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汤氏谓吉氏之误，乃在看到史象的浮表，因为当基督教兴起之时，正当罗马衰亡，文明没落之秋，从而以这种皮相的观察，归咎于基督教。吉氏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安敦王朝，乃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极盛时代；而第三世纪才是其没落的开始。殊不知希腊罗马文化的衰落，乃在公元前五世纪早已开始，其衰亡乃是由于「自杀」（Suicide），并非由于「谋杀」（Murder）。易言之，罗马的衰亡，乃是由于其内在腐化的因素，此则在主前五世纪早已开始。他如马克思，则以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乃是残害文化的毒素。尼采则以基督教乃是奴才的哲学，乃是文化堕落的根源；而杜威也斥基督圣道，乃是社会进化最大的障碍。这些错觉，深中人心，无形中成了敌对福音的阻力；贻害人类，尤非浅鲜！
第二种错觉，乃以基督教比诸「蝴蝶与蝴蝶间的卵与蛹」，乃是两种文明之间过渡的桥梁。这乃是汤恩倍氏的见解。汤氏认为当一种旧文明灭亡以后，基督教便如那只老蝴蝶的蛹，可以放卵产生另一种新的文明。汤氏复比附其他宗教，认为回教乃是古以色列和伊朗文明和近东中东回教文明之间的卵蛹。印度教乃是古代亚利安文化和近代印度文化中间的桥梁；而佛教则为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远东文化的媒介。
第三种错觉，则又以为文明的没落与解体，乃是产生更高宗教的「踏脚石」。这也是汤恩倍的意见，氏复曲解圣经，牵强附会，支持他的论点，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来一二6）氏更荒谬的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乃是人类因为文化一再失败而受的痛苦之最惨烈的经验。基督教会的兴起，乃是因为希腊罗马文明没落，精神痛苦的结果。氏更说基督教的根源，乃在犹太教和祆教；质言之，乃是叙利亚文明崩溃的结果。而犹太以色列二国，乃是古叙利亚帝国的二邦。由于叙利亚帝国的崩溃，遂有犹太教的发生；而其最高的精神表现，乃以赛亚先知书中为主耶稣受难的「挽歌」！汤氏又说，若从摩西信仰的背景讲，犹太教又是埃及文明崩溃的结果。忽而叙利亚，忽而埃及，汤氏可谓极尽牵强附会的能事。汤氏要使他的「比附」能够成立，因此他竟怀疑圣经，否认史实，认为亚伯拉罕和摩西，并非一定是真正历史的人物。他说亚伯拉罕摩西，是否确有其人，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代表某种历史阶段中的宗教经验。而摩西的先驱亚伯拉罕，乃是当公元前十八、十九世纪时「苏美」（Sumer，力生按：Sumer可作Shumer，即旧约创世记十章十节中之「士拿」，乃六千年前巴比伦平原的原始民族）开始崩溃时，得到了启示和应许，才创立宗教。这些人都是「生于忧患」，乃是耶稣基督的先驱；而他们在苦难中所得的启示，便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的序幕。
第四，汤氏又以宗教比诸整个的车身，而文化乃是车轮。文化之轮，虽常反覆轮回，整个车身，则因此转动向前；同理，人类文明，虽兴替无常，而整个宗教运动，则始终朝着一条直线向前迈进。质言之，整个的宗教运动，乃是因着人类文明不断的生死轮回而推进。汤氏又说，倘使文明是主，是体；宗教是从，是末；则每经一次文明的没落与复兴，必有一种更高的更新的宗教应运而生；如是将来必另有一种更高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但从另一面看，倘使宗教是本，是主，文明是末，是从；则文明没落复兴的结果，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更高级的宗教；如是，纵使西方文明没落，基督教不但能够屹立不撼，而且反能从文明的灾祸中，得到新的经验，而其「智慧和身量反要都一齐增长」。
汤氏批评吉朋，他的史识，虽似较吉朋氏稍胜一筹；但是他对宗教的见解，却不免有许多严重的错误。第一，他根本没有认识宗教的真谛。真正的宗教，乃神创的宗教，真神的启示，而非「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乃是神在永世里早已决定了的一个完美的救世之道。所以与人本的自然宗教，不可混为一谈，等量齐观，这是汤氏的根本错误。其次，神的智慧，超迈古今；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是咋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人的意念，往往今是昨非；人的制度，常须革故鼎新；而基督圣道，却是一点一划，不能废去，不能更改。他的道，乃安定在天，万古长存，直到永远。其三，我们固不否认基督圣道，对于推助近代文化的影响（参看上文第一节）。惟是基督教，乃是属天的圣道，真神的启示：而文化乃为人类思想的型态，生活的方式，前者为本，后者为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汤氏既于宗教的真谛，没有正确的认识，复以基督圣道，与自然宗教，混为一谈，无怪其不能认识圣道与文化的分际，而有以上各种错误的见解。然而，此乃一般世俗学者，所同犯的通病，仅以汤氏每好侈谈文化宗教，故以汤氏为例，以概其馀而已。现在学者，徒慨叹人类文化的失调，震惊文明的解体；而不知其症结与厉阶，乃在世俗学者，对于圣道认识之错误，这乃是我们首应唤起世人注意的基本问题。
叁人本文化之病态
人类文化，乃有两方面的关系，一为人类对外物之治理（创一28）；一为人类对上帝的责任（创二17；出二○3－11）。不幸人类受了魔鬼的试诱，以为「悖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听了魔鬼的唆使怂恿，竟无视上帝的吩咐，擅食禁果，以为这样便能像上帝，和上帝一样聪明（创三1－6）。这一个偏差，却惹起了滔天的大祸，种下了人类灾难痛苦的祸根，失去了他固有的乐园。人类遭此厄运，非但不知悔悟，反而自高自大，妄想造塔通天，传扬己名（创一一1一9）；顶天立地，自立「人极」；否认上帝，自比神明，自登上帝的宝座，自建已失的乐园。这乃是不信上帝、悖逆上帝、高举人类的人本主义的世俗文化的本质；也是今日文化失调，文明解体，根本症结之所在。
魔鬼一贯的作风，便是要人争逐外物，藐视神道。最初魔鬼向首先的亚当——人类始祖的试探，乃是要怂恿他吃悦人眼目的果子，悖逆上帝交付的诫命。以后向末后的亚当——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试探，也是怂恿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食物；但是主耶稣仅拿一句话，便败坏了魔鬼的诡计；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第一是资生之物，第二是上帝的道；人类不可徒骛物质的乐利，而尤应尊重上帝的旨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又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1－33）著名圣经学者莫尔根氏（G。CmpbellMorgan）诠释主受试探的经文说，魔鬼向主耶稣的试探，叫他先要求食物；而神的话，乃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个本末先后的次序，乃是魔道和神道，所由判别的基准。人类不能违反上帝的道，不能颠倒上帝所定的本末先后的次序；否则倒行逆施，结果乃是螳臂挡辙，势必自趋灭亡！
汤恩倍氏有言曰：人类最大之不幸，乃在昧于人类和上帝的关系，而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俱已失败，人类唯一希望，乃在「超人化身的基督」。此乃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比较分析所得的历史科学的结论。故戴维四氏（DonaldR。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ScienceofOriginalsin）。「六千年人类的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屈鲁柏德氏（D。E。Trueblood）也说：现代文明，乃似「瓶中之花」，虽觉鲜艳夺目，却已失去命脉，不久必趋情谢。此乃人本主义的文化致命的缺陷，亦为当前人类莫大之危机。
中国受了近代西洋文化的挑战，同时又惑于所谓科学民主表面上的成就，要想挽救中国贫弱祸乱的厄运，于是文化运动、革命运动，相继应运而生。首有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政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后又有陈独秀、胡适之等的新文化运动……结果非但无补时艰，反而带来了民族的灾难，使国家民族陷于更惨苦的境界。诚如苏鲁根氏说，证诸历史的事实，一切战争，其目的本想止制战争，结果只是酿成更惨烈的战争；而几千次的革命运动，也从未实现理想的社会。人类一切改造的企图，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从另一面看，和胡适之等「全盘西化」运动针锋相对的，又有陈立夫等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以及近数年来钱穆、唐君毅等的儒释各教的文化复兴运动，这正是著者本人在皈主以前，和钱唐诸氏共同的宏愿（作者不仅和他们志同道合，且曾共同合作兴学江南。参看拙著《原道》页一八四）。前年自由中国，因为提倡「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发表了一些菲薄东方文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论辩，并且闹意气之争。殊不知无论是「全盘西化」或「中国本位」，都不能解决人类问题。诚如梁寒操先生说：「宇宙是无穷，人生也无穷；宇宙和人生的知识更是无穷。在真理的大海上，稍为获得了一种知识，便『予智自雄』，这是最要不得的态度。」因为科学哲学，无论其如何进步高深，都不能穷宇宙人生之奥秘；终「不能测透上帝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终不能超越物质与自然的范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类问题的究竟，乃是超乎时间空间和物质自然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写道：「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部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启五1一4）！这乃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悲哀，我们也应为他们「大哭」！法国天才科学家，巴斯格氏（BlaisePascal）十六岁时已完成关于投影几何学的名著；二十左右，已作各种惊人发明，对物理学和科学方法有钜大贡献。但是他对人生的奥秘，却不能了悟；痛苦烦恼，无以自遣；尤感人生离神，境况悲惨，而科学哲学，终不能解答他的问题，氏遂转而研究圣经。某夕展诵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神忽向其显现；当年摩西所见「荆棘中之火焰」，充满其室，上闻主声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学者的上帝」……自是转迷成悟，始知科学哲学，不能使其认识真神，遂敝屣科哲，获得无上喜乐平安。此乃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十时半至十二时半之事，巴氏曾亲缮于羊皮纸上，现仍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即我国鼓吹人文主义的学者，如唐君毅先生亦公开宣称：「到了现在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二十世纪之人文主义，均只能在现代文明之偏弊之压抑下，在一种挣扎之状态下来求生存，因为东西两方的人文主义，都同样遭受到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威胁。这些重大威胁的本源，本来是人类创造出来福利社会的；但今天人类已无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那些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遂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惟是，人类所以「没法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其症结乃在人类悖弃了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绝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以是文化遂成跛行的发展；人类所「创造出来，本是为福利社会之东西」，反而「变成了人类重大的威胁」。故人类之盼望，固不在科学，也不在哲学；虽不在西方，也不在东方；而乃在知所自返，皈依救主，敬畏天地万物，文化历史的主宰，回复其生命福乐之根源与中心。
社会学权威苏鲁根氏（P。A。Sorokin）指出今日人类之危机，乃在「感官文化」之解体，又谓一切人为的制度，均无绝对的价值；只有超越向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从根本上求价值观念，人类文化的更张、纯化与提高；以上帝为中心，求上帝的荣耀；才能谋神人的和好，天人的合一，以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的和平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