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 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 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 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在小会堂里开会； 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 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作？”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 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 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 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作的话；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在这里就不能这样作。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 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 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 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 不去求人的同情； 只是单纯地倚靠神； 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 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 想要求助于人； 给他以同情和支持； 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 十 章 假 弟 兄 混 进 教 会
一九五四年； 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 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 并且取得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 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 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 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属于这个教会； 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 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 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 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 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 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 至少有两个是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 四川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 住在乃兹府朱大夫的院子里。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 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 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 也很爱主； 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 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 就住在娄的家里； 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 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 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 都是请他去作； 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 这个人突然不见了； 到师大去找他； 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 黄少府还说：“唉呀； 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 等到任务一完成； 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 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 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从学生会的第二任主席之时起； 就担任灵修组组长； 跟学生会副主席武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武贻俊被捕了； 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 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 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 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 担任人事处处长； 可知她一定对革命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 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 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 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 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 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 也安插了一些人； 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 在绥远工作时期； 因释放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 不知经谁介绍； 跟肖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 了解有什么人跟肖太太家有来往； 肖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肖太太的关系； 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 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 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 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 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 （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 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 看有什么人来； 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作的是什么工作； 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 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 他就出现了； 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之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 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 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 说他是基督徒； 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 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 他仍是经常去； 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 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 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 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 在那里秘密工作了。
第 十 一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全 国 会 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 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 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 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 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 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 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 争取； 再争取。这种作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 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 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 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 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 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 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 您找我谈话； 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 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的牧师们正在开会； 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 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 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 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 王先生说：
“李处长； 我要告辞了； 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 不忙； 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 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 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 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 都受人排挤； 受人歧视； 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 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 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 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 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 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 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 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
接着；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 到八月六日止； 共十六天； 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 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 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 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 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 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 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正在开会； 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 证婚完了； 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 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 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 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 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 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 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 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 听见门铃响。一会儿； 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 上面写着五个名字： 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 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 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 他们进了门； 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 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 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 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王先生的坏话； 给他难为。”意思是说； 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 说话说拧了； 会叫你们难堪； 那就不好了； 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 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 年龄都在六、七十岁； 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 就敢说不见他们； 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 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 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 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 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 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 一。 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 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 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 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 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 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 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一。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二。 号召全国信徒；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三。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 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四。 贯彻自治精神； 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五。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 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六。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 研究自传工作； 肃清帝国主义毒素； 传扬纯正福音。
七。 贯彻爱国爱教精神； 提倡爱国守法； 纯洁教会。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 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 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 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 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 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总要勉力去做； 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应当随时指出； 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 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 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注） 这些话的实质； 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