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终于结束了，于是男女来宾又在我前面经过，庄严地走到走廊尽头的舞厅里去，那里在我看来是最空旷的地方。
我不能看到那里的一切，因为假使我的屏风一移动，难免要引起人家的注意。可是舞厅里的样子我倒很熟悉，一个大空场，有涂蜡的地板。舞厅四角有四盏大枝形灯。音乐一奏，跳舞就开始了。沿着墙有一排座位是给女宾坐的，舞厅的一端有一座台是乐队奏乐的地方，那里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铜角和笛。
多么好看的舞啊！多么庄严而有礼节啊，那优美的点头和弯腰、日本人的吸气声、妇人们小鸟一样的啾啾声、靴子踏在涂蜡的地板上的嗒嗒声，还有那华丽的制服！
他们跳的舞在现在已不时兴了，长而慢步的舞现在看起来是很滑稽的。每场舞结束的时候，在乐队的附近有牛奶、啤酒等饮料，男宾可以带着他的舞伴到这里来休息一会儿。
在我的头顶上面，就是舞厅对面的墙，我可以看到一幅中国画，这是我唯一能够看到的画，但是我知道，在舞厅的墙壁上，挂满了这一类画。舞厅虽是个空旷的地方，却很华丽、庄严，适合做大人物的住所。几年后，我再回去看那使馆，感觉很渺小，微不足道，也许因为我的见识已经很广了。
通过使用一个类似一架特别的望远镜的东西，我可以看到那些跳舞的人弯着腰，摇摆着身子，在这幅中国画前左右移动。直到音乐声在我耳朵里变得迟钝了，妇女们啾啾的谈话声像刚醒来的小鸟的叫声，靴子踏着地板的声音变成了单调的催眠曲，我发觉我在自己房里被红芳的手摇醒了。
“起来吧，瞌睡虫！你的早饭已经凉了，教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礼仪之邦中国的大官（1）
我们在日本大约住了两年之后，父亲忽然收到一封信，说中国的一位大官，不久在他周游世界的旅行结束的时候将要到横滨来。
父亲接到这信的时候非常兴奋，赶紧预备着见他，并且决定在横滨招待他，还请了许多外国人一同由东京赶到横滨。
我盼望着也能得到一份请帖，一则因为父亲的确需要我去；二则我知道这样一来，我至少可以有几天不用上课；而最大的原因还是我对这位曾经环游世界的大官感兴趣。
大家都在谈论着关于这个大人物的有趣的故事。我也听到了好几次，在厨房里和会客厅里，这些故事大都是经过了三四次甚至五次的辗转相传而来的。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忽然想到，为了中国的利益他必须环游世界一次。当他的计划得到太后的同意后，他就开始仔仔细细地为自己的旅行做准备。
据传说这位大官最怕死在外国，一想到他或许会死在外国，甚至于葬在外国，他便浑身发抖了。所以当他一知道这次旅行已决定了，他便尽力地替自己准备得周到、妥帖。他是个怪僻的人，最怪僻的一点就是，在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一口中国制造的棺材，他嘱咐人家，万一他死了，必须把他放在这口棺材里，那么即使要葬在外国的土地上（当然在可能范围内他还是竭力避免这种不孝之举），他总算还是睡在中国的棺材里。
这口棺材也许和他的名声很有关系，但是他的怪僻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事。
于是我就从父亲那里探听这位大人物的事情。
“他的地位比你高吗，父亲？”我问。
“哦，是的，”父亲说，“每次太后要做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想到他。他从前做过总督，现在是枢密大臣，地位几乎和太后的心腹荣禄相等。”
“他是什么爵位？”
“他是侯爵李鸿章生前是伯爵，死后才被追认为侯爵。——译者注。”
“但是侯的地位不如王，你是王呀。”
“我的爵位是世袭，我并不靠着它升官。我是个满洲人，他是汉人，他的爵位是赐给的。”
“那么爵位的大小对于一个官的重要与否果真没有什么关系吗？”
“这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父亲耐着性子解释，“我的爵位虽比他高，可是他的官职比我高，而且太后还赐他一种特别的荣耀……”
“什么荣耀？”
“我可以戴单眼花翎，他却可以戴双眼花翎，那是非常名贵的。他有太后所赐的黄马褂，我却没有。他可以骑着马在禁城里走，我却不能。总之，凡是太后权力所及的，都答应他了。”
“可是他真的有那么能干吗？”
“当然啦，傻孩子，他很有才干。为什么你对他这样感兴趣？”
“我不愿意听到别的官比你更加荣耀！”
父亲听得笑起来了。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我一向佩服他，尊敬他。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他这一次将要结束的旅行，也是为的替中国交好于邻国。我虽然也做过这种事情，可是不如他那样直接。我多少有些像外国人，并且，或许没有这一位将要驾临的大人物那样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汽船在两天之内就要到了，我们都到横滨去迎接这位大官。父亲在横滨大旅社为他订了最好的房间。他在横滨大概不能待久，但是肯定要参加宴会，这是我父亲特地预备的，并且有许多日本人和外交家参加。宴会之前，他还要休息一会儿，抽一会儿水烟。准备这样好的房间专为一个人住几个小时，未免太奢华了吧！为了这样一位大人物，无论多么奢华都不能算奢华。
我不大知道我所要见的这一位大官是怎样的人，虽然直到今天，他一直是中外闻名的人物。那时候他还没有签订对八国联军的和约。但是当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对我父亲表示失望了。
“原来他也只是个平常的老人。”
虽然父亲责备我，我却为了能论评这么一位大人物而感到骄傲。
这位大人物穿着一件中国的大棉袍，一双棉鞋，看来好像是个贫贱的人。他的灰色的胡子一直垂到胸前，虽然他长得不难看，有一副魁梧的身材，可是我却觉得他的衣服太不整洁了。父亲说，他就是穿着这种衣服旅行的，他有这么一种脾气，不肯把在自己国家里穿的衣服脱下来，就是在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
父亲会见了他，他们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已模糊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和父亲谈起过许多事情。他是个极胖的人，要是人家不知道他做过那么多大事情，一定会觉得他很可笑。
在慈禧太后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受到过像他那样高的待遇，可是当事情做坏了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会受到像他那么重的责备。太后最信任的就是他，他的话几乎就是法律，但如果依了他的话而事情没有办成，那么太后就要对他大发脾气，把他革职，追回以前所赐的一切荣誉。等到太后再需要他的时候，便一切都恢复旧样子，还要给他添些新的荣誉。
自从离开中国以后，他恐怕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大官。他显得很粗野，因为我在东京的使馆里看到过许多西方的礼节。他做的事情中，有许多实在是使人讨厌的，不过他认为他的名声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虽然他自己不一定愿意这样做。的确，在中国是有这种情形的，他在横滨大旅社精致的房间里吸着水烟，把烟灰敲在地板和地毯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需要吐痰的时候，就随处乱吐，还有许多别的事情。
但是……
他是个大人物，他做的事不会错的。
礼仪之邦中国的大官（2）
请你记得我现在是在叙述我童年时代的记忆，对这位大人物的估计也只是一个好批评的孩子的估计。
对这位大人物的迎接的确是很隆重的，他却认为这是当然的事，就像他在这次旅行中经过各地所受到的欢迎一样。
他有很多仆人，吃饭的时候，他们总站在他椅子背后侍候他，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总跟着他，从他的表情去猜测他的意思，做他的最忠心的奴隶。假使他回过头去要对仆人说话了，还没有开口，立刻就是……
“喳！”所有的仆人一齐喊道，声音整齐得像是从一个人嘴里喊出来的。哪怕他只要一个盐瓶，所有的仆人都一齐跳起来侍候他。当然，谁都不能像这位大官那样被忠心地侍候着。但是父亲觉得让这群粗野的仆人一齐到横滨大旅社的餐厅里去实在不像样，因为这里有不少日本侍者和男仆。所以他叫这位大官的仆人和别的随从待在一起，等叫他们的时候再来。
他们照着做了，并且发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不久便可以知道。等到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出来了，于是我们这一群：日本人、官员、各国的外交家、各种人都聚在一起向这位大人物致敬，一起送他到船上，在那里，我们就和这位“非常普通的老人”说了“再会”。
我们回到旅馆里，并且在那里耽搁了一个星期，因为汽船脱班了。当旅馆账单送来的时候，一看竟有八百元之多。父亲说这简直是不合理，这几间屋不过给那位大人物住了几小时罢了，于是这位盛怒的旅馆经理带我们到房里去看。
这些仆人没有虚度他们的光阴！
他们不懂如何使用水笼头，把它打开了取水却不知如何关上，等到旅馆里的仆役发现的时候，房里已浸满了水。这些仆人偷吸他们主人的水烟，把没有熄灭的烟灰丢在地毯上，地毯被烧了十几个洞。他们打破了洗涤盆，把许多名贵的家具毁坏了。总之，他们把最精致的房间弄得破败不堪。
于是父亲付了账。当然，关于这件事，这位大人物始终不知道，父亲也不去向他要求赔偿。这是中国的规矩，官员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切都得依顺他，不可有怨言，也不可向他清算为他用掉的钱，就像我父亲所用掉的八百块钱一样。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把这事告诉了伍廷芳，他曾经在华盛顿做过大使。伍廷芳笑了笑。
“他的仆人在纽约的大旅馆里也干下了这样的事，”他说，“我不知道这笔赔偿费是谁付的。那么你预备去向他算还这笔钱吗？”
父亲笑了。
伍廷芳也笑了。
他们一同谈着，彼此交换着意见。
“有什么用呢？他是李鸿章呀！”
几年以后，当父亲的东西移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一本旧账簿，那里有一行这样写着：“在横滨招待李鸿章，用去八百元。”
礼仪之邦中国“外交”（1）
父亲在日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战后中日两国的邦交。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看到在父亲这艰难的工作中的几件中日合作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后日本人对“辫子、光头”的仇恨这样深，就是用遍了全世界的合作互助方法，也不容易克服他们的偏见。但如果根本不合作，甚至于互相对立，那父亲的任务就永远不能完成。
父亲当然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风俗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人不了解它们。所以父亲尽可能地采取日本风俗，就像他以前出使别的国家的时候采取他们的风俗一样。所以只要在他权力范围之内，父亲总把最大的同情和赞美给予那些国家。
在日本过了许久，父亲才发觉他的一等秘书是他的敌人，而且是个很可恶的敌人，因为他瞒着父亲干事。那时候，朝廷正在悬赏捉拿孙逸仙。消息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传来，凡是住在外国的中国人口袋里总要带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对着照片仔细端详过路人，希望能捉到孙逸仙而得到赏金。
慈禧太后对孙逸仙和他的宣传恨到极点。如果在太后活着的时候把他送回中国，那一定有生命危险。
在一个忙碌而紧张的日子里，父亲收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
“孙逸仙在日本，立刻把他逮捕。”
当然，父亲马上知道这并不是朝廷里来的命令，所以把它搁在书桌上放了一两天工夫，一面考虑着这件事应当怎样对付。直到第二天晚上，父亲才发现了一些关于这电报的线索，并且知道，使馆里潜伏着一股企图破坏他在日本的全部工作的势力。
“对孙逸仙的事你准备怎么办？”父亲的一等秘书问。
“我能怎么办呢？”父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即使知道，甚至于看到他在我的使馆里，我也不能在日本的领土上逮捕人呀！”
“那么你应当去请求日本政府将他拘获！”
“找出孙逸仙来，或者给我证据，他确实是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