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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6）
当时云南的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去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请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他还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都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不断公开在报上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支持云南人民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清剿，还送枪弹给他们使用。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是很值得重视的。
蒋介石为巩固后方，9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来云南加强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蒋介石、毛人凤紧接着就派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执行“整肃”任务。徐下飞机见到我之后，急忙跳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特务直接驶到民革领导人之一的杨杰家中。由于杨杰在他抵昆明前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空，他便对我大加埋怨，说杨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抓的重要人物，抓到后即由他所乘的飞机押到重庆去，现在竟让他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因为杨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停一下，结果让他跑了。我是准备接受处分的。后来毛人凤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就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镇压。当晚全城戒严，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周养浩、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
毛人凤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他这个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事前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我们到了机场，才告诉昆明空军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因为蒋害怕发生和西安一样的事变，只在卢汉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7）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8）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