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提高；以上帝为中心，求上帝的荣耀；才能谋神人的和好，天人的合一，以及社会国家乃至世界人类的和平与乐利。
肆圣徒对文化之态度
关于圣道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圣徒对文化的态度，学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照倪博尔氏（ReinholdNiebuhr）的分析，共有五种：一为圣道敌视文化，二为圣道投降文化，三为圣道超越文化，四为圣道对峙文化，五为圣道改造文化。惟概括言之，可分为三种：其一为以圣道附属文化；其二为以圣道摧毁文化；其三为以圣道启导文化。兹分论之。
一、以圣道附属文化
主是说者，大都是现代派「神学家」，他们的企图，乃是要消除基督圣道超自然的特质，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凡俗宗教。举凡一切超凡的神迹，非人智所能解，非人力所能为者，一概不信，予以抛弃；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哲学的体系，人类文化的一部；而非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救法。质言之，他们乃是一方面「俗化圣道」，一方面「自我神化」；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上帝；凭自己的私智，诋毁圣经，舍本逐末；喧宾夺主，奚落上帝，高举人类；僭妄亵渎，实乃摧毁圣道的叛徒！他们虽仍披上基督圣道的外衣，而且长袖善舞，到处活动，盘据要津；巧于词令，长于口才，袭用圣经的「字句」，却是以私意曲解，消灭了圣道的精义，使基督圣道，名存实亡，等于一张空头支票，根本不能兑现。
二、以圣道摧毁文化
此派认为人类罪性严重，绝难自救；一切人为的救法，都是徒托空想，心劳日拙。救恩直接出自耶和华上帝；人类若非重生，断不能见天国。因此，认为人类文化，不但无济于事；并且有碍福音的传扬。这些圣徒，笃信圣道，事主敬虔；忠诚热烈，灵性高超；但是他们灵性的追求，却走向了一个「过犹不及」的另一种偏差，便是因为避俗而遁世，使属灵的事，完全孤立；使教会工作，与世绝缘；对于国家社会，人类文化，视为不洁之俗物，不但不应沾染，而且应加扫除，他们认为文化哲学，都为「败亡人的智慧」，「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完全抹煞人类理智正当的功用。殊不知宗教的要素，乃在「知」「情」「意」三方面（关于此点余于所著《总体辩道学》「卷参」一书，已另加详论），不能完全感情用事。人类所以能认识真理，固首赖上帝的启示，亦仍需理智的领会。上帝一面给我们启示，一面又给我们智慧的灵（弗一17），藉着圣灵的运用与启迪，使我们有认识真理的能力；我们不可「因噎废食」，暴弃神恩，遁世嫉俗，放弃责任；而应善为运用，因势利导，阐扬真道，以期「道化」文化。因此我们当进而讨论第三种的态度。
三、以圣道启导文化
此派不偏不倚，既不舍本逐末，投降文化；亦不因噎废食，抛弃文化；而要因势利导，启蒙化迪，改造文化，洁净文化，提高文化，昌明文化，使文化为神之仆，而成神之用；终乃道化文化，使神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10）。我们固不应把天国和世界，教会和社会，神智和世智，福音和哲学，圣道和文化，混为一谈；然也不应因此逃避现实，不负责任，使教会遗世独立，完全孤立起来。所以圣徒对文化理所至当，责所应负的态度，便是启导文化。第一，我们要宣扬福音，引人皈主，不能仅做浮表的工作。我们传道，往往仅是引人到了教堂，事实上并未真正能引人皈主。有些仅到教堂的所谓信徒，对于他们所信的，何以为真；对于世人所信的，何以为误，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人问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不能「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彼前三15）。不但此也，甚至有些所谓信徒的思想见解，生活方式，其实也并未道化，与圣道打成一片，致令教会失去见证的力量。第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12）但是我们却并未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宝剑」，来作文化思想战的利器；也并未运用圣道的真理，改造人类的思想方式，意识形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一○4－5）第三，我们传道的对象，乃为整个世界。现在世界文化，不仅与圣道脱节，而且与圣道敌对，我们尤宜使圣道的真谛，深入人心，渗透弥漫。宣道工作，虽非文化运动；福音目的，乃在拯救灵魂；但是各种错误的文化思想，乃是拦阻人接受福音的障碍。如果我们完全漠视这个根深蒂固的障碍，不加扫除，仅仅致力个人灵魂的得救，只是零零星星地引导少数人皈主，其结果将事倍功半。所以我们还应正视教会当前面临的危机，认清教会当前的使命，向敌视圣道的文化挑战，消除一切敌视圣道，残害人心，操纵文化，根深蒂固的种种错觉成见；并靠着圣灵的大能，振颓起废，使陷溺的人心，彻底更新，陶制时代的思想，造成波澜壮阔的运动，使生命的活水，灌溉荒凉的世界，复苏旷野的枯骨（结三七5）；使整个人类，得到复活的新生。第四，自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主义，荣登宝座，人类迷信科学万能，现代文化，遂与圣道，完全脱节，背道而驰，骛新之士，妄以人智窥测神智，以幼稚的理性，代替圣经的权威；使超凡的圣道，低首就范，受人智的限制；凡非人智所能了悟，科学所能证实者，均被斥为迷信，视为荒诞。讥正统神学不合时宜，不但否认圣经的权威，尤且怀疑真神之存在。遂使无神唯物思想，乘时横决，泛滥世界。纯从物质而言，固有长足之发展，呈空前之进步；但从精神方面而言，人类的灵性与道德，适呈相反的衰颓病态，此乃人类文化失调，文明解体之基因。由于文化之失调，不但社会生活，日趋动乱；而人类思想能力，也日趋机械化、瘫痪化。人心既为形役，「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而人类心志，亦失去其自由独立，从而受制于魔，日趋消沉，对于魔鬼的试诱，亦失其抗拒的能力。无怪世界灾祸，横决泛滥，莫之能御。故今日救世之道，莫亟乎「道化」文化；俾克抗拒魔道，复兴万事，请申论之。
伍教会对文化之使命
基上所论，吾人当可清楚认识圣徒对于文化应负之使命，实在异常迫切而重大。魔鬼一贯的诡计，便是要试诱人类，偏离圣道，悖逆真神，从而争取文化领导权。初则唆使首先的亚当抗命摘食悦人眼目的禁果，后又胆敢试探末后的亚当，吩咐石头变食物；而不知神的道，乃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神便会照他荣耀丰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世人（太六31－33；腓四19）。其次，魔鬼的哲学，便是用「岂是真说」，「不一定死」种种说法来诱惑世人，动摇其对神的信心，抗拒神所定的诫命，认为这样便能「眼睛明亮」，能「有智慧」，而且「便如上帝」（创三5－6）。质言之，照神的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箴九10）；而魔鬼的哲学，则以不信上帝，怀疑上帝，乃是智慧的开端。（查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我国新文化运动首领胡适之流，均随从魔鬼哲学，谓学问之道，首贵「怀疑」！）观此圣道与魔道，乃是针锋相对，根本冲突。而魔鬼一贯的计谋，处心积虑，便要敌对神道，争取文化哲学的领导权。
因此最初基督教和希腊文化接触，便开始和世俗文化相搏斗。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时，亚力山大已经征服巴勒斯坦三百六十年之久，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诡辩，即已带有希
腊辩证的方法。哲学家承柏拉图之馀绪，便开始用希腊哲学曲解圣经，此便为以后诺斯底异端（Gnostics）之厉阶。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古邦，因此我国学人，当引此为鉴戒，不可以中国哲学来牵强附会，曲解圣经，致蹈诺斯底的覆辙。查诺斯底异端，把上帝视为一位「大而不可知者」（TheGreatUnknown），把主耶稣当作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媒介之一，并非独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他们特别尊敬「大母」（TheGreatMother），便是所谓「苏菲亚」（Sophia），即是「智慧」，因为反对「因信得救」，就另倡「因知得救」的邪说。今日「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Science），即是此种异端的恶果。同时又以身体为恶，遂重苦行，以为得救之道，乃在使灵从物质的身体中得到解脱，从而又反对「因信称义」，以为须靠行为得救。保罗在罗马被囚之时（约在主后六＃至六三之间），那时歌罗西教会，受了柏拉图学说和诺斯底异端的影响，遂写信给歌罗西教会，指斥他们的错误，强调主耶稣乃是唯一的中保，独一的救主，有具足的救恩，绝对不需要其他的「媒介」或「苦行」等救法，这乃是保罗作歌罗西书的背景；而其中心则为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哲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初期的教父，都坚持这个立场，抨击异端邪说，如特土良（Tertullian；A。D。165一220）便为著名辩道者，他尝警告时人：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一则以神为本，一则以人为本；有了耶稣，一切辩护，即迎刃而解。他如拉克坦西（Lactantius，A。D。260一330），斥荷马（Homer）的著作，仅为人的作品，不能使人晓悟神的真理。耶柔米（Jerome，A。D。347一420）复谓何拉西（Horace）、韦吉尔（Vergil）、西塞禄（Cicero）诸氏之杰作，若和诗篇、福音、使徒著作，分别对比，便相形见绌，判若天壤。米兰大僧安伯罗斯（AmbroseofMilan，A。D。340一397；查奥古斯丁，尝从氏游，服其辩才，由是悔悟，皈依基督），斥科学家的宇宙论，荒诞不经，直同异教邪说。自是以降，直到改教运动，教会代有杰出之士，对世俗学者的谬论邪说，加以驳斥。
马丁路德甚至说「属血气之伦的理性」（Natural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妇」（TheBrideoftheDevil）。经云：「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林前二5）。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亦自承无知，亦不能授人以知。乃后之学者，误以哲学为真理，迷信人智，偏离真道；徒骛「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予智自雄，作无谓之论辩（提前六20一21；提后二23）；争一日立短长，其实已「偏离了真道」。由于希腊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合流，益以罗马的「君王崇拜」和「权力崇拜」、西方文化，和基督圣道，遂背道而驰；彼此精神，完全异趣。自所谓「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以后，由于本体论的偏差，近代哲人，遂迷失于旷野的枯骨里（结三七2）。他们虽或高谈上帝，却是始终找不到上帝。笛卡儿便发明了一种所谓新的方法，以其自我存在，为一切思想的起点，摆脱神学家思想的束缚，以为一切学问，当始自怀疑；一切知识，乃源于自我；一切真理，当以自我理性为衡量判别的标准；而个人才成为最高的主权者；我们人类「生活、动作、存留」（徒一七28），乃不在「神」，而唯在「我」。这不仅根本颠倒了圣经的真理，而且使「血气的哲学家」（NaturalPhilosopher），都成了主观理性的俘虏。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后，上帝的位格，遂被否认；现代人和上帝，遂失去了与神位格的关系；而所谓宗教的道理，亦只能以人的理智为范围。质言之，现代哲人，事实上乃自登上帝的宝座，而把一位真活的上帝，逐出了世界。
现代科学进步的结果，使教会与文化，日形疏远脱节，教会对于世界所能施展的影响，日见衰微；基督圣道，对于现代文化，几乎彼此隔绝，不生关系。现代文化界人，他们的思想，对于福音，尤其漠不关心。其实他们并非完全有真正反对的理由，而仅是不问情由，深闭固拒。基督教，本来并非哲学，根本无从引起哲学上论辩的可能；基督教仅是宣告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传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不幸现代的思想界，虽自炫态度客观科学，对于这一个救世的福音，历史的事实，却不加正视，绝对否认。而现代文化，乃是一个不可漠视的雄大的力量，若不使其信服圣道，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