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宽幅机织面料价格和男装市场价格此消彼长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概述总体情形，然后阐述对各个企业的具体影响。这就是我的增值作用，我们因此生意兴隆。（译者注：原文写得很别扭。表达转折的词用了好几个。先说自已的预测如何灵验，接着又说不成功，接下来解释为什么不成功，原来要怪CEO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可是，接下来作者似乎对自已的沟通技巧很得意，能够迎合CEO们的心理给出咨询意见。既然沟通技巧这么高，又怎么能怪CEO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呢？大概CEO们实在太笨了。译者认为，作者喜欢自我吹嘘，委过于人，有时前言不搭后语，不顾逻辑，向读者猛灌一些似是而非、别有用心的结论，这在本书后半部尤其明显。当然，也可能是译者水平有限，请读者明鉴）
与重工业的合作使我深知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创造性毁灭”是哈佛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在1942年提出的概念。他的想法和很多伟大的思想一样，大道至简：“市场经济抛弃没落的旧产业，把资源重新分配给更有活力的新兴产业，不断自我更新。”我20多岁时就读了熊彼得的书，并且一直认为他说得对。我亲眼看见熊彼得所描述的过程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应验。
电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30年代后期，还是小孩子的我和朋友贺比开始学练摩尔斯电码的时候，电报行业如日中天。1850年代和1860年代，电报员们手指飞快、风头正劲，从此开始，电报业完全改变了美国经济。到1930年代末，每天发出的电报远远超过50万件，西部联盟的传信男童就象今天的联邦快递人一样处处可见。电报把美国各地的众多城镇连结在一起，大大节省了商业活动和私人交流的时间，并把美国的工业和金融市场与世界其它地方联通起来。所有重要而紧急的家庭及商业消息都靠电报传送。
然而，无论它多么成功，电报业一下子就消失了。我视之为偶像的那些捷如闪电的电报员早已远去。电传打字机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单键发送设备。此时，西部联盟的操作员实际上是打字员，他们用英语发信，而不用摩尔斯电码。学习摩尔斯电码真的成了小孩子的游戏。
接下来电话是新的增长业务——它们后来取代电报成为远距离通信的最佳工具。到1950年代末，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比尔·汤森可能会偶尔发一封电报给某位老客户，但是电报在公司不再起主要作用了。不见面时，我们通过电话和客户保持联系：电话直接方便，成本低廉，也因此更加富有成效。想当年，新技术把电报高手逐出生意场外时，我老是为技艺失传怅惘不已。（话说回来，也正是电报取代了此前的驿马快递）
我看到这种进步和没落的交替轮回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做咨询顾问的那些日子里，我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了锡罐（译者注：指马口铁罐头盒子）永别竞争赛场的过程。1950年代是吞拿鱼砂锅菜和罐头汤的时代，用罐头或事先包装好的食物在家做饭，属于有品质保障的郊区生活方式，罐头起子因此成为现代厨房的必备工具。食口制造商喜欢锡罐：它可以用来包装蔬菜、肉类和饮料，允许长途发货后存放很长时间。在老式的食杂货店里，店员要为顾客称量想买的东西，一刻也不得闲。后来更加方便快捷、价格低廉的自助超市取代了老式的食杂货店。
50年代的那些锡罐并不真是锡制的，而是用镀锡的钢铁制成的。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期间，我为之提供咨询服务的钢铁公司卖了好多这样的钢铁。1959年总计有500万吨，也就是说，占整个钢铁行业产量的8％。当时，钢铁行业正在经历阵疼。一场席卷全国的惨烈大罢工迫使生产停顿了4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钢铁巨头们第一次发现自已面临着来自德国对手和日本对手的竞争。
铝业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衰退压缩了美国铝业、雷诺兹公司和凯撒公司这三大生产商的利润空间。每年500万吨罐头皮是很大的数量，看来市场不想错过如此绝好的商机。当时，铝罐头盒子正在研制之中，比钢铁罐头盒子更轻更容易制造——不需三片金属片，两片就完事了。也更容易在铝表面印制色彩斑斓的标签。1950年代末，铝已经可以用于制造冷冻浓缩汁罐头的底盖了。其时，库尔斯酿酒公司抛弃传统的12盎司钢铁罐子，推出7盎司的铝制罐装啤酒，吸引大批消费者。似乎是小罐装增加了吸引力，事实真相却是当时还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制造出全尺寸的铝制啤酒罐子。不过，到了1960年代初期，罐头盒子制造商已解决上述问题。
影响最大的创新是1963年发明的易拉罐拉环。易拉罐拉环的出现淘汰了俗称“教堂尖顶”的开罐器——而且只有铝材才能制作易拉罐拉环。最大铝生产商美国铝业公司是我的客户，它的CEO正在寻求拓展基本铝的应用方法，希望进入到新兴而又有利可图的领域，就象雷诺兹公司那样成为家用铝泊的先驱一样。他的副手是一个狂热推崇罐头盒子的人，他宣称：“啤酒罐是美国铝业公司的未来！”当易拉罐拉环出现后，他和CEO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这个念头上面。
头一个卖易拉罐啤酒的大酿酒厂是喜立滋。其他酿酒厂随即纷纷跟上，到1963年尾，美国40％的罐装啤酒都有铝制拉环。软饮料巨头们紧随其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在1967改为生产全铝制罐头。铁制罐头走向了发报电键的绝路，而金钱则紧跟革新大潮。美国铝业公司1966年秋季利润，由于转向生产铝制罐头，而达到了有史以来78年的单季最高水平。在60年代后几年里，股票市场热火朝天，投资者们蜂拥而至，狂买铝业股票。
对钢铁生产商来说，失去啤酒罐和汽水罐市场只是苦不堪言、长期衰落的开始。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没有进口多少钢铁，因为按照传统观念，人们认为外国的钢铁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但是当1959年的大罢工延续到第二个月，继尔延续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大客户不得不去别处寻求钢材。他们发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一些钢材是第一流的，而且大多数更加便宜。到1960年代末，钢铁业失去了象征美国商业的标志地位，其魅力转移到了象IBM这样高速成长的公司上。熊彼得所说的“终年不断的创造性毁灭之狂风”开始袭击钢铁巨头们了。
虽然我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工作大受欢迎，但是我小心谨慎，没有过快扩张业务。相反，我一心把我们的利润率维持在高水平上——约为40％，并且决不过份依赖某一个客户或某一个集团，以免失去某个帐户时危及业务。比尔·汤森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合伙人。尽管我只和他相处了5年时光——他在1958年死于心脏病——我们变得非同一般地亲密。他就象一位好得不能再好的慈祥父亲。他坚持要公平地进行利润分成——结果我明显拿了大头回家，从来都没有嫉妒和争胜的感觉。他过世后，我从他的孩子手上买下了全部股份，但我请求他们允许我把他的名字保留在公司的门上。这样我才觉得心安。
艾因·兰德成了我生命中的定海神针。我们没过多久就来一次心灵之约——大多是我的心灵约会她的心灵——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成了她家每周聚会上的常客。她是个完全独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锐，意志坚强，高度自律，极力坚持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有一点，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都认为数学很重要，思维严密很重要。
但是她远远超越了这一点，她思考的范围比我敢想的东西要广泛得多。她是一个忠实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人——其中心思想认为，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与意识和可知性的客观真实。因此她把她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并亲身实践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重要信条——即个人具有内在的高尚品质，个人的最高责任就是通过挖掘这一潜力而获得人生圆满。和她探讨各种思想就是上一堂逻辑学和伦理学的超级大课。大多数时候，我还算跟得上她的思维。
兰德的集体成了我在大学和经济专业之外的第一个社交圈。我参与通宵辩论，为她的时事评论撰写捧场文章，表现了一个醍醐灌顶的年青弟子的炽热情怀。象所有刚刚改变信仰的人一样，我倾向于使用最实在最简单的字眼来表达概念。几乎每个人都先看到一个概念的大致要点，然后再深入复杂之处和适用条件。不这样做，就没啥可说的，也没啥可学的。只有当我的新信仰的内在矛盾开始冒出来时，狂热才退烧。
我发现的一个矛盾尤有启迪。根据客观主义者的信条，税收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允许政府强制性地占用私人财产。然而，如果税收是错误的话，那么有什么可靠的办法为政府提供资金来实现其基本功能——包括配备警察队伍保护个人权利——呢？兰德们的回答是：深明大义的人会自愿捐款。这种回答是不足以服人的。人们有自由意志，要是他们不肯捐款呢？
我还发现自由市场竞争的哲学更加博大，令人神往，到今天我都还这样认为，但是我开始无奈地认识到：只要我的思想大厦还需要修修补补，我就不能要求他人欣然接受。我加入理查德·尼克松角逐1968年总统竞选班子的时候，决心以推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为已任，而不是作为局外人写写批评文章。我接受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任命时，我知道我必须宣誓维护宪法，还得宣誓维护很多我认为错误的国家法律。民主社会由法律统治这一事实，意味着公共事务几乎在各方面都缺乏共识。公共事务上的妥协是文明的代价，而不是取消原则。
上述分析向我们揭示出另一个铁的事实：只要还有传统的石油可用，我们就倾向于一直依赖它。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号召的“能源独立”只是政治上的哗众取宠，这和以后历任总统的类似宣言没有什么不同。关于能源独立，惟一有意义的定义是：基于庞大的地下未开发储量或者基于当年德州铁路委员会可以控制大量原油供应的世界价格领导权。美国在1971年之前所享有的、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的石油独立，早就不复存在。
历史记下了这一幕：我在椭圆办公室里当着福特总统的面宣誓就职，艾因·兰德就站在我的身旁。我和艾因·兰德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她于1982年逝世，我感激她对我的人生影响。遇到她，我才开了窍。此前，我做工作都是凭经验、凭数字，从来没有以价值观为导向。我是一个有天分的技术人才，但也仅仅如此而已。我的逻辑实证主义低估了历史和文学——如果你问我乔叟的诗是否值得一读，我会说“别费那个神。”兰德说服我正视人类，正视人类的价值观，正视价值观如何起作用，正视人类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么做，正视人类怎么想以及为什么那么想。这让我大开眼界，远远超出我学过的经济模型之范畴。我开始学习社会形式和文化表现，开始明白经济学和预测是离不开这些知识的——不同文化的发生发展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方式各擅胜长大异其趣。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缘起于艾因·兰德。她把我引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从此，我闭上了妄言的嘴巴。
三 经济和政治对对碰
1960年代经济预测之风席卷华盛顿。起头的人是来自米尼苏达州的沃尔特·海勒（译者注：1915…1987）教授，他机智博学，时任经济顾问团主席，他向肯尼迪总统进言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起初，肯尼迪不接受这个主意——毕竟，他就职时号召美国人民自我牺牲。况且在当时情况下，减税意味着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而政府已经债务缠身。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和家庭财务一样——要求预算平衡，量入为出。事实上有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人民道歉，就是因为出现了3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然而，古巴导弹危机过后，1964年的总统就要开始，经济增长过于缓慢，最后，肯尼迪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了。1963年1月，他向国会提交的100亿美元减税方案引人注目——那是当时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减税额，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乔治•；W•；布什总统三个减税计划的总和。
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不久就签署了这项减税法令。让所有人高兴的是，其结果正如经济顾问团所料：到1965年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年增长率超过6％，和沃尔特•；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