策工具已经更精细，更有效，大大地摆脱了来自传统、谬误和空谈的种种禁忌”。它认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再在事后作出被动反应，而应该“预见并规划未来发展”。股票市场热火朝天，《时代》杂志在年底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搬上封面（尽管他早就死于1946年），声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以总统之尊提起这句话，为他任内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干预主义辩护。
对这一切，我很难相信。在宏观经济预测方面，我从来就不自信，而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虽然的确会为客户提供宏观预测，但那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不得不仰慕海勒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依然记得，我坐在松树街80号的办公室里，面对布鲁克林大桥的壮丽景色，心想：哇！还好我没干海勒的活。我知道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其说是科学，远不如说是艺术。
这些灿烂的经济成果，随着约翰逊当局把大把的银子投入越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而逐渐烟消云散。除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日常经营中必做的一些事，我对政府财政政策深感兴趣，并且经常写一些报纸社评和经济杂志文章，批评政府当局。特别是越战经济学，由于我此前做过越战费用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旧同事桑迪·帕克当时还是《财富》杂志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于1966年初请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帮助估算战争费用，我欣然答应。
约翰逊总统没有把有些东西算进帐里。当局估计的战争成本看起来不高，是因为隐瞒了美军增加部署之事。后来，这事纸包不住火——据报道，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秘密增加40万兵力。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始自1966年7月1日的财政年度预算提案，我对此进行了条分缕析，加上熟知五角大楼的开支模式和开支习惯，我断定那次预算把那年战争的可能费用至少低报了50％——少报110亿美元或更多。（从一条展望1967年的注脚中可以看出，预算还假定战斗会在1967年6月30日结束，从此不再有更换飞机和其它设备损失的高昂费用。）
《财富》杂志曝光了这件事，1966年4月份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越战：费用核算”。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预算几乎没有提到往后的越战开支水平”。 当时，关于约翰逊和他的内阁是否隐瞒了越战成本的争论愈演愈烈，这番言论出自这样一份受人尊敬的商业出版物，可谓火上浇油*。
*约翰逊总统一开始就玩弄数字游戏。举例来说，前约翰逊总统顾问，历史学家埃里克·哥尔德曼在1969年的回忆录里，描述了约翰逊如何就他的第一份预算误导记者，“给人以致力于经济并且善于搞经济的印象”。
然而，除了怀疑战时经济数据，我当时和时代远远脱节。人们一提起60年代，便想到民权运动、反战游行，还有性、毒品以及摇滚乐——光怪陆离的剧变文化。不过，我在代沟的另一边。1966年我年届40，这就是说，在1950年代，我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到了该穿夹克打领带叼烟斗（里面装着烟草）的年纪了。我仍然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音乐，也听听班尼·古德曼和格仑·米勒。随着埃尔维斯（译者注：指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闪亮登场，流行音乐变得和我几乎完全格格不入，对我的耳朵来说，那和噪音差不了多少。我认为披头士倒还是不错的音乐家，歌唱得好，个性也迷人——比起紧随其后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音乐几乎是经典的。我对60年代的文化没有亲合度，因为我认为它是反智主义的。我有很深的保守观念，推崇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我不和戴花嬉皮士来往（译者注：戴花嬉皮士主张权力归花，以爱与和平改革社会，喊出“不要战争，只要做爱”等口号。面对武装的警察，他们从不让步，他们向警察出示花朵，并遭到残酷镇压，乃至花碎人亡），我有自由不参与他们的活动，我这样说也这样做。
我从1967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开始参与公众事务的。此前，我一直在私下里写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是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马丁·安德森的金融学教授合作的。马蒂（译者注：马丁的昵称）在保守派圈子中很有口碑，因为他写过一本名叫《联邦推土机》的书批评城市改造，受到尼克松关注。我们原计划合写一本书描述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让马蒂这位学者撰写有关商业的章节，而我这位商业顾问则负责理论部分。不过，我们这项合作开始没多久，尼克松就请马蒂加入他的总统竞选班子，作为他的国内政策首席顾问。
他一加入竞选班子，就问我能否帮他们的小班子出谋划策写写讲稿。那时候除了马蒂只有4位高级幕僚：幕僚长帕特·布坎南、威廉·沙费尔、雷·蒲莱斯和伦纳德·加门特。莱恩（译者注：伦纳德的昵称）是我惟一认识的人，尽管自从二十年前在亨利·杰罗姆管弦乐队同台演出之后，我们很少见面。当时，他是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该事务所在纽约，全称是尼克松—麦基—罗斯—古斯瑞—亚历山大—米切尔。我们六个人出去吃午餐，顺便讨论我能为竞选做点什么。他们喜欢我的某些想法，最后，布坎南认为，在大家进一步行动之前，我应该先见见候选人。
两天后，我去尼克松办公室见他。我很奇怪他在政治游戏中落于人后。和每个人一样，我记得他在1962年角逐加利福尼亚州长失利后，曾在告别演说中挖苦记者，说新闻界一直和他对着干：“先生们！您们将没有机会糟践尼克松了，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尼克松在尼克松—麦基—罗斯的办公室里塞满了纪念品和签名照片——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一个曾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被冷落在这间小屋子里，满眼往事旧忆。不过，尼克松穿着考究，并不只是打份得象个成功的纽约资深律师，其做派也是如此。他没花时间闲聊，上来就用经济学和政策方面的高深问题来套我的话。当他陈述问题时，巧舌如簧天衣无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竞选中，我有时必须在尼克松和媒体见面前，就某个问题向他通报一下，他也会同样地严阵以待，表现出事实为导向的律师风格。对于一件他不怎么了解的事，他只要听上5分钟——比如突发的新闻事件——就可以出来说话，听上去象教授一样博学。我该说他和比尔·克林顿是我迄今共事过的最聪明的总统。
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在帕克大道和第57大街的街角、美国圣经学会旧址里设有办公室。刚开始，我每周工作两个下午，随着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便增加到4个下午、5个下午，乃至更多时间。他们任命我为“经济与内政政策顾问”，但我自始至终是个彻头彻尾的志愿者。我密切配合马蒂工作，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了假，全职投入到竞选这架飞机上了。我的部分工作是协调各种问题的诸多反应：我们赶着汇总必要的研究结果，连夜传真给尼克松和竞选团队。尼克松希望给人见多识广的印象，我协助组织经济方面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选民带进尼克松行营。当时在美国，注册选民资格的民主党人差不多是共和党人的两倍*，尼克松需要尽其所能地囊括每一个人。每个工作小组都会和尼克松会面，小组成员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人人都笑哈哈地握手拍照。不过，我最喜欢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最独特的贡献，却是整合州和地方的民意调查。在2004年的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可以上互联网，每天都能根据五十个州内的民意调查得到最新的选票计数。1968年那会儿没有这种技术，但是我搞了个尽可能类似的东西。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各州计票结果，和过去的投票模式及投票趋势联系起来，研究还未举行投票的各州情况——所有这一切用来预测普选和选举团的投票
*当时的选民分布情况，据美国选民研究中心称：1700万已注册的民主党选民，对900万已注册的共和党选民。
1968年7月下旬，就在共和党大会一个星期前，尼克松召集高级幕僚在古尔尼旅馆开会，那是一个位于长岛最东端蒙涛克小镇的海滩度假胜地。大约有15个人出席了这次会次——包括我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共事的那帮人在内的所有幕僚。尼克松已经知道有足够的票数获得总统提名，所以这将是一次工作会议，将大致定下他想在提名演讲中着力阐述的主题。可是，当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时，却不知为什么一脸怒容。他撇开我所期待的政策讨论，一上来就强烈谴责民主党如何如何地使坏。他声音不高，但是措词激烈，说着令托尼·索普拉诺（译者注：美国电视剧《黑道家族》里的黑帮老大）也要脸红的粗言秽语。我大吃一惊：这可不是我打过交道的尼克松啊！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已所看到的正是尼克松个性中突出的另一面。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两面性。过了一阵子，他平静下来后，会议才接着往下开，但是从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这使得我在竞选结束后非常不安落，当我被邀请加入白宫幕僚时，我回答说：“不，我更愿意回去干我自已的老本行。”
五年后，随着水门事件中录音带的公布，尼克松粗俗下流的一面果然大白于天下。在录音带中，他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聪明的人，却不幸是个疑神疑鬼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家伙。克林顿政府曾有人指控尼克松反犹太人，而我说：“您有所不知：他不单单反犹太人，他还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希腊人，反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他喜欢过什么人。他恨所有人。他可以一面说着亨利·基辛格的坏话，另一面却任命他为国务卿。尼克松离开白宫时，我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而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掌握着大得令人生畏的权利——很难让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军官开口说“总统先生，我不干了。”
当然，尼克松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我开始明白：政坛上层人物真的是与众不同的。杰瑞·福特是总统中最象常人的，但是他不是竞选上来的。多年来我矢志不渝地推动一项宪法修正，未竟其功。这项宪法修正说的是：“任何欲登美国总统大位、愿做必行之事者，不得就任总统。”我只是半开玩笑噢。
尽管我没有在尼克松政府做固定工作，华盛顿还是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尼松克宣誓就职前，我作为预算的临时指导者，协助筹划了尼克松的第一个联邦预算。我在各种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中做过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委员会，那是由马丁·安德森精心策划的清一色“志愿军”，该委员会在国会里为废除草案（译者注：该草案反映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和下面所述的管制经济大不相同，所以被废）铺平了道路*。后来，随着朋友和职场熟人纷纷担任经济和内政政策方面的政府要职，我发现自已花在环城快道（译者注：指包围华盛顿DC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指美国政界）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尽管安德森组建了总统委员会，但是他没在里面做事。主事者是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小托马斯·S·盖茨。
由于商业深受越战和国内动荡形势的影响，经济表现得阴晴不定。为了帮助支付战争费用，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一项强行增收10％联邦所得税的政策拖了好久之后终于严格施行，该政策在尼克松任内继续实行，给经济造成了不良后果。1970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衰退，失业人员上升到6％——大约500万人没有工作。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似乎自行其是。它没有按所有预测模型预期的那样下降，反而以5。7％的年率快速上升——比起随后的通胀还算是低的，但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已经高得岌岌可危。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来看，失业和通胀就象跷跷板上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概言之，当时认为失去工作的人越多，工资和价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