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六
1913年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前往日本。1914年陈其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此后不断策动上海及江浙等地武装讨袁，屡起屡败。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收买了张宗昌，他派人将陈其美暗杀于上海寓所。至此，陶案的幕后主使陈其美最终也落了个被暗杀的下场。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并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氏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参考文章：
《蒋介石评传》，作者：汪荣祖、李敖
《蒋式家族全传》，作者：朱小平、吴金良
《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作者：陈鼓应
《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1）
·自幼聪慧，1899年在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1901年，前往杭州蚕学馆学习新学
·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志在办学，1904年开创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
·兴办教育期间，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
·辛亥革命前，在《时报》做兼职编辑，开始接触近代报业
·民初一度受命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
·1912年秋天，出任《申报》总经理，他从此走上了新闻报国的道路
·创造了《申报》最辉煌鼎盛的历史，成为中国的“报业巨子”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蒋介石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1934年11月13日遭到特务伏击，遇害身亡
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间，在幽静的山坳有一座庄严、气派的墓冢枕山面涧，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这里就是爱国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的长眠之地。
1912年史量才先生接办《申报》后，创造了《申报》最辉煌鼎盛的历史，他也由此成为现代史上最为著名的报业巨子。因为他所主编的报纸针砭时弊，不断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忌恨，1934年11月13日为特务杀害。史量才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新闻工作者刚正不阿的精神，在我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1年的春天，一位叫钱九斤的老村民带领着前来寻访史量才先生墓的人找到了这里。钱九斤当年只是一个小孩，史量才墓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三万五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等人带路，那时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些动物的脚印。夕阳西下，当丁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西湖边北山路上，当年的史量才自建的以他二夫人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也依然伫立。夕阳西沉，在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当年的挚友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目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殁。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就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回顾报业巨子史量才被刺一案的前后经过吧。
一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祖籍江苏江宁县。他的父亲史春帆1864年移居江苏松江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经商谋生。1880年，史量才出生时，史春帆已36岁，中年得子，极为钟爱，特聘儒者戴葵臣先生在家教孩子读书，想让他走科举致仕的道路。1899年史量才去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在戊戌变法浪潮的熏陶下，史量才不愿再走科举的老路，他渴望新知识，于是自己向泗泾镇上的龚镜清学习日文及理化知识。1901年，二十出头的松江秀才史量才说服了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西湖畔金沙港的杭州蚕学馆（浙江丝绸工学院前身）求学。这是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一家新式职业学堂，1898年春天在关帝庙旧址上开学，与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并称为四大新式学堂，史量才有幸成为第二届学生。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志在办学，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新知识的海洋中游弋。1902年他从杭州放寒假回家，就在家乡江苏松江泗泾镇倡议办一个新式小学堂，虽然困难重重，但在他的热情奔走下，1903年“私立养正初级学堂”诞生了。
1903年冬，史量才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先后在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和南洋中学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桂墅里创办的女子蚕桑学堂，发展女学和实业教育。他以旧式里弄六幢二层楼房为校舍，以种桑养蚕的近郊为基地。开办伊始，学生只有20余人。杭州蚕学馆的日籍教师对学校工作给予指导，正在日本留学的杭州蚕学馆同学郑辟疆，也经常给史介绍日本新法种桑和养蚕的经验。因此，该校教学方法新颖，教学效果显著，成了我国实业教育史上的著名学校。史量才一面主持蚕桑学堂，一面在外兼任教职，一度以自己所得的薪俸来补贴蚕桑学堂的开支。1912年辛亥革命后，蚕桑学堂改为省立，迁至苏州浒墅关，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由郑辟疆任校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2）
史量才在兴办教育期间，结识了不少江浙沪的爱国士绅和政界朋友。由此，他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1905年，上海政界组织宪政研究会，他是早期会员之一。
1907年，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他参加了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他积极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的行动，多方筹款筑路，并亲临现场规划。
史量才与张謇（季直）等立宪派人士结识，是由旧友黄炎培介绍的。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任常务调查干事。史量才与陈其美（英士）、章梓等同盟会员的接触，也在这一时期教书的余暇里。
上海的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有一座名为“息楼”的三层楼房，是80余年前《时报》主笔与教育界名流（多为中学校长）聚会的场所。由于同乡陈景韩的介绍，史量才得以兼任《时报》主笔，并成了息楼的座上客。这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编务、教学之余，在这里议论国事，痛斥朝政，有时商讨教育救国问题，争论十分热烈。
在上海的南阳路184号，那时还有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这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建造的。它大厅中挂着张之洞所题的“惜阴堂”横匾，因此人们就把这座建筑称为“惜阴堂”。在革命风云笼罩下，清王朝摇摇欲坠。“惜阴堂”却门庭若市，以君主立宪振首领张謇为核心的江浙两省知名人士频繁地在这里聚会。他们为清廷出谋划策，主张君主立宪，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反对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史量才于“惜阴堂”后期也来办点事，主要是记录讲话，整理文稿，同时并与陈其美等同盟会人联络。当时的史量才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不愿参加同盟会；但对立宪派的那一套，他也不赞成，认为必须推翻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所以也一直未加入立宪派。
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陈其美等人，拟借蚕桑女子学堂为据点攻打江南制造局。史量才慨然允诺。后因情况变化，预定计划未能实现，但也足以说明史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
1911年11月，江、浙、沪等十几个省市先后光复独立；张謇趁机建议江、浙、沪三地都督发起召开各省联合会议，共商国是，组织中央政府。史量才曾奉命为之奔走，在沪杭、沪苏之间多次进行联络。
上海光复后，史量才又受陈其美的委派，一度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为了替陈其美筹备款项，史量才风尘仆仆，往来于沪松之间。他办事精干，思想敏捷，深得陈的信任。但几年来的政治生活，使他对宦海望而却步。他的妻子又力劝他退出政界。好友黄炎培也要他离开上海，暂去苏州，相机行事。史量才此时已稍有积蓄，几经考虑，就以妻子病重，蚕桑学堂须全力维持为由，向陈其美提出辞职。此后，史量才转为较多地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接触。这一历史渊源，导致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走上了兴办新闻事业的道路。
二
1912年9月23日，发生了一件在《申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张謇、应德闳、赵凤昌、史量才、陈景韩等五人，以12万元的代价，向席子眉、席子佩兄弟购进《申报》，这天买卖双方的“合约”正式签字。10月20日，正式办了移交。史量才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任总主笔。从此，《申报》这家由英商美查创刊于1872年的近代报纸，才真正摆脱了外国人的掌握，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张报纸，基本上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张謇、应德宏、赵凤昌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因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