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题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义务报童”。
盼望特赦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落在后头，只见他高举报纸，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王耀武便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他紧紧围住，只听到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王一边念，徐一边把报纸匆匆分送给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了一张跑到一旁去看。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9）
这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门外去散步，看到徐远举也出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得十分高兴。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河边碰上了。原来，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参加包饺子，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帮着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饺子，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便没事去门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便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是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指那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是头一天颁布的，第二天见报，颁布之日正是这年的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但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真实感情了。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一百零五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中将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50人。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我在离开监狱与他握手分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狱中去世
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10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着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3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我们3人上午向他们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争取早日特赦，下午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的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可没有料到，过不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发生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斗。我和康泽、董益三3人，又被重新投进监狱。
“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处逼着人写诬陷一些老革命干部的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肯写这样的东西。听说他在那几年心情非常烦躁，常和人争吵。“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缝制的衣服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经送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无法救治而去世。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1）
·上海法学院法律系的高材生，军统三剑客中的“书生杀手”
·1941年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欣赏称赞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访欧洲，回国后被囚禁八年之久
·杨夫人谢葆真患了很严重的精神病，被折磨致死
·亲手布置安排杀害杨虎城全家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
·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重庆大破坏与大屠杀
·法网恢恢，昆明机场终于被捕
·周养浩与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
·在监狱中表现一直不怎么好，1975年被特赦
·后来定居美国，1990年在家中去世，享年84岁
周养浩，又名周文豪，190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在军统三剑客中，周不同于沈醉和徐远举，他不是军校出身，也不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学习法律的大学生。正是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背景，外加上他在军统内部心狠手辣，人们又称他为“书生杀手”。
1932年周养浩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法律系的高材生。虽然早在1933年就由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但并不在军统工作，而是法院的专职法官。1935年4月被派到国民政府武昌行营调查科任司法科员，同年10月，调国民党西北总部调查科当科员。1936年后，任陕西西安公安局三科科长、杭州警察局专员、重庆市警察局三科科长、军统局司法科审讯员、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科长。直到1941年娶了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后，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才进入军统，任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他以“改革狱政”为幌子，把囚犯改称“修养人”，办工厂、农场，开煤窑、商店，让“修养人”参加劳动，人称“笑面虎”。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周养浩出任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省政府监察室主任、保密局贵州站站长。
1948年9月到重庆，任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组长、造时场联合办事处主任，负责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监督、“训导”工作。
1948年11月，毛人凤在军统大权独揽后，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将周提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徐远举任区长。徐远举看不起周养浩是凭毛人凤的关系爬上来的，什么事都不告诉他。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认为徐是乡巴佬、土包子，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结果两人谁看谁都不顺眼，经常公开发生冲突，毛人凤调解了几次也不起作用。最后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四川是徐远举管，根本不理他。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是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当年连戴笠也让他三分，云南的沈醉更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结果谁也不理这回事，周其实是徒有其名，光杆司令。
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特别是杀害杨虎城全家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宋的孩子就是小萝卜头）是其亲手布置安排的。
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所作的诺言；并将张学良公然扣押，逼杨虎城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真和儿子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投降政策。
杨虎城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毅然携眷返国。
1937年12月2日，等杨虎城回国辗转到达南昌后，即被便衣军警和宪兵管制了，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计，但已无可奈何。这所别墅式一所独立的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式军统特务，外层警卫岗哨则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严密，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就难以下手了。所以决心先把杨扣留在南昌。杨夫人和儿子及随员等已经先返回西安，蒋介石仍然不放过他们。随后设法把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2）
在南昌软禁半年后，戴笠按蒋介石之命将杨虎城秘密转移至长沙，关押于东郊朱家花园，后又押往益阳桃花仓。国民党军从武汉撤离时，杨虎城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被解往贵州息烽县阳朗坝，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一年之后，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的囚室离公路太近，便下令另觅他处。
“玄天洞”在距息烽县城以东13华里的偏僻山顶上，高约10丈，里面有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道士庙，仅有一个出口，警戒方便，于是把囚禁杨虎城的地址选定在这里。特务将庙里的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在戴笠亲自布置下，除在杨虎城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采用传更的办法，所以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虎城可以在洞外走动一下。一到夜晚，便不准出门，他只能在屋里活动。中共息烽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肖忠书说：“当地人形容这里看管之严密，连玄天洞里的一只麻雀也别想逃走。”
戴笠对看守杨虎城的工作，除了严密的警卫设置外，还特别叮嘱当时任军统息烽监狱主任的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养浩是戴笠的小同乡，他表明上温文儒雅，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雄厚残忍的特务头目。因为周养浩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欣赏称赞，所以戴很信任周。所以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是也要受周养浩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关押期间，蒋介石曾希望杨虎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