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格里芬，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艺术史学者
1954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图书馆绘画艺术部主任。有一次，馆长迪克斯先生和我应邀出席同事约翰娜？范托娃在她的寓所里为庆祝爱因斯坦七十五岁生日举办的晚餐。范托娃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她没有邀请海伦？杜卡斯，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厚道。我觉得她嫉妒杜卡斯。也许她以为爱因斯坦和杜卡斯有什么关系。
爱因斯坦带了一本很大的杜米埃漫画集，他知道我会喜欢这本书。爱因斯坦一向害怕古板乏味、妄自尊大的人和政客类人物。他不知道迪克斯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好在他完全不是他讨厌的那种人。他们两人在晚餐后抽起了烟斗——遵照医生的命令，爱因斯坦是不喝酒的。迪克斯先生说，“爱因斯坦博士，您觉得这个国家将来会怎样？”当时的情况太可怕了＇麦卡锡时期＇，兄弟反目、人人自危，许多人的生活都被毁了。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3）
爱因斯坦从嘴里取下烟斗，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来到这个国家，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是个有幽默感的民族，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用嘲笑把他赶下台。”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开始嘲笑麦卡锡。可以说，他确实是被人笑死的。
此后不久，我应邀在星期天到爱因斯坦家去吃晚饭。杜卡斯的手推车里装了满满一车别人寄给爱因斯坦的生日贺卡。有一张是一位住在中西部的女人寄来的，她写道，她知道他对音乐感兴趣，用不了多久，他将听到来自地狱的旋律。
晚餐后，爱因斯坦说他还有工作要做，失陪了。我主动要求帮他洗盘子，他说，“嗨，在欧洲，只有女人才洗盘子！”不过他确实洗起盘子来，我就帮他把盘子擦干。他说英语有很重的口音，有时会突然冒出几句德国话，不过他马上就会对此表示道歉。洗完盘子，他就上楼到书房去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海伦？杜卡斯问我，“爱因斯坦博士有没有让你看他的鸟？”我说没有，她就朝楼上喊。爱因斯坦走下楼，从抽屉里拿出一只脚上装有吸碗、可以上发条的玩具鸟。他把它放在一面镜子上，它就自动爬到镜子的顶端，然后扑通掉了下来。我呆呆地站着，嘴巴张得像个簸箕，下巴差点儿掉到锁骨上。爱因斯坦一直在密切观察着我。他问，“你喜欢它吗？”我说，“喜欢，喜欢，我太喜欢它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三位女士——玛戈特、杜卡斯和范托娃——打来的电话，她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你现在是自家人了。”显然，那个玩具是对我的测试。
玛戈特？爱因斯坦是个很不错的雕塑家。我有一副她的双手的模型。她还用日本纸和自家花园里野花的花瓣制作雕塑作品，她给潘迪特？尼赫鲁夫人做了一件，还给我做了一件。我借给她一件10世纪的古典印度雕塑，心想这也许会给她带来灵感。一年半后，她打电话给我，“你来取那件雕塑吧。”我说，“我可以给你换一样东西。”她说，“不，不，”因为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很不好。
我在星期天上午（1955年）去他家看望。爱因斯坦在楼上叫道，“你能上来和我说说话吗？”我知道他病得很重，为了不让他累着，我说，“我真的不能久留。”现在想来，我觉得他确实想和我说话。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关于她和爱因斯坦的关系，范托娃谈得很少。她对自己想写的东西非常多疑和神经过敏。她喜欢故弄玄虚：“特伦顿位于普林斯顿以南十英里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开场白。爱因斯坦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她是唯一不论说什么语言都无法让人听懂的人。她是个捷克人。有天晚上，她在俄亥俄州的一家餐馆里吃晚饭，有两个男人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当他们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位说，“I'll grab the check（我来付帐）。”她听了就以为他们要绑架她。
爱因斯坦留给了范托娃他唯一的一份没有交给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论文手稿，那是一篇关于统一场论的文章。他还写给她将近四十首小诗和信。她信任我。我的父母去世不久，他们留给我一些钱。所以我就从她那儿买下了所有爱因斯坦写给她的信和诗歌。然后我找了两个美国最好的手稿估价师——都是女的——来对这些手稿作独立的估价，她们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大约25000美元。
根据范托娃的条件，这些手稿三十五年后才能公开。现在这个期限已经到了。
我认为普林斯顿图书馆的珍本室应该把那份统一场论的手稿买下来，因为爱因斯坦在那个图书馆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很多时间。可是我的上司，珍本室主管霍华德？赖斯，只对阿尔伯特？施韦策感兴趣。在他眼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过是个古怪可笑、只会说废话的人，一个被老太太们宠着的小老头。他对他不屑一顾，拒绝买下他的手稿。
于是我到馆长迪克斯先生那儿对他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爱因斯坦在这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这是他的家，这是他在美国完成的唯一的理论。”他说，“你知道，赖斯先生是珍本室的主管，我们不能越过他做决定。”
就是我也买得起——8000美元的估价，想想吧！——不管怎么说，我相信那份手稿最终去了另一所大学的图书馆。
爱因斯坦去世后，我到他家去过好几次。他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礼物，不过很少有值钱的东西。许多至今仍旧放在那所房子里。那房子属于高级研究院，现在住着一位物理学家。
那三位女士——玛戈特、杜卡斯和范托娃——把他的骨灰撒在位于特伦顿和普林斯顿之间的一条河里。
他活着的时候，他的房子被漆成黄色，外加白色的饰边和蓝色的百叶窗。他死后，玛戈特和杜卡斯就请人把房子漆成白色了。她们只是想借此声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保留着他在卡内基湖上驾船航行时用过的垫子、他的烟斗和一幅肖像。我还留着他玩过的一些小游戏和他给自己画的一张素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我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我们都喜欢巴赫、莫扎特和维瓦尔第。他知道我并不想从他的名声中获得任何好处。有一次我送给他一件礼物：巴赫的第七大合唱。后来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显得有些疏远。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一定是以为我想劝他改信基督教。我没有注意到歌词的内容——也许有一些有关耶稣的东西。不过他不久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误会。
从某些方面看，我觉得他很可能会喜欢农夫那样的生活：站在后院的篱笆上和邻居闲聊，在花园里摆弄他的花花草草。
在我看来，爱因斯坦是个非常罕见的人物，能够认识他是极大的荣幸。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四部分爱因斯坦与烹饪术
由于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尝过鱼子酱，他的朋友康拉德？哈比希特和莫里斯？索罗瓦因策划在他二十四岁生日的时候（1903年）给他一个惊喜。那天晚上是奥林匹亚学园（他们的学习小组）开会的日子。当他们三人在讨论伽利略的时候，索罗瓦因把他们通常当点心吃的香肠悄悄换成了鱼子酱，然后就和哈比希特一起偷偷地观察阿尔伯特的反应。只见他一面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不停地高谈阔论，对于口中的美食，却连丝毫满意的表示都没有。他完全沉浸在讨论的主题——伽利略的惯性原理——之中。他的两个朋友大笑起来。当爱因斯坦得知他们为什么笑时，他顿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抱歉地说，给他吃美食是最大的浪费。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不惜血本去买鱼子酱吃。这一回，他们合着贝多芬的F大调交响乐一遍又一遍地唱，“现在我们要吃鱼子酱！”爱因斯坦承认鱼子酱非常好吃，不过他又说，“只有像索罗瓦因那样贪图口腹之欲的享乐主义者才会对它爱得死去活来。”
他的朋友们只好承认，让爱因斯坦品尝山珍海味是极大的浪费。他根本就成不了美食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独自住在柏林的一所公寓里。由于夫妻关系破裂，他的妻子米列娃带着两个儿子住到瑞士去了。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精简他的烹饪流程。
为了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来工作，他常常不吃晚餐一直工作到深夜。当他实在饿得受不了时，他才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有一天，他未来的继女玛戈特碰巧看到他在厨房里操作。他不是用清水煮鸡蛋，而是把鸡蛋连壳放在平底锅里和汤一起煮，如此一举两得。他甚至快活地承认，那些鸡蛋连洗都没洗过。也许这就是他经常拉肚子的原因。
还有一次，在移居普林斯顿之后，爱因斯坦为自己和三个女孩准备午餐。虽然他的秘书和管家兼保镖海伦？杜卡斯通常都能保护他不受干扰，但是孩子们有时能越过她的防线。如果是爱因斯坦自己来开大门，而且非常喜欢他见到的孩子，那他们就很可能进入他的房子。邻居家有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经常来找爱因斯坦帮她解决数学作业里的难题，而他也从来没使她失望过。有一天，她又来找他帮忙。后来，她的姐姐带着一个伙伴，十四岁的简？斯温，跑来叫她回家。爱因斯坦又一次亲自给她们开门。多年后，简？斯温回忆道：“楼下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那样井井有条，可是爱因斯坦随后就把我们带到楼上的书房里。我想他多半是住在这儿——窗子外面是他家的后院。他把我们请进这个乱得一塌糊涂的房间。那里有一张长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和书。还有更多的书一叠一叠地堆放在楼梯处。我现在已经是个画家，所以我也有个乱糟糟的房间。不过，当时的景象确实让我目瞪口呆。我从来没见过那样乱的房间。至于爱因斯坦，他看上去就和他的房间差不多：他那满头灰白的头发就像一堆乱麻，他的领带歪到脑袋后面去了，他的前胸沾满了食物的碎屑。他使我想起不修边幅的马克？吐温。
“他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人。他说话音调很高，有点像女人的声音。他问我们，想不想在这儿吃午饭。我们说，‘当然啦。’于是他就把一大捆纸头从桌上移开，清理出几个凳子让我们坐下，接着就用开罐器开了四个豆子罐头，把它们一个个放在斯特诺方便炉上热过，然后在每个罐头里放一把调羹。这就是我们的午餐。他没给我们任何喝的东西。
“吃饭的时候，他差不多一直在和我朋友的妹妹讨论算数题。她差不多天天都到他那儿去。他很喜欢那小女孩，我们谈的大多是关于她和她的数学问题。”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美酒或任何其他的酒精饮料同样一窍不通。他移居美国的时候，禁酒已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一位新闻摄影记者问他对禁酒法有什么看法。“我不喝酒，”他答道。“所以我无所谓。”
爱因斯坦最喜欢的食物大概是汤、香肠和冰淇淋。他最喜欢的饮料是咖啡。
显然，爱因斯坦既不是美食家，也不是贪吃的人。
他的朋友和普林斯顿邻居多萝西？康明斯证明，食物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东西。她记得有一次“爱因斯坦打算用英语写一篇文章。他打电话问我丈夫萨克斯，‘萨克斯，你能帮帮我吗？我的句法糟透了。’于是萨克斯就去帮他把所有的句子都改好。我丈夫那时是兰登公司的主编，他从纽约乘火车回普林斯顿的时候，常常在爱因斯坦的住所附近下车，给他带去他想看的读物。那时，伯特兰？罗素常发表文章，爱因斯坦喜欢读他的东西。于是，短暂的停留常常变成长时间的交谈。他们经常步行送对方回家，就像学校里的男孩们那样。最后，海伦？杜卡斯就会来电话问我，‘爱因斯坦教授在你这儿吗？’我说，‘不错，他在这儿。’她就会说，‘让他回来吧。他应该吃饭了，晚餐要凉了。’萨克斯就会对他说‘你得回去啦，晚餐在等着你呢。’
“爱因斯坦就会说，哦，那是无关紧要的事。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谈吧。”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四部分爱因斯坦与宗教（1）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七十六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勇敢地面对死神的到来。他对那些到普林斯顿医院来看望他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