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张謇、应德宏、赵凤昌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因为史量才兼任过《时报》主笔，在“惜阴堂”活动中为张謇等所赏识，所以得以加入；陈景韩任总主笔，亦以文笔犀利闻名。接办《申报》，实际上是张、应、赵三人出资，史、陈二人出力。
当然，史量才就任《申报》总经理，从他本人来说，也是避离官场、继续实现其“开启民智”意愿的一种选择。正如黄炎培后来在《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中所说；“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3）
1915年冬，正当史量才苦心经营《申报》的时候，《申报》的前股东、当时仍留任为《申报》经理的席子佩，突然向公共租界会审公署控告史量才等不能如约按期还款。租界当局袒护席子佩，《申报》的竞争对手、《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又从中插手，史量才等败诉，《申报》被迫分期赔偿24。5万两银子。这时，张謇、应德闳、赵凤昌也无意办报，要求退出股份。面临着这双重的困难，史量才还是咬紧牙关，四出筹划，冀图使接办不久的《申报》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他争取到旧友，上海纱厂的巨子徐静仁的支持，由徐出面担保赔偿席子佩的巨款，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此后，《申报》也就为史量才个人所有。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史量才经营《申报》费尽心血。一方面，他使《申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不卷入党派之争。他曾自述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它尽力与对手《新闻报》竞争，革新报纸广告；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使每小时能印三大张的报纸9．6万份；1918年10月，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又新建了报社大楼。为在发行量上赶上《新闻报》，又用附送画报的办法积极发展订户，并探求快速投递的方法。在史量才及张竹平、王钦尧、许灿庭等经营人才的努力下，《申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1912年接办时的7000份，发展为1926年的14．1万余份，成为当时有数的大报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民族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史量才也因此成了中国的“报业巨子”。
史量才为实现“以企业造产为富国福民之本”的宏愿，1921年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后来他还协助友人扩大五洲药房和复兴中华书局。这样，史量才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金融、实业界。
1927年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新闻报》股权风波。1929年1月，史量才由董显光出面，在北京与《新闻报》外商股东、美国敦士福开森秘密谈判让渡股权事宜。谈判商定，由史出资80万元收买福开森在《新闻报》的全部股权。消息传出后，《新闻报》华籍股东、经理汪伯奇愤愤不平，报馆同人在报上展开了一场“收回股权”的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有利于实行新闻控制，也乘机进行干预，宣称对此“将予以相当处置”。处事一向谨慎的史量才，不得不做一些退让，与《新闻报》同人会晤时，史量才说：“《新闻报》外商股票转让于华商，成为纯粹华商的产业，当为诸君子所赞成。新股东以我和我的学生钱新之、吴蕴斋为主，并有中南银行，金城银行主持人参加。我保证新股东方面决无北洋军阀在内，外间传说，纯属谣传，今后事实可以证明。本人也决无吞并《新闻报》意图，想成为报业托拉斯。此后，《新闻报》还是一张独立自主的报纸。内部一切事务仍请汪氏昆仲照旧主持。我对于各部分亦不无端干涉。”
双方谈判结果，定下几条协议，其中包括史量才退出300股，使所掌握的股份不超过总股量的50％。《新闻报》同人，对此感到满意。《新闻报》股权风波就此结束。史量才原计划任董显光为《新闻报》总经理，戈公振为总主笔，这时只能放弃。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4）
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了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