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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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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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的前半段倒也不觉得什么,这时候我还没有像一般初骑马的妇女那样一上马就知道自己是能忍受颠簸的还是不能的。有些人却不是这样。在这十六英里的后半段和以后的几天(到我的身体为自然磨炼得可以抵御马鞍的不适为止)我才觉得我不是不能的。    
    前半段的旅程是多么威风啊!裕庚大使出国了!在这段旅程中,我看来似乎半个北京城的人都会跟着父亲到通州去送行。    
    这里是一篇我们这一队人口的总账,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队人马是多么庞大。    
    除了我们自己家庭中的六人之外,还有一等、二等和三等秘书各一人,各人带着自己的家眷;两个不大会写字的书记;两个不懂得陆军问题的军事参谋;两个没有见过海的海军参谋;六个翻译,其中四个是不懂得日文的;两个医生带着五箱中国的草药;三个优秀的厨子;两个理发匠,因为在那时候,除了扎辫子的部分外,其余的头发都是剃光的;一等、二等书童各一人;两个在父亲办公处的勤务;四个不能做事的阿妈,因为她们的脚被缠得路都不能走;七个婢女,什么事都不做只会在人家忙的时候来捣蛋,可是我们却必须带着她们,照顾她们,因为她们都是孤苦伶仃的可怜人。总计起来,我们这一群大概有五十个人,当然这还是为着旅途不便而大大削减了的。等到我们一有固定的住所,门客随从立刻就多起来了,以致像我这样一个好奇的孩子对同处了几年的仆人还不能一一认清,人数之多是可想而知了。    
    现在只要想,北京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放下了他们的公事赶到通州为我父亲饯行,而每个官还带了他的大部分随员,所带人数往往比我们还多,因为他们都是有固定住所的官吏,这样你就可以想象这队伍是多么庞大!我,以裕庚的女儿的地位,当然是在行列的前面的,每当我回过头去望的时候,我总不禁要战栗。庞大的队伍好像是一条大蛇,弯弯曲曲地在我们后面伸展着,不管它怎样努力地向前爬,它的尾巴始终在远处看不见的地方,还有那颠簸的北京马车、无数的摇摆的轿子、声音像喇叭的骡和驴、装饰得极华丽的马,鲜艳的颜色使虹霓都逊色了。行列好像一条无尽止的五彩的河一样向后面伸展着。还有那震天的喧闹声!我们的仆人和送行的官员们的仆人成为朋友,彼此喊着,叫着。或许我们的仆人和一位一品官的仆人们做了朋友,因为地位相当,于是你来我往地用最高的声音谈着,也不管其中还有别的官员的仆人。虽然我们这长蛇阵长到看不见尾巴,可是真正在末尾的人却能够很清楚地听到蛇头处的叫声。    
    终于我们到了通州。渐渐地,这长蛇阵的其他部分也进来了,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光彩夺目的圈子。我把这色彩的部分留给你自己去想象吧,因为这虽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却无法形容。有一点必须说明,那时候没有检核行李的组织,所以我们的仆人必须同时照顾我们的行李和他们自己的行李。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啊!一个官员和他的家属都有特殊的衣服表示他们特殊的官阶。还有那祖传的宝物、屋里的家具……东西的确太多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是关于一个阿妈的,从这也可以想象得到整个情形是多么的混乱!她坐在岸上痛哭不停,她悲哀的原因是这样的:    
    “嗳,呜呜呜……我的首饰箱不见了呀!嗳,呜呜呜……这里面有一只金手镯还是德龄周岁时候给我的呀!嗳,呜呜呜……一副金耳环是太太在沙市的时候给我的呀!嗳,呜呜呜……还有一副戴了十年的耳环呀!嗳,呜呜呜……嗳,呜呜呜……我的首饰箱不见了呀!苦命呀!嗳,呜呜呜……伤心啊,伤心啊,伤心啊!”    
    她一直坐在那里痛哭,把身体前前后后地摇晃着,不要说别人,就是红芳也不能劝得她不哭。但是她还只是我们五十人中的一个呢!    
    到天津的这段路程我们是乘的屋形船。正像我们上次从天津到通州一样,可是这次到天津的情形是多么不同啊!现在父亲已是个将要出国的大使了!天津每个有地位的官都跑来迎接他,并报告他在我们停留在天津的时间里,他们预备在一个专为他布置好的庙里招待他和他的家眷。父亲知道,如果拒绝他们的接待,那是要引起麻烦的。于是他在未正式答复之前对职位最高的一位官员说,他想让家属在船上休息一会儿,自己先去看看这庙。    
    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天津简直像一个火坑,而这庙比天津别的地方更像火坑,没有窗,空气不流通,有头脑的人决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尽管天津的官认为把这地方献给父亲算是极大的光荣。不舒适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不被破坏就好了。


破落的使馆官场的尊荣(2)

    但是父亲什么都不要他们的,他自己在埃斯脱旅社为他的家属订好了房间。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因为埃斯脱旅社很明显地是个外国旅社。不过其他的随从人员都住在庙里,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由天津的官吏义务供给一切饮食,假如我们住到庙里的话,当然也是这样。我们刚搬进埃斯脱旅社还没有安顿好,天津的大官来见我父亲了,神色非常仓皇。    
    “裕庚,裕庚!”他抗议道,“这是一个洋鬼子的旅社呀!”    
    父亲老实承认说是的,他明知这话是专为攻击他而说的。    
    “我们已经替你把一个庙宇布置得舒舒服服,你却还要到这种地方来!”    
    “我自己负担这一切费用。这里能使我的家属更安适。”    
    “但是这是洋鬼子的旅社,你这样要被人家大大地批评了。你还是个新上任的大使,如果让太后知道你这样违反本国的规矩,恐怕你就要被革职了!你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的,太后或许会把你监禁起来,甚至于把你杀掉!这是规矩,出外的官吏应当受到当地官吏的招待!你这样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我父亲的又慢又小心的答复可能构成最不恭敬的罪名。    
    “我认为这种规矩是可笑的,我喜欢这旅社,一切费用由我来支付,我决定住在这里了!至于人家的批评攻击,我在朝廷里已受过千万次了。人家早已奏请过把我杀掉的。我受到无数次的警告,说我将要被革职了。我知道人家弹劾我的理由和所以要弹劾我的真正原因。可是我至今没有被革职!相反地,我却被擢升了!这事情你怎样解释?”    
    “但是,这规矩……”那惶恐的官吏又开始讲了。    
    “是不合理的规矩,”父亲反驳道,“我不喜欢它,也不愿意受它的束缚,假如我的话会传到朝廷里,我也不怕!”    
    这件事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并不,这事一直谈论着直到我们离开天津,而且以后每次经过天津的时候都会被提起。    
    可是住在外国旅社里还保留一些不相称的习俗,那给外国人看了要觉得好笑。    
    父亲曾严厉地叮嘱他的大书童:    
    “有客人来看我的时候,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叩头!”    
    这是更不守规矩的了!可是在一个会客厅里,满是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各国的人,没有一个看到过叩头这回事。那就很可以明白我父亲不要人家叩头的用意了。想想看,一个客人在这许多外国人中间叩起头来,而我父亲还得向他叩头还礼!这场面该是何等模样!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时候客厅里正挤满了人。一位官员来见我的父亲,可是他的帖纸不是交给父亲的书童,而是交给旅社里的侍者。侍者没有接到命令教客人不要叩头。    
    当红帖纸送进来的时候,父亲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地萎靡。妹妹和我都在客厅里,还有我的哥哥,他正在和父亲的外国朋友聚会。那个官员跟着他的红帖纸进来了!他看到了,而且认清了是我父亲的时候,就大声招呼着。于是在埃斯脱旅社的大客厅中,他就趴在地上叩了三个清脆的响头。我父亲除了叩头还礼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刚才正和他的外国朋友用外国话谈论着政治问题,现在人家就要看着他做着与众不同的事了。但是当他跪下来把头在地板下碰了三次接见来客的时候,一个人大声笑起来了。他就是特维纳先生,现在在上海,这些年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但笑,并且还说出他笑的原因:    
    “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们一生中曾看到过更可笑的事吗!两个大人趴在地上撞头!”    
    就在这随之而来的一片笑声中,我哥哥走到特维纳先生面前:    
    “先生,”他镇静地用英语说,“我们都是懂得英语的,你笑得不合时宜,这是中国的一种规矩,你应当尊重它,像我们尊重你们的规矩一样!”    
    立刻,特维纳先生(谁能责怪他,不该认为叩头是可笑的呢?)就向我哥哥道歉,并请他转向我父亲和我们一家道歉。    
    “我不应这样少见多怪,”他沮丧地说,“因为我听你说过英国话,我想你必定能了解我,我这样的笑实在是愚蠢的,这正显示了我的无知!”    
    在我们准备离开天津的时候,河岸上是多么的鲜丽啊!各色的轿子,缀着珍奇名贵的饰物沿岸守候着我们,官员们穿了宽大的五光十色的衣袍,舢板船聚集在江边供他们的主人们观瞻。接着,一声号角,船向下流开去,出了大沽口到渤海湾,向第二站芝罘而去。    
    同行的还有我们一个下属的家属,大都是妇人。当我们在芝罘抛锚的时候发觉海面很不宁静。那妇女们就搭舢板船由临时架上的跳板上船来了。在海波汹涌的时候,你曾经有过从舢板上转入过大船上的经历吗?试想那些妇女们的三寸金莲在平日几乎不能在平地上站稳,一旦要从那起伏不定的甲板上跨上大船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这样,她们只得等着,等跳板比较平些(不至高出她们的头很多,这样一直等下去)以便一跃而上。难怪当时外国轮船的船主们看见中国官员上船要那么愤恨了。    
    那位下属为这些妇女们担心,他立在跳板的顶上发出各种指示。这时我的哥哥从栏杆里望出去笑得直流眼泪,这更增加了那船长的愤怒,当然,这不是他的错。    
    “对你自己的女人为什么这么好笑?”他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帮助她们?”    
    哥哥立刻敛住了笑容。    
    “对不起,船长先生,”他说,“我本不应该笑,但是我必须说明她们并不是我家中的人。”    
    她们不过是跟我们同行罢了。当然这一层关系是很难使船长明白的。    
    她们上船后,船向上海去。到了上海,那些五颜六色的仪仗又出现了,而且出乎意料的多。    
    官员们仍坐在华丽的轿中远远地等候着,我们把旗帜向他们扬了一扬,那些堤岸上的官员看见了,其中一个世故比较深的高级官员疑惑地向它注视了半晌。    
    “我不能相信这么一艘小船能航行到日本,”他强调说,“它太小了,你和你的一家实在是冒了一次大险啊!没有地方睡,没有地方休息,舱房也是仅仅聊胜于无。假使一个大使必须要像你一样在这种小船上受苦,那我一辈子也不愿当大使了。”    
    父亲告诉他这是一艘给养船,不过是载我们到停在黄浦江的“奥西那”号船上的,这对于那位官员是一件奇闻,这也显出当时的大官也是这样的无知。但是当他得知父亲和他的家眷们是乘了洋人的船去的,事情就弄糟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古老的中国对自己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竟然一无所知。    
    当我们下行到“奥西那”号轮船时,一定有人会以为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船都是属于我们的了。因为轮船在疾驶,而所有的沙船、舢板船和“军舰”都围集着人看我们,它们与给养船愈聚愈近,近得几乎影响到行船的安全,然而这就是西洋人所说的“送别”吧!    
    我必须在这里告诉你一些事。本来可不必说,但是现在我却决定说一下,因为这也可以反映出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心目中的“洋鬼子”是什么。我们的随从人员,对于外国的一切东西都不信任。当他们听说在“奥西那”号上有各式各样的舱位时,他们就疑惑:以为这上面的厕所一定就是捕捉那些不经意的中国人的陷阱!他们更以为外国的厕所是不分男女,互相通用的。    
    于是……


破落的使馆官场的尊荣(3)

    许多下属家中的妇女们便自己带了形式古怪的便桶到她们自己的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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