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顿。他没有在信上签名，因为这封信是手写，而且是用德语写的。我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并把它打印出来后，爱因斯坦在上面签了名。最后，亚历山大？萨克斯把这封信带给了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说过：“我只为原子弹的制造做过一件事——我在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
爱因斯坦不是核物理学家，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并不知道曼哈顿计划，1943年的爆炸试验使他感到很惊奇。后来，爱因斯坦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建议不要对日本人使用原子弹。这封信在罗斯福去世两天之后才到达总统的办公桌。
西拉德和我也和爱因斯坦讨论过这第二封信。我们当时都相信使用原子弹是不明智的。后来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说，原子弹的爆炸挽救了一百五十万日本人的生命＇因为这样一来，同盟国就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你瞧，我们的建议是，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搞一次目的在于显示威力的爆炸。我知道，军方有军方的考虑，首先，他们的武库中只有数量有限的几枚炸弹；其次，他们不能肯定炸弹一定会爆炸。
不过我仍对这本书的说法感到吃惊。我问一位日本朋友这是不是事实，他说，“不错，在无人居住的地方爆炸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爱因斯坦坚定地支持建立以色列国。我们都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至少对以色列人绝对是件好事。爱因斯坦并不后悔他在魏茨曼死后拒绝了要他担任以色列总统的请求。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好总统。他不想每天会见五十个人。他不是搞行政管理的人。
迈耶？韦斯盖尔，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好像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虽然他的天才恰恰在于揭开这个物质世界的秘密。比起公众的追捧和耀眼的光环，他更热衷于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1952年，魏茨曼去世之后，本？格里翁先生灵机一动，叫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去问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当总统。如果当时本？格里翁征求我的看法，我就会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总统职务以及国家元首所享受的那套礼仪、排场和生活环境对爱因斯坦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就像相对论对于我和你一样。
“我的以色列同胞们对我的厚爱使我深受感动，”爱因斯坦后来对一位朋友说。“不过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谢绝了。我很遗憾。虽然许多造反者后来成了达官要人，我可做不到。”本？格里翁终于松了口大气。当他在等待爱因斯坦的答复时，他问自己的助理，未来的总统伊扎克？理查兹，“告诉我，如果他答应了，我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位置给他，不给他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他真的接受下来，那我们就麻烦了。”
艾伦？理查兹，摄影师。1945年，普林斯顿大学委托理查兹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拍一张正式的肖像照。
我走上有点儿摇晃的楼梯到他的书房去，心想他此时一定是穿着翼领和礼服大衣，显现出和他的天才相匹配的无限尊严。没想到，他穿着旧毛衣和松松垮垮的裤子。蓬乱的八字须，头发乱糟糟的，好像有好几个月没梳理过。我惊呆了。我搞不懂，既然他如此不修边幅，为什么还要刮脸。有一次，我把一张拍得特别成功的肖像照多印了十几张带给他，好让他送给朋友们。他把这些照片都推到一边。“我讨厌我的照片，”他说。“瞧我的脸。如果没有这个，”他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八字须，嘲弄地做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我看上去就像个女人。”还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他们十八个月大的小男孩来见他。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是他们婚礼上的男傧相。那孩子看了他一眼，突然发出一阵尖叫。做父母的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可是爱因斯坦的眼睛却突然发亮。他赞赏地微笑着，拍拍小家伙的脑袋，温柔地低声对他说，“你是第一个对我说实话的人。”
伊里亚？埃伦伯格，著名俄罗斯作家，战地记者，采访过丘吉尔和戴高乐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感到惊讶了：我曾飞遍天涯海角 。。。 见过许多名人和不止一个伟人，我曾经历过三次战争、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46年5月14日，我像第一次见到自然奇观的孩子那样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被带到普林斯顿，发现爱因斯坦正面对面地站在我面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六十七岁了；他那灰白的长发使他看上去很像十九世纪的音乐家或隐士。他的脸轮廓鲜明。他的眼睛惊人地年轻，有时悲伤，有时警觉，有时关注，有时像男孩那样充满了顽皮的笑意。他是年轻的，岁月磨灭不了他的青春；就像他自己在随意之中所说的那样：“我这辈子总是感到困惑，我一直都在试图理解。”
在从纽约到普林斯顿的路上，我感到神经紧张：我这个对科学浑噩无知的人能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说些什么呢？我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带我去普林斯顿的犹太作家布雷宁。他说，爱因斯坦是个很单纯的人，他想和我见面，因为他关注俄国，也关注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爱因斯坦一开口说话，我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一切都使我惊叹不已：他的外貌，他的生活，他的智慧，他的挑战精神，不过，最使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此时此刻，我正和他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对我说话。
我记得郎之万在1934年说过这样的话：“爱因斯坦改变了整个自然科学。在他之前，物理学家们认为一切都已在他们的把握之中，可是他证明了还有一种全新的观察方式。他开创了现代物理学——不仅是物理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
谈起美国人，爱因斯坦说，“他们很像小孩子，有时候很可爱，有时候顽皮捣蛋。让小孩子玩火柴是危险的，最好让他们玩木块。他们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恩恩冤冤。大战期间，普通的美国人一听到‘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就会摘下他的手表寄给红军战士。如今，同样的词会在很多人中间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让那些俄国人看看吧，我们也有原子弹。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受了报纸的影响。我在《纽约客》上读到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广岛的报道＇作者约翰？赫尔希＇。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把它们分发给我的学生。有个学生对我说谢谢，然后说，“多么了不起的炸弹啊！”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人。可是这一切非常令人痛心。”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7）
他又回到原子弹的问题：“你瞧，最大的危险在于相信逻辑。你坚信2加2等于4。我可不这么想。可惜罗斯福死了，他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埃伦伯格知道爱因斯坦对“黑书”很感兴趣。所谓黑书就是那些揭露纳粹在被占领土地上犯下的反犹罪行的日记、信件和目击者的讲述。埃伦伯格随身带了一些这样的文件。爱因斯坦仔细地看了。＇
然后他说，“我多次说过，知识的潜能是无限的。现在我觉得邪恶和残暴也是无止境的。”
＇埃伦伯格告诉爱因斯坦，他打算到美国南方去看看“黑人是怎样生活的”。＇
“他们的生活条件很糟，”爱因斯坦说。“这是可耻的。纽伦堡审判涉及的一些问题也适用于南方几个州的立法。”
＇后来，当爱因斯坦和埃伦伯格在花园里拍照的时候，他回想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是如何为种族歧视辩护的。她问爱因斯坦，如果他的儿子告诉他，他将要和一个黑人结婚，他会怎样回答。＇“我不知道，”爱因斯坦答道。“我多半会要求见见他的未婚妻。不过，如果我的儿子宣布他想和您结婚，那我肯定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埃伦伯格写道，爱因斯坦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挑战的光。”
＇爱因斯坦问埃伦伯格，他是否经常见到斯大林。埃伦伯格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斯大林。＇
“可惜了，”爱因斯坦说。“我很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位共产党人对我说，我的想法过时了，那是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当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知道客观世界的存在不依赖于对个人的主观评价。不过，个人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能够想象列宁是什么样的人：我读过关于他的书，还见过一些认识他的人。他受到尊重不仅是因为他是个政治家，而且因为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当埃伦伯格准备告辞的时候，爱因斯坦说：＇“现在最要紧的是防止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你能到美国来是件好事。我希望更多的俄国人能到这里来和我们交谈。人类必须证明自己比埃皮米修斯更聪明，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再也没法把它关起来了。再见。有空再来。”
＇十天后，埃伦伯格听到爱因斯坦通过广播发表谈话，他谈到有必要和俄国人达成一项放弃核武器的协议，还说要裁军而不是军备竞赛。＇
他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阿什利？蒙塔古，人类学家，社会生物学家
我在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筹划一部影片，内容是关于核能的危险以及它可能带给我们的好处。我给我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听听他的看法。
接电话的是海伦？杜卡斯。当我说我想和他谈一部电影时，她马上兴奋地说，‘啊，好莱坞！’我说，‘不，是宾西法尼亚。”她去和爱因斯坦说了，他立刻过来接电话，邀请我到他那儿去谈这件事。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有趣。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跳舞，对于我，跳舞永远是我的一大爱好。房子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当杜卡斯小姐大声告诉他我在这里时，他正在走廊的另一头。他好像无意之中跳着舞向我这边滑过来。那真是妙不可言，爱因斯坦好像在半空中行走。就像有些人边吹口哨边走路那样，他是边走路边跳舞。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在表达他对音乐的喜爱。
他让我把影片的剧本读给他听，这件事花了不到十五分钟。直到我读完后，他才说，“太棒了。说得恰到好处。”影片的片名取自同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只有一个世界》（罗伯特？奥本海默编）。爱因斯坦很喜欢这个书名。
当我问如何才能使公众意识到必须防止核能被滥用时，他答道，“国际法。”我说，“爱因斯坦教授，国际法只存在于那些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中。”爱因斯坦大声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肆无忌惮。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默默地想了几分钟，最后有些无奈地说，“你是对的。”
厄恩斯特？斯特劳斯，爱因斯坦的科研助手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提出一个在他看来过分抽象的数学上的论证，他就会说，“我被说服了，但是我并没有信服。”这就是说，他不能不同意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了使自己信服，他必须把这个论证简化为某种简单明了的概念。
I？F？斯通，报业人员，政治批评家
在创办《I？F？斯通周刊》之前，我和爱因斯坦没有多少个人交往。我的杂志办起来后，他就成了最早的订阅者。我兴奋极了，立即给他的秘书写了封信，询问能否把他的支票保存在镜框里。她说，“不行。所有的人都想把他的支票放在镜框里，这会把他的银行帐户搞得一团糟。请务必兌现它。”还说他们会把那张经过银行处理的支票寄回给我。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我仍旧保留着那张支票的原件。
他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法西斯的斗争，这也是他坚信不移的事业。他邀请我和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去他家作客。对我们来说，这有点儿像和上帝一起喝茶，当然，不是圣经里那个威严的老上帝，而是孩子心目中天堂里的父亲。他是那么慈祥，那么有智慧，然而又多么像孩子。
我知道，阿什利？蒙塔古曾说他像个慈爱的犹太母亲，可是我却没有类似的印象。人们总是过高地评论犹太母亲。她们倾向于过分保护、过分干涉她们的孩子。犹太妈妈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好。我觉得他是个非常仁慈的人，那是一种圣徒式的仁慈。他不仅和蔼可亲，而且有爱心。一个非犹太人在读了一些关于犹太母亲的描写后也许会想，“这就是犹太母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