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很知道王先生的为人。要想一下子把他打倒； 恐怕还不那么容易。你说他是坏人； 人家接受不下去； 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 就连大街上卖小菜的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 怎么好轻易动他呢？ 再者； 他这个教会也确是中国人自立的； 与外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要给他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 一时也扣不上去。何况他还有沦陷时期与日本人斗争的光荣历史； 政府也不好一笔抹杀。反之； 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 让他领导教会； 岂不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吗？ 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 希望他改变态度。
顾仁恩先生在青岛被捕后； 政府和‘三自’方面的人也曾抬出王明道先生来； 因为知道王先生是不赞成顾仁恩的为人的。有人曾去拜访王先生； 请他发表谈话； 王先生拒而不答。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他说他不愿落井下石。平时人们吹捧顾仁恩、高举顾仁恩的时候； 他对顾仁恩在说话和行事上的那些不诚实之处确曾予以指责。但到了这个时候； 他就宁愿保持缄默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后；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理会牧师王梓仲曾托人去跟王明道先生接洽说：
“你们应该参加北京基督教联合会。”
“我们不参加；”王先生回答；“因为我们跟一般教会的信仰不相同。”
这位王梓仲牧师 （后来作了北京三自会的主席） 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人。对于王梓仲牧师的信仰； 王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一位姓宁的老先生去找王梓仲； 问到关乎圣经的问题。王梓仲说：‘你信圣经不要全信。要挑着信； 挑那些可信的信； 那些不可信的就不要信。’这番话可把这位宁先生给说糊涂了。后来他来问我； 我说：‘你去买字典； 如果卖书的人对你说：「先生； 这个字典你可要挑着信。」那你还买不买呀？ 买字典就是因为有不认识的字。对字典要挑着信； 我怎么挑啊？’那人明白了； 以后就再也不到王梓仲那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 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听了倪先生的话； 参加了‘三自’； 并且还发表了一份由十人署名的通函； 表示拥护三自会。王先生看了这份通函以后； 心中为之叹息； 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颇为孤立。两天以后； 聚会处一位弟兄去见王先生； 讲到阎迦勒弟兄在聚会处发表的言论； 使他心里极其痛苦。到六月下旬； 聚会处的负责人又用诱劝和恐吓的办法对付他们教会中反对参加‘三自’的人； 并且嘱咐讲道的人； 今后不得再提“黑暗世界”、“撒但”以及“天国”等名词。在此情况下； 教会中不少弟兄姊妹就离开聚会处； 到基督徒会堂去了。
阎迦勒弟兄原想基督徒会堂不参加‘三自’； 大概是存在不下去了。谁知政府并没有干预； 而且王先生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他的教会人数却越来越少。看看这个形势； 他想大概政府不会过问教会的事； 于是他又不参加‘三自’了。在这一时期； 不论是北京聚会处或是上海聚会处； 都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上海聚会处参加‘三自’以后； 一九五二年十月该教会长老张愚之弟兄到了北京。十月廿日由阎迦勒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 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对王先生说：
“倪弟兄也参加‘三自’了。”
“他可以参加他的； 我不管。我是决不参加。”王先生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 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 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 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
张愚之弟兄问王先生今天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 王先生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说； 跟着使徒的脚踪走； 效法他们那样勇敢刚强； 那样不怕恐吓； 那样不顾性命； 那样至死忠心； 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 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然后王先生又告诉他； 聚会处的错误必须悔改、自卑、求神怜悯； 不可下埃及去求帮助。
张弟兄返沪之后； 就在家里聚会； 不再参加聚会处的聚会了。王先生随后给他寄去两、三册《灵食季刊》； 请他给他的同人们看。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愚之弟兄被捕。那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打人、杀人、乱哄哄的时代； 他很快就被枪毙了； 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勇敢。文化大革命过后； 政府有意给他的家属几千块钱补偿金； 但他的夫人拒绝接受； 说：
“我的丈夫不是只值这几千块钱。”
第 八 章 与 日 俱 增 的 压 力
上海市是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上海的控诉对全国起着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上海开过控诉会后； 各地都陆续开会； 意在展开控诉。在控诉之前； 各地大都根据刘良模先生《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的指示； 先开几天学习会； 作好各样准备工作； 然后还要经过排练； 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但各地毕竟没有上海那点水平； 因而怪态百出； 常常起不到预期的作用； 反而暴露了教会的种种黑幕。凡是控诉会开得成功的城市； 控诉后就成立三自会分会； 由当地教会的“进步分子”和有名望的牧者们担任委员； 并由宗教事务处透过三自分会学习班幕后指挥； 对言论失当的牧师和传道人进行批判； 并要他们作出‘自我检讨’。这样一来； 教会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政府手中了。王先生看到此种情况； 就勉励信徒刚强勇敢； 谨慎言行； 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 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 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 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 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了。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 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 历时达三小时之久； 说教会必须一面倒； 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 “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 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 告以会堂不外借； 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
论二、三日后； 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О一号； 谓北京基督
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
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 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 要大家“努力捐献； 支持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 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 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 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 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些人？ 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 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 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 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 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 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 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 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 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 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 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 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 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 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 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 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 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 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 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 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 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 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
神之荣耀； 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 乃在神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 求神使之恢复信心；
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 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 儿子也十分孝父； 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 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 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 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
第 九 章 圣 道 讲 习 班
从一九四九年三月起； 基督徒会堂每礼拜四都有一个聚会； 在小会堂举行； 定名为“训练班”。第一次聚会只有二十几人参加； 会上主要讲圣经真理； 属“门徒训练”性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性质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初； 训练班以一个新的名称出现； 叫“圣道学习班”； 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学习班在一月十七日开班时； 出席者五十人； 会中首先是各人作自我介绍； 然后由王先生讲《在财物上清廉》。到一九五三年初； “圣道学习班”改称“讲习班”； 有见证和茶会； 到会者三十二人。到一九五三年底； 这个聚会才正式叫“圣道讲习班”； 并且改为学校性质。 每礼拜四统一上课； 并不分组； 暑期还放暑假。不能来上课的； 一定要请假。
本来各教会的门徒训练班和其它各种聚会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基督徒会堂的这个聚会就不一样； 政府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班里和班外的人政府分别对待： 班里的人被定为“王明道骨干分子”； 班外的人则被认为是一般信徒； 不去过分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从一九五四年起； 这个聚会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了； 而是必须经过王先生审查合格方可。全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 因此这个聚会就被认为是教会的核心和骨干； 是所谓“内圈的人”。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成员； 或者是从外地来的； 要求教会接纳； 讲习班的人常奉派去跟他们谈话； 了解他们； 看他们是否真的有生命； 然后向王先生汇报； 所以这些人被认为是王明道的嫡系。
王先生办讲习班主要是训练大家读圣经； 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将来为主传福音。会上总是由王先生先讲一些； 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讲课的内容； 除了查经以外； 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王先生还讲吴耀宗先生等三自会领袖的事； 和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三自”； 也讲在沦陷时期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日本人搞的“华北基督教团”。这些事是反复地讲； 用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并坚定信仰的立场。
一九五四年后； 形势越来越紧张； 圣道讲习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取得教会信任的假弟兄趁机混入； 作政府的耳目； 而且后来还有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旁听。王先生此时感受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与“三自”针锋相对的。王先生说：“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样高明的办法； 如今被发现了。”他认为这是撒但向教会的进攻； 也是摆在教会面前的一场严肃的战斗。为了捍卫信仰； 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教会必须谨慎儆醒； 勇敢战斗。从政府眼里看； 基督徒会堂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圣道讲习班则是它的核心力量； 当然必须严肃对待； 不能等闲视之。
圣道讲习班除了有假弟兄混入外；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曹联璞弟兄曾公开对王先生讲：“我不信了。”这话使他十分伤心。王恩庆和曹联璞二人又倡议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一面学圣经； 一面学马列； 聚会中采取政治挂帅。他们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不爱国、或者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不服从组识分配的人； 总是予以指摘； 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们还说：“教会应该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嘛！ 为什么不参加？”这两个人的工作等于是楔进教会内部的一根钉子； 使王先生非常为难。此时王先生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矣。
鉴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 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 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