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沉默。很明显，这位老学者是不懂得幽默的。不过也难怪，他除了中国经书以外，什么都不懂，叫他怎么又能懂得幽默呢？
“这还不算，”父亲继续说，“虽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绝对没有力量抵抗日本，可是有些人竟认为我们优越条件多得很。讨论到军备问题，一个人发表意见说，我们有十艘商船，完全可以武装起来开到海中和日本人对抗，把他们赶出我们的海岸。想想看，十艘载旅客都不适用的，只能装载货物的慢船，竟想一挥手而变成军舰！”
这足以表明我父亲生活着的那个时代，普通官吏乃至最高级的官吏是多么无知。我父亲很早就是个主张维新的人。从上面这种情形看来，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自从父亲担任了军务部里的工作后，天天有奏章给皇上，而他也已固定地被归入一般中国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人群中。这种环境使我父亲的政治生涯一直在尝试和痛苦中度过。可是在他的小女儿心目中，却深深地刻上了对父亲裕庚这伟大而神圣的印痕。
破落的使馆政见的冲突（1）
中日战争结束了，关于“战争”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战争的结束，使我父亲家里添了不少来来往往的外国客人。
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和查理士•；邓倍上校的一席话：
“我们受美国的帮助真不浅，”在这次谈话中我父亲说，“我们决不能对日本人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仗，请你们停止战争吧。无论怎样说，总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情，因为中国丝毫没有准备作战，幸亏美国出来帮助我们，替我们调解，这样多少保全了我们的面子。中国将深深地感激你们。”
当然我那时候不大懂得这些话，尤其是当他们用“帮助”、“调解”等字眼的时候。但是我觉察到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中国将有一番大变动，对于我的家庭也将要大有影响。能够像我父亲和邓倍上校这样平静地谈论这个重要问题，让我感觉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在那些多事的日子中，上校是常来的客人，当我不大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喜欢他，并且知道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从现在的情形看来，战争算结束了，不过另外有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父亲自己虽是一个满洲人且属于白旗，却首先赞同了中国的维新运动，也曾有过许多维新的企图，可是很少能付诸实施，因为中国实在不想有什么改革。他想改进邮政事业，计划一个新的赋税制度，但是这些都连续地被和他有仇隙的和反对维新的人竭力阻挡住了。
很幸运，他是恭王的好朋友，当“鸦片战争”时美丽的圆明园被毁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曾出过很多力。恭王一方面顺从慈禧太后的一贯政策，一方面对父亲的计划也很赞同，尤其是改善邮政机构和印制国内的邮票。于是恭王就成了父亲在朝廷中的一支生力军，虽然父亲对太后的印象也很好。
然而，中日战争之后的几天呢？
每天都有客人：美国人、英国人、汉人和满族人——所有各国的人。有父亲的朋友，也有父亲的仇人，然而他们因为地位的关系都必须去拜访他，而且他们也很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肯负责任，不畏难。
这些客人们的影子在我记忆的网膜上移动着，好像画在奇怪画布上的怪画。高大的人有的很自傲，有的又胆小懦弱；胖人们挂着笑容判定着国家的命运；头颈细瘦的人当讲到悲凄的结局时，他们那明显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着。有些人依照着中国的习俗到父亲这里来造访。这个习俗是这样的：每当一个官员领了一份很丰厚的薪金时，那些贫穷的人可以作一次拜访请求每月给他们一笔钱。不知有多少人不事生产而每月向父亲领取五十或一百块银洋钱！翻译人员甚至不会说外国话。秘书不会阅读和写作。外交官不知外交二字究竟是什么意义。职员们只知道呈文请求加薪！这就是习惯！父亲也从不去揭穿他们。这并不算是不合法的俸禄，因为这钱不是政府拿出来的，而是大官自己拿出来的，并且据我所知，因为父亲性格非常慈善，这当然被那些门客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主人，所以他的门客特别多，那些得到国家更多俸禄的大官也不如我父亲的门客多。这原是一种风气，谁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只有那些门客，他们才会发觉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事情要麻烦他们了，或是因为他们不要求，主人便不自动加薪了。
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一所屋子里挤满了客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请愿的，用着那种父亲所厌恨的迂回曲折的言词，虽然在这种传统的风气下，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怎样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来意。父亲往往预先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了，因为在中国是没有秘密的，可是他不得不听完他们长长一大篇的议论，谈到天气、朝廷里的新闻、政治问题、最近的战争，谈到天下一切事情，除了他们此来的目的，父亲的不耐烦和这一种坏风气是造成人家在太后面前进谗言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的“老佛爷”有她自己的见解，并不听信人家的谗言。尽管这样，这些谗言对我父亲以后的行动至少不会有帮助。在中日战争这一个艰苦的时期和战争结束后短短的一个时期中，与父亲有仇隙的人几乎天天到太后面前去进谗。有的埋怨我父亲迫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意见而不让他们说应酬话，有的说他要改良邮政组织是染上了外国的习气……父亲所做的每件事都给他们一个进谗的机会，而太后答复他们的总是一贯的“留到将来再说”，其实是不再谈起了。恭王确是父亲的好朋友，还有荣禄也是他的忠实的朋友，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们始终是太后的忠臣和亲信。
父亲第一个受到人家批评，说他对外人屈服，因为在这新组织的军务部里大家主张在中日之战中打一仗，索性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国境。我父亲就反对这种见解，而且因为他反对得这样坚决，使他在满汉两族中结了不少怨。有一个满洲官员无法解释他自己对我父亲仇视的态度，就说：“我不喜欢裕庚，我向来不喜欢他。”
另外有一席谈话在我印象中也很深。荣禄（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是我父亲多年的老友，他来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照例又去偷偷地听着。
“裕庚，”他说，“我很了解你，并且我是你的朋友。你也明白，我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我要给你一些劝告，假使你接受我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你。”
“你说吧。”我父亲说。
“朝廷里弹劾你的奏章没有一天间断过，”荣禄说，“到现在为止，太后只是把这些奏章搁着。可是她每次都看的！她很保守，对你所建议的改革，她大都不赞成，但是她现在对你没有什么表示，因为她信任你。但是这每天的弹劾将来总会对你发生作用——你将要有无穷的麻烦。你知道太后是多么好强，她是个富于妄想的女子……”
“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我父亲打断他的话说。
“你愿意到日本去吗？”
“为什么我要到日本去？那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那又怎么能解除我的敌人在朝廷里强加于我的困难？”
“是这样的：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里的人，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完全逃走了，他们像受惊的小鸡一样，要死死保住他们的性命；当然，假使被日本人捉住是要遭难的。现在使馆里一切都杂乱无章。战争已结束了，所以极需要一个能干的人去料理，可是其他有资格的人竟没有一个敢去！假使你愿意到日本去做我们新的大使，那么我可以向太后推荐你。这样，你可以有四年工夫离开这里，而且这是一件更大更重要的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艰难而有意义得多。你应该去，在那里你和你的家庭一定会更快乐。假使你愿意的话，恭王一定也能帮助我向太后推荐你。太后一定也愿意派你去，你的政策对目前的中国还不能适用。假如你去了，你的敌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忘掉你。”
破落的使馆政见的冲突（2）
父亲思考良久。这对他的家庭自然又有了一番变动，然而在促进中日友好的这点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虽然，这职位的本身也是带有相当的危险性的。除此以外，这也可以使他的家庭脱离那时时吞噬着他的生命的束缚。
最后，他给了荣禄这样的答复：
“你可以向太后推荐我去任这职位，”他说，“我很愿意去。”
我很奇怪这事怎么会决定得这么快。这新的职位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机，薪金将增加不少，而且皇上对他的大使们也从不吝啬的。然而，这却并不叫做薪俸，一部分的钱是作为使馆的公款的，在这一部分钱中，父亲又得分出一些作为他和其他官员的薪俸。因为这新的职位，于是又多了许多随员。同父亲有一些关系的人都纷纷向他推荐他们的朋友，所以父亲带到日本去的随员就有一大群，其中极少数的人的确是肯工作而且有才干的，但大部分的人只是领干薪罢了。
随行之初，每一个随员都得留一个雍容华贵的印象，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影响到一件已经决定的事。
作为这一团体中的一分子，父亲又做作地谦辞一番，这是从前一直沿用至今的旧习惯，并且，他不能对这些有所轻视，或是不虚心地接受那些严格的批评。因为那些寄人篱下的官员们最会作各种批评，或是向御史控诉而传到太后的耳朵里。
中国就是这样充满了辛巴德（译者按：辛巴德为《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挑夫，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批评了航海家孙柏达，因此孙柏达告诉他在航海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现在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每一个人承受着许多人的指责，这些人是惯会批评人家，或是为自己利益争斗的。
要不好好地应付，这真是一件难堪的事。理想使他人来干涉你的事，甚至你自己的私事也是他们批评的材料！我常常觉得奇怪，这怪习惯是怎样开始的。由于父亲的遭遇，可以知道它是怎样结束的：他的死使他摆脱了它们。
破落的使馆官场的尊荣（1）
讲到在沙市和武昌，我总觉得我们到达和离开那里时华丽富贵的状况实在使人难以置信，然而要和我们这一次荣誉的旅行，从北京取道天津而到日本的情况相比，那又算不得什么了。在北京最后的三天真好像在梦境中一般，这一个梦我将永远不会忘却。红芳，这有趣的人物已被准许自由地处理各种事了。她，要给她一个公正的评价的话，的确是一个能手，只是对人太粗鲁了一些。
在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里终日挤满了人。有人谢恩；有人表示敬爱；有人忠告父亲，一个中国的使者在像日本这样腐化的国家应该如何如何。当我想到为什么有这许多人川流不息地来拜访父亲时，我便感到眩晕，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许多不同的服饰簇集在一起，来往不绝的人流，嘈杂而紊乱。
我那时从来没有明白过（对于我那幼稚的时代也许这是正常的）父亲变成一个大使是什么含义。这事并没有引起天子的注意，但这样的想法当然是愚蠢的。父亲他不过是一个使者，从他所遇到的事看来，你可以意识到中国对皇帝和皇后是的确要特别恭敬的了。他们，要和父亲比起来，不是天壤之别吗？当然，只有我是例外。
当我听到我必须再作一次无聊的旅行，经十六英里的路程到通州时，我便准备反抗，只是中国的孩子们是不许反抗父母的命令的。而且，在过去的三天中，上至母亲，下至红芳，都不许我多开口，因此我怀疑也许成人们对我很厌烦。红芳被派作替我和妹妹穿衣服，这时我才感到似乎年长了些，有了一个衣服须和体形相称的观念，当然这是和红芳抵触的。她一定以为我们姐妹穿的都是丑陋的东西。有一次，我也被她那专横的态度触怒了，我想抓出她的眼珠，但是没有成功，虽然这样，那次我已使她知道我不愉快的情绪了。
启程的日子到了，父亲便规定全家到通州的方法是：母亲乘轿，其余的人骑马、骡、驴等。这是多么痛苦的事，他没有想到要一个年幼而纤弱的女孩骑在马背上该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我很想舒适地走过这十六英里路到通州，但是，现在已成了幻想了。
旅程的前半段倒也不觉得什么，这时候我还没有像一般初骑马的妇女那样一上马就知道自己是能忍受颠簸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