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同时我也觉察到自从进朝廷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不能说服太后。我用尽了方法劝谏太后不要听信端王的话，可是，太后虽然对我仍旧像以前那么好，但是对端王的话总是很感兴趣。假使义和团真的被收用了，那谁会知道中国的灾难将到什么时候结束。有一天我碰到端王，于是我就和他谈了一会儿，这就是我们的对话：
“‘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现在正在引入一种极大的危机。我是个平民，我的一举一动不能影响大局。可你是端王，是皇族，你如果做了使自己失面子的事，你也就影响了整个朝廷的体面。’
“端王对我非常无礼，还带着一些讥讽，并说我现在已不能说服太后来反对他了。这倒是真的。
“‘我还要见一下太后，’他告诉我，‘我要找一个机会表演一下，让太后自己发觉我的义和团的本领。’
“端王，你是知道的，是个不足道的人，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为止，太后是始终信任他的。
“端王带着他的意见来见太后，这对他是个极好的时机。这几年来，太后恨透了外国人，因为他们想瓜分中国。端王说，他的义和团非常厉害，刀枪不入。当然你和我一样，知道这全是胡说，可是太后却认真地听着，我的劝谏也没有效果。端王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只要太后答应义和团进来，那他就可以有方法说服太后，并且使太后相信他所说的全是可靠的。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回来。端王恨透了你，而且他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大了。如果你回来，那么我相信端王一定会设计陷害你和你的家人的。”
看了这封信，我们就要预防最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朝廷这种无德纪的状态之下，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情形会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大阿哥，那时在太后废除光绪帝后立为太子的，是端王的儿子。就是靠了这个卑鄙的太子，端王才获得了这样大的权力，从此就把中国拖入了无底的深渊，把整个世界扰得动荡不安。
我们在巴黎不安地度着日子，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巴黎的报纸上忽然用大标题登载着这样的新闻：
“辟金大使在北京被害。”
当然这消息是不真实的，可是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声势下，自从德国大使华开德勒被杀后，外面就有这样的谣言，说义和团把北京所有的外国大使都杀掉了。于是法国人都相信了这最初的不可靠的报道，认为辟金大使已经被害。
你们当然可以知道，这消息对我父亲和他的家属是怎样一种意义。这是很自然的，中国既然杀了法国大使，法国自然要以同样的方法来报复。
于是我们等待着，或许父亲是我们家庭中唯一能够镇定的人。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知道在一个钟头以后可能有事情发生，假使是要发生的话。可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父亲又得到一封外国教士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这场暴动什么时候会结束。显然，你现在已不再处于中国大使的地位了。因为这些暴动的人可能要把你撕得粉碎，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请你立刻到我这里来，我们要商量一个办法，使你在事情的真相查明以前能够安全地待在法国。”
“不要去见他呀！”母亲惊叫道，“你一跑到街上就要被杀掉！”
母亲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父亲向来都穿中国衣服，无论到哪里总是很引人注目的。
“我不怕，”父亲镇静地说，“我没有损害法国，法国也决不会损害我。”
“辟金可能对中国也没有损害呀！”
“可是中国对这方面的反应和法国是大大的不同了。法国是个极文明的国家，决不会因此而对我有什么示威，况且法国人都是我的朋友。”
父亲与我战云笼罩了中国（2）
“是你的朋友不错，可是他们不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中国害死了辟金！”
“我是一定要去见外国教士的。”父亲平静地说。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中国仆役长飞奔过来，仓皇得失了常态。
“主人！”他神经质地喊道，“一群乱民围住了这地方，他们正在商量谁领头打进使馆，赶快叫卫队准备！赶快叫警察准备！他们随时会打进来，把我们一齐杀掉。”
我们都惊慌万分，只有父亲对仆役长笑了笑，可是他也不能忽视这警告。因为外面街上正响起群众的怒吼声，我们到窗口去望望，只见使馆门前的街上挤满了巴黎的暴徒，他们大喊要到使馆来为在遥远的中国遇害的辟金大使报仇。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似乎急于要满足他们疯狂的杀人欲望。
当母亲明白了我们真的面临危险的时候，倒镇静下来了。
“赶快做必要的准备吧！”她冷静地对父亲说，“这些都是没有受过约束的暴徒，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真是乱民！”父亲说，“少数愚笨的人以为这是个炫耀自己的好机会，于是聚集了一些无业游民来作这样一次示威！”
我们尽力劝父亲不要在这时候出去，可是他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恳求。他似乎极有把握能够安全地回来似的，丝毫没有给我们一些暗示，假使他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他必须要经过围在使馆门前的疯狂的暴徒，可是他似乎很自信不会遭他们的毒手。
叫嚣声不住地袭过我们的耳朵，谁都可以想象这群暴徒的来势是多么凶猛。
终于，父亲镇静地准备出去了，在这一刻，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骄傲，为我们的满洲父亲骄傲。父亲用向来的那种镇静态度走出了公寓，我们在楼上屏住呼吸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等候着一些可怕事情的发生。
我发誓，暴徒中谁都不能相信父亲是看到他们带着武器挤上来的。他头都不回，毅然决然地走进暴徒群里，似乎什么顾虑都没有，也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
这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父亲产生这样的勇气？
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相信有这样的奇迹，因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围着使馆的暴徒们向左右分开，高喊着要替在北京遇害的辟金大使报仇，可是父亲大胆地、缓缓地走着，头不偏左也不偏右，手中连一根可以自卫的手杖都没有。这潮水般的人群竟不敢靠近他，让他走出了人群到他所要见的人那里去。他竟也不回头看一下，人群中的喊声终于静止了。
当父亲回来的时候，群众已经散了。父亲竟提都不提起刚才的经历，只说外国教士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与父亲是毫无关系，他要尽力保护我们。
不久，震惊世界的消息在巴黎及其他各地的报纸登载出来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义和团已经行动起来，他们要烧尽在北京的外国使馆，杀尽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
父亲和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以他镇静的态度和坚强的自信力，他照常工作着，在混乱中求安定。
不多时候，关于这次事件的真相从中国传来了，这些我都已在另外一个地方叙述过了。但是，由此我们知道了端王上次那手谕的真正动机。
端王策划他的“行动”已经好几年了，经过几年来不断的努力终于在他可鄙的政策下见效了。直至现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国人和“吃洋教”的人下了怎样的毒手，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被他们找到，就遭到残酷的屠杀。如果我们依着端王的命令回到中国，那么我们裕庚家族也早已完结了……
我们也是“吃洋教”的，所以端王希望我们及时回到中国，可以和其他“吃洋教”的中国人一同遭他的毒手。
父亲与我谣言、消息、疯人（1）
这些暴徒，终究只是些暴徒，渐渐地从我们使馆所在的公寓前面散去了，可是接连几天中，我们受到多方的恐吓，直到最后，真实消息传来，辟金并没有死。这里我得说明，法国政府虽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极度恶化，可是对待我们，仍旧像一个主人招待他尊贵的客人一样。因为，那个外国教士说过，义和团运动的事并不是我父亲的过失，我父亲和他的家属应当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
我们必须留在使馆里，必须要出去的时候，有警察保护我们。我们的公寓里不准陌生人进来，除非有同住的人作担保。
我们的秘书一天要十几次地去接那具有恐吓性的电话，这就是一个例子：
“喂！使馆里情形怎样了？我要和中国大使说话。”
“他很忙，你是谁？”
“我是谁都没有关系，请你告诉他，赶快吃一顿丰盛的饭吧，因为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
“猪猡！”我们的法国仆役长听了，这样骂道。在这段困难时期中，我们的法国仆人倒对我们很忠心，而我们的中国仆人却反而不行。他们都吓昏了，要求快些送他们回中国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法国人对我们的态度有些不可思议。至于那些暴动的群众，那全是些流氓组织起来的，领头的有些竟不是法国人。
有一个人在我们公寓的周围来回跑着喊着：
“辟金死了！我们要报仇！杀掉中国大使！杀掉他的随员！烧掉这使馆！”
这人后来被查出来是个葡萄牙人。
我们受着法国政府的保护没有遭到不幸，我们的使馆也不会被烧，因为这是在一所公寓里，同一个公寓里住着几百个法国人。
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要躲到使馆里来求得保护，当然我们只有请他们出去。尽管我们保证他们不会遭到危险，可是他们总不相信。
我们公寓门口经常有一个人站着，即使是公寓中其他住户有客来访，也要经过他严格的检查。有一次，有一个人要闯进我们的房子，被我们的看守捉住了，并且从他身上搜出这样一张条子：
“中国大使和他的家属死期到了，我已经在他们的公寓下面安放了炸弹。”
这人是个疯子，因为我们的房子下面并没有炸弹。
消息不断地从中国传来，一天四次，而且都是坏消息。到后来，父亲变得怕接到这种消息，怕听到电话铃的响声了。
这是一封从中国来的电报：
“你北京的房子被焚毁了，你的古玩已被掠夺一空，那些不能搬走的东西也已经毁坏得一钱不值了。”
这是荣禄打来的电报。他永远是父亲的挚友。后来我们回到中国后，荣禄告诉了我们当时的情形。端王派了他的义和团的团员去烧毁我们的房子，因为那是一所洋房，还准许他们恣意掳掠。第二天，在我们那所美丽的住宅被毁以后，端王对荣禄说：
“我已把你的朋友裕庚的房子烧毁了，我只可惜他和他的家属当时不在里面让我一起烧死，不过我将来总要惩办他们，他是叛徒。”
“他不是叛徒，”荣禄说，“而且一直为中国尽着最大的努力。”
“他同情外国人。他想出卖中国。他不再是满洲人了，他已经变成汉人了！”
读者必须知道，当时汉人把满洲人看做蛮子，而满洲人又以为被人称为汉人是一种耻辱。父亲的确有不少汉族朋友，正像他有不少外国朋友一样，因为父亲坚信，将来中国能否强大就要看中国的外交地位如何。那时候，他早已看到一个“满洲人”和“汉人”将都成为一体的中国人的时期了。
继续来讲中国的消息吧。这里是荣禄的另外一封电报：
“你堂兄的一家都完了。你堂兄为了避免苦痛先自杀了，因为他是你的堂兄。他的女儿们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威胁，投井自尽了。
“因为端王的义和团造的孽，北京的多少井里有人跳进去自尽了啊。”
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里，法国的新闻记者几乎整天和父亲在一起。但父亲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
“诸位先生，”他总是说，“关于中国的事，我并不比你们知道得多。这里是一封从中国最高参谋部来的电报！”
从像我刚才说起的两封电报中，外国记者又能找出些什么故事来呢。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记者激动地跑进来问我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我听说外国的援军已经抵达北京，为了报复义和团的横行，他们占据了铜陵和锡陵。这消息可靠吗？”
“铜陵和锡陵是历代帝后的坟地，”父亲说，“离北京极远，你可以确信这消息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