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 103，第 1445—1450 页。
⑥ ＇645＇《辽史》，卷 103，第 1450 页。
⑦ ＇645＇《辽史》，卷 103，第 1450 页；卷 104，第 1456—1457 页。
⑧ ＇645＇《辽史》，卷 42，第 518 页。
①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 1 编，第 11—14 卷，卷 123，第
1899 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2，第 1645—1646 页。
② ＇645＇《辽史》，卷 10，第 110 页。
③ ＇645＇《辽史》，卷 13，第 145 页；卷 61，第 939 页。
④ ＇645＇《辽史》，卷 17，第 201 页。
⑤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 112，第 1502 页。关于 1044 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
史》，卷 19，第 230 页。
国家与农业
１０ 世纪末，辽朝的经济还是支离破碎的：北方诸部落保持着他们的草原
生活方式，依靠他们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则一直从
事农业，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领十六州以后，其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
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中心和契丹帝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圣宗时政府开始采取
一些措施来发展交通，鼓励发展农业和保证合理的税收。
在整个圣宗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并鼓励开发和清理荒地，
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为纳税人。有时候，土地连同耕牛一起分配。１０１４ 年
的禁止诉讼妨碍农业的法令或许与这些措施有关。９９６ 年禁止军队无故行猎
和破坏庄稼。监察官被派出查看庄稼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
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 １０７０ 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
士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９６９—９８２ 年）这样的建议被
拒绝，１０６４ 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 １０６８ 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
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
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 路
在圣宗朝初期（９８４—９８９ 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
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①在 １０２７ 年，出于
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 ３０ 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 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
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
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
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
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９１２ 年，在
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８８２—９５９ 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
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
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
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９９１
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①和人口调查登记，９９７ 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
口的调查登记。②在 １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
①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 164—165 页。
① ＇645＇《辽史》，卷 13，第 139 页。
② ＇645＇《辽史》，卷 13，第 149 页。
９９１ 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③９９４ 年政府
下令建立“均税法”，④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
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⑤９９５ 年，一
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９９７ 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
税。⑥９９８ 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⑦１００２ 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
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①
１００５ 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
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
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 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９２７
—９４７ 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
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
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
重要手段。②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
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 ９８２ 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
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③９８３ 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
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
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
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
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
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１０５５ 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
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①从 １０５６ 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
币。②１１ 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 １０５５、１０６５、１０７４、１０８４、１１０２ 和 １１１２
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
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
点。到 １１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
③ ＇645＇《辽史》，卷 82，第 1290 页。
④ ＇645＇《辽史》，卷 13，第 145 页。
⑤ ＇645＇《辽史》，卷 59，第 925 页。
⑥ ＇645＇《辽史》，卷 13，第 148 页。
⑦ ＇645＇《辽史》，卷 13，第 149—150 页。
① ＇645＇《辽史》，卷 14，第 157 页。
②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3，第 906 页；＇645＇《辽史》，卷 37，第 441 页。
③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
史》，第 371 页。
④ ＇645＇《辽史》，卷 60，第 931 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 181—187 页；＇864＇《中国货币史》，
第 370—372 页。
① ＇645＇《辽史》，卷 60，第 931 页。
② ＇645＇《辽史》，卷 21，第 254 页。
令（１０８４ 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１０８８ 年）。③在 １０９０ 年，作为使节被
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④到 １２ 世纪
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
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
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⑤他们保留了拥有
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
在 １０ 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
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
在 ９９４ 年和 ９９７ 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
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
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１００６ 年奚王
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①１００７ 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
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
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１００９ 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 １０１８ 年
到 １０２０ 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②
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
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 １００８ 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１０１３ 年来到这
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
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 １０４４
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
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
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 １１ 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
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③ ＇645＇《辽史》，卷 60，第 931 页；卷 22，第 270 页。
④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 42，第 938 页。
⑤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 8—10 页；＇768＇李涵、沈学明：
《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①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 443—456 页。
② ＇645＇《辽史》，卷 14，第 163 页；卷 16，第 184、185、188 页。祖庙于 1019 年为景宗、1020 年为太祖
而建。
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
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
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
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
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９８６ 年
宋太宗 ９７９ 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
的反响。９８０ 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
进攻，但 ９７９ 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
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 ９８５
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
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①
９８６ 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
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
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
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
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
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②
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
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
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
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 ９８８ 年和 ９８９
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
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
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
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 １０ 世纪的最后 ２０ 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
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