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他的物理理论中有许多感情的或审美的成分。他相信有可能对最基本的理论加以简化，这就是他努力去做的事：用简单明了、整齐对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科学原理。
我们在1954年11月11日见面的时候大概是用英语交谈的。爱因斯坦的英语相当好，但是他讲英语有明显的德国口音。他说：“看来，在那封＇给罗斯福的＇信上签名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大错误。”当然，那封信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他只是签了名，也许作了一点改动。他接着说，“不过，也许我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都担心德国人搞出原子弹。”他没有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人在制造原子弹方面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他就不会在那封信上签名。
爱因斯坦可能赞成一种有限的国际性管理机构。我个人觉得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世界政府是危险的，不论它掌握在谁的手里。
爱因斯坦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今只要一个原子弹就能摧毁整个城市、杀死上百万人，战争已经变得如此疯狂而无理性，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制度来解决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争端。”
有些人批评爱因斯坦，说他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操纵，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些人中有联邦调查局的头目J？埃德加？胡佛——难怪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搞得那么大。＇我也受到同样的指控。我想他很清楚他支持的是谁，反对的是谁。
我曾出席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亨宁斯主持的一次听政会。记得在那次会上，亨宁斯对一位助理国务卿说：“依我看，不是波林博士跟着共产党走，而是共产党跟着波林博士走。”我想这句话也适用于爱因斯坦。
不止一次，当爱因斯坦走到大门口和我们告别的时候，一些开车路过的人把车停下来看着我们。见到这种情况，他多半会开个玩笑。
有人说，爱因斯坦真正感兴趣的是物而不是人；即使对自己家里的人，他也保持一段距离。可是他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冷漠或孤高的印象。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那么热情友好、和蔼可亲。
罗伯特？奥本海默，核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是个非常友善的人，然而他也是孤独的。许多伟人都是孤独的。我的感觉是，虽然他是个真诚的朋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记得在他七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和他一起走回家。他说，“你知道，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时，从那时起，生活对于他就显得有些疏远。”他的单纯、直率和专心致志，这一切都和他自始至终地保持了一种纯粹的斯宾诺莎式的一元论密切相关。在他身上永远保留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纯真，一种孩子般的、极其固执的纯真。
约翰？凯梅尼，后来成为达特矛斯学院的第一任犹太裔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匈牙利来美国避难，在普林斯顿攻读物理学。
我的论文是关于数学逻辑的，这不太可能是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题目，而且他对这个领域一点儿也不了解。可是我的朋友保罗？奥本海姆（他也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建议我去和爱因斯坦谈谈，他正想找一个助手。
我得向他解释type theory是什么，集论是什么，问题在哪里，我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上又做了些什么，谈这些事前后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我为占用他那么多的时间感到非常不安。可是他坚持要我讲下去。他好几次打断我，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便更透彻地了解我的研究。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最难忘的话：“这非常有意思。现在让我来谈谈我在干些什么。”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们两个人是完全对等的。
我知道他也和其他的应聘者谈过，不过他最终还是把这份工作给了我。看到我的论文还没写完，他就对我说，“回家去吧，写完后再到这儿来。”我花了一个多月完成了论文。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0）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充满了敬畏。对所有钻研数学或科学的人来说，爱因斯坦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不过他非常善于使别人在他面前感到轻松自在。他的言谈举止是那样朴实无华、和蔼可亲。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专业人员。
这是他研究统一场论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三种可能性。它们虽然很相似，却有着重要的区别。他花了一年时间试图决定应该发表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但是没能来得及在这一年作出选择。统一场论在下一年才得以发表。
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显然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严格地说，她是他的管家，但是她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她安排他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他不受外界的干扰。她负责他的健康、帮他写信，为他提供一切可能的照顾。当然，她对他的工作也颇为了解。她肯定能像任何聪明的外行人那样谈论和他的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记得一次非常有趣的拜访。那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学生，正试图使爱因斯坦相信，他对量子力学——当时的热门话题——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观察这两个人的辩论风格真是有趣极了。首先，爱因斯坦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自始至终坚定而镇静地维护自己的观点，可是另一位却变得越来越激烈。爱因斯坦一直在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他对量子力学的某些方面有疑虑，而对方却越发激动起来。“对，但是玻尔说过 。。。”他越来越多地用这样的话开头。爱因斯坦避免谈论玻尔，他只谈实质性问题，而对方却不断地引用更高权威也就是玻尔的说法。爱因斯坦在辩论中显然占了上风。
那年，他多次说过，他坚信统一场论会获得成功。他相信宇宙间的规律不可能被分割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对此他毫不怀疑。他并不是固执己见，认为只有他自己发现的理论才是正确的。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个理论和我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所遵循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我就会认为我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也可能他的意思是，“我就会确信我找到了正确的理论。”
不过我也听到他反复说过，正如广义相对论需要一种全新的数学方法，正确的统一场论也可能需要一种目前还无人知晓的数学手段。爱因斯坦说，“看来我是找不到了。别人将找到它。”他也许是对的，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统一场论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他是个极其腼腆的人，不过不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而是在群体中间。杜卡斯小姐告诉我，有一次在亚特兰大市，他被一大群崇拜者团团围住。这对他是一段非常可怕的经历。打那以后，他尽量避免和一大群人在一起。显然，他很容易被人认出来。他在普林斯顿觉得很舒服。据我所见，他和人数不多的一伙人在一起时显得颇为自然和放松。但是他不习惯和一大群人在一起。
他是我遇见过的最可爱的人。他在许多地方都像孩子，不过这肯定不是幼稚。他的奇特之处只是在大脑的思维方式上。我对自己的大脑评价颇高；这辈子我只遇见过两个智力明显比我强的人。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是数学家冯？诺伊曼，他也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维克托？韦斯科普夫，物理学家，《原子科学家学报》的创始人。在麻省理工学院庆祝他退休的仪式上，韦斯科普夫在贝多芬三重奏里演奏钢琴，指挥交响乐队演奏勃兰登堡协奏曲。他还和爱因斯坦一起登台演奏。
他的小提琴演奏比不上他的物理学。他是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我的钢琴比他的小提琴高明。
艾西多？拉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任何指责爱因斯坦浪费了他一生中后四十年的人，如果不是无知，便是对他有偏见。确实有这样的人。世界上到处都有。他在七十六岁去世，减去四十年，就把你带到1936年，这时他已经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我只能这样说，所有批评他的人对他的要求高得可怕。
我知道爱因斯坦，我相信我了解他的性格。他应该受到极大的尊重。
在一次关于新发现的介子的讨论会上，他对我说：“我们已经知道电子在电荷和质量上是可以量化的。这难道不能为一种物质理论提供足够的实验数据？”驱动他探索统一场论的正是这种宏大的目标。就像一个得到上帝启示的神秘主义者，爱因斯坦在他的理论探索中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除非他能找到一种能够涵盖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现象的理论。
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他不为名誉和财富所动，也不受多数人看法的影响。他了解自己的才能，并小心地保护它不受外界的干扰。
他是物理学的伟人，他的丰功伟绩在这个领域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今后几代人的科学探索指出了方向。在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中，他无疑是本世纪的最伟大的。
亚伯拉罕？佩斯，爱因斯坦的同事和传记作者
他和我见过的其他真正的伟人不同。他仍旧保持着一颗跳动着的童心。他在行为上并不幼稚，但是却永久保留着小顽童的脾气。
他常常显示出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洞察力，这使我感到惊奇。他或许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他的眼睛却看得很清。他知道世界上的情况，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情况，还有他对某些个人的评论。
如果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收集了大量有关他的档案，他肯定会放声大笑的。＇显然，他确实知道此事。＇
爱因斯坦是个不需要实验室、设备或工具的科学家。他只要坐在一间空房间里，只要有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的大脑就开始工作了。虽然他发明了关于能量和质量的伟大公式，但他也同意我的看法：能量后面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马丁？布伯，哲学家。爱因斯坦和布伯相识有四十年了。他告诉儿子汉斯？阿尔伯特，他和哲学家的每一次会面都给他带来极大的愉快。
有一次，我逼着爱因斯坦阐明他的宗教信仰，他答道：“我们物理学家努力要做的只是跟在上帝后面划出他确定下来的界线。”＇在我最近的一次拜访中＇我们高兴地发现，我们俩都喜欢读埃勒里？奎因的推理小说。
阿瑟？科马尔，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我记得爱因斯坦来到帕尔默物理实验室，他的演讲包含了两条引人注目的评论。第一条：“物理学的法则应该简单明了。”听众中有人问，“可是，如果它们不那么简单呢？”爱因斯坦答道，“那么我就不会对它们感兴趣。”
然后有人问爱因斯坦，他为什么要拒绝接受量子力学，他说，他不能接受一种建立在先验的概率 （priori probability ）上的概念。这话又一次引起一位听众的反应，“可是就是您把先验的概率 引入A和B系数的。”
“不错，”他说，“我对此一直很后悔。不过，当一个人在搞物理学的时候，他不应该让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在干什么。”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1）
在演讲结束的时候，他坐下来，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
约翰？惠勒，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邻居
爱因斯坦每天从研究院回家时都要经过我的房子，有时候，我孩子养的那只猫会跟着他回家。不久，我们就会接到从他家打来的电话，叫我们别担心，我家的猫就在他那儿。我的孩子们就会到他家去把猫领回来。
在我的记忆中，爱因斯坦和波尔的辩论是思想史中最重要的辩论。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比这两位伟人之间所进行的辩论更持久、更深刻、对人类认识自然的影响更为深远的辩论。
I？伯纳德？科恩，哈佛大学科学史学者，研究牛顿的专家：我对爱因斯坦的最后一次采访。
那是1955年4月3日，一个寒冷的春天的早晨。我在10点钟准时到达爱因斯坦的家门口。他的秘书杜卡斯小姐把我带到二楼。“客人来了，”她叫道。爱因斯坦从书房里走出来，他的眼睛发亮，好像刚刚笑过或哭过。他穿着蓝色的衬衫、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和皮拖鞋。他微笑着和我打过招呼后就去找他的烟斗，然后就请我到他的书房去。一进门就看到一扇特别大的窗子，窗外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翠绿景色。墙上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