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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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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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是到法国和到巴黎的门户。    
    在马赛,我们受到中国使馆人员的迎接,并且受到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招待。他们待我父亲像皇上一般,其实父亲只是皇上的代表而已。    
    从这里我们乘火车到巴黎,于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我今天的记忆中,当时的巴黎是最美的地方。    
    可是对于我们的随员,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啊!每次穿过马路的时候,他们总感到有送命的危险,当我们硬把他们拉进电梯的时候,他们哀号着,恐怖地叫着;当电梯停下,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吓得站都站不直了。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能够适应的新世界。可是对他们……    
    你能想象你初次到火星上是怎样一种情形吗?    
    他们就是这种情形。经过了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他们才渐渐地能适应这种环境,这和他久已习惯的中国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可是对于我……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1)

    巴黎的中国使馆是在一个公寓里,在霍契街上。我们的前任大使对待我们很冷淡,他只是以一种极普通的情分引导我们到寓所。他看来很吝啬,他所给我们的屋子,别的不说,单是家具就让人看不上眼,好像是从哪个旧货拍卖行买来的。    
    地板上的地毯是红的,没有两把椅子是同一大小、同一颜色或同一式样的,窗帘是绿的,墙壁是紫的,总之,我们没有看见过比这还杂乱的公寓。    
    父亲和母亲经过了粗略的察看后,一致决定:    
    “照这样是不成的,在招待外交人员之前,我们必须把这里重新布置一番。”    
    这公寓本身是很精美的,我们现在只需把它重新布置得更庄重,能够符合父亲的身份。这种布置的责任立刻由母亲负担起来。    
    这时候我十四岁,对于每件东西都产生好奇感。我们要改穿西装了,大家的意见都认为我们应当立刻去照着我们的身材订制衣服。有一位法国女人,她是我们极要好的朋友,负责陪我们去找合适的成衣匠,我们把在巴黎的四年所要穿的衣服都订好了。    
    从开始到结束完全是快活的经历,母亲依着她的计划,指挥着布置房屋的工作,我们姊妹俩就由那位女朋友带去裁制衣服。    
    巴黎真是个热闹的地方!    
    我记得只有在蒙休公园的时候曾看到过两辆式样新颖的汽车,街上大都充满了四轮马车,飞奔着的马蹄在石板路上不断地发出声音。街道都以“凯旋门”为中心,成放射形。在巴黎,对方向观念不大清楚的人是很容易迷路的,我就有过好多次经验,不过在巴黎迷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那里,每个角落都有新鲜惊奇的东西。    
    当父亲和母亲向罗伯特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妹妹和我就赶紧利用机会尽情游玩,因为我们知道,不久我们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这期间,我们几乎整天在外面,到城市的各处去逛,对每样东西都感到惊奇,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其实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巴黎。那时候我们讲的是法国话,不过讲得并不好,只是能敷衍过去罢了。    
    又是一种新的语言,你总记得我们的中国仆人在日本时的困难吧?在巴黎,这困难加倍的严重,两个法国仆人只会讲法国话,四个中国仆人又只会讲中国话,这样,他们中间自然常常发生争执,不过有了在日本的经验,我们对这些麻烦渐渐习惯了。    
    使馆的办公室和住房在同一层楼上,而且是相接的;随员们的住房,在我们的公寓后面的另一所公寓里。    
    我们还没有布置好,父亲的国书还没有呈递,那些老朋友已经来看我们了。这里我还要说起,父亲母亲和总统夫妇极为友好,我们在巴黎的四年中,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法国的首都巴黎,我们遇到了多少外交上的重要人物啊。    
    母亲有许多美国朋友,有些是在几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认识的,有些是在中国认识的。我们刚安顿好他们就来了。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意见,有的说起我们小孩子该如何受教育。    
    我相信,假如我们完全依照他们的计划,那么我妹妹和我一定能受到极完美的教育。    
    有一个提议我们接受了,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满意。    
    “伊萨杜娜•;邓肯,”有一位太太说,“在巴黎教跳舞,我有两个女儿,你们的两位女儿又是这样美丽、可爱,我想我们这四个女孩子可以给邓肯小姐开一个班,请她教她们。”    
    这计划实现了,有三年工夫我们跟着伊萨杜娜•;邓肯学跳舞,每星期三次,每次一个半钟头。    
    每天早晨有一小时的法文课。红芳还是那样,监督着我们,宁可不让我们吃早饭,不准我们稍有迟到。    
    但是我很喜欢法文,法文教师也很赞赏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得极快。    
    几乎一到法国,母亲立刻就买了一架钢琴,所以在法文课之后,我就学唱歌。这也是我极喜欢的功课,我尽力地学习。    
    然后是勃朗小姐一小时的英文课。可是她那时候病得很厉害,极想回到自己家里去。    
    午饭后的一个钟头,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的,而且还永远是一种尝试。不错,那湖南教师一直尝试着把古文经典灌输进我的脑里。我承认,虽然我很惭愧自己这样做,我是有意地把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浪费掉,看着钟,等候着,祈求着这一个钟头快些过去。我发现,湖南教师盼望着这每天一小时的时间过去的热切程度也不亚于我,因为我恨他,极力和他作对,他也恨我,所以最好我能够早些离开他。    
    国文课以后,如果是轮到学跳舞的日子,那么我们便到伊萨杜娜•;邓肯的艺术院去学舞,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星期三次,这是最最快乐的时候。我极爱跳舞,邓肯小姐似乎也很有兴趣教我们,我想起她的时候总对她有极大的好感。当然,那时离她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还早。    
    我们的音乐教师在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她开始教我们的那年,正是她得到音乐学院奖金的一年。    
    在巴黎的一段时期,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期,我在这四年中充满了活力。我们家里不断地有各国著名的外交家来访,在他们中间,父亲的尊严的体态时时出现。他看来和他们完全不同,因为他始终穿着中国的长袍,佩着他的官衔的标记;但也可以说他和他们完全一样,因为他很容易使自己适应环境。母亲是喜欢作乐的,这里她可以尽量地满足她的欲望,因为在那时候,中国大使的俸禄是非常高的,为的是太后要她的代表人在外国人中争得光荣,为了这缘故,我可以断定,我们的使馆可以列入巴黎最奢华的家庭之中,各国的贵宾流水似的经过我们家里。    
    这时候我们的屋子已经改造得很华丽了,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刺绣物都装饰起来,于是我们的屋子很快变成了艺术之宫,为了这缘故,人家都喜欢到我们家里来。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2)

    我常常奇怪,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精力管这么多方面的事情。可是他却是镇静地、谨慎地过着他忙碌的日子。他努力地工作,殷勤地拜访。在巴黎,外国的使馆比在日本还要多,所以这种拜访的次数自然也增加了:待客,开舞会,设宴会。    
    我的妹妹和我还是年纪太小,不能参加社会集会,可是有志者事竟成,这里虽然没有屏风,却有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我们偷看流水般的来客。这些人由于好奇,都要来看看我们这些外国人,穿得这样特别,说的话又是和他们这样的不同,但是不久竟成为极好的朋友。这些朋友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的朋友,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只要看到他们便能记起他们来。    
    不久以后,来客中的大部分我都认得了。每当仆役长通报来客姓名的时候,我妹妹和我便孩子气地去偷听他们,依次学着各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调。两个淘气的孩子,为了寻求快乐把自己变得好像一对顽皮的猴子。    
    偶尔,在茶会上或别的比较不正式的场合中,客人们会要求见见我们,于是我们便被带去见他们,有时候也帮忙招待他们。这些客人常常会评论我们美不美、可爱不可爱,说得那么直率,就好像我们不在他们面前一样。我不知他们可曾想到,有时候他们的话会多么深刻地刺伤孩子的心,而且孩子的心一旦被刺伤,这种创痛是多么不容易忘怀和难以医治。    
    我们曾经费了许多时间,想让母亲明白我们姊妹俩需要和外界多接触,因为她向来看管我们极严。    
    我记得有一次举行茶会的时候,我妹妹和我也正在招待我们自己的朋友。一位有身份的太太也来参加这种茶会。我们几位年轻的朋友希望能看一看这位太太,于是在仆役长的怂恿和帮助下,我们那几个朋友装扮成仆役,代替仆役们去侍候客人。我们干得很好,而且把这位太太看得很仔细,可是母亲几乎被搅昏了,但是当时她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种骗局万一被拆穿将使她自己多么窘迫啊。可是等这位贵客走后……要是没有父亲的劝解,我们可能会受到一次极可怕的责罚。母亲对孩子的倔强和顽皮向来没有忍耐心。    
    我们在巴黎还要住四年,可是我们的家,已经成了外交家的中心了。我妹妹和我渴望也能成为这个中心的一分子,可以参加大人们的集会。我们觉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有这种权利,可是母亲固执得很,她认为,一切朋友,若没有经过她长时期(这个“长时期”往往是我们不能等待的)的观察而认为满意的,对我们都不会有好处。    
    年轻人的集会,虽然我们接到请帖,但她是不被允许参加的,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才稍稍准许我们去,但是往往去了半个钟头以后便要逼着我们回家,差不多只准我们看一看,就必须回家。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母亲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像我们姊妹俩这种顽皮的孩子是很容易闯祸的。    
    可是我们却不管这些,我们渴望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并且急于要看看这个刚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新世界。


父亲与我战云笼罩了中国(1)

    有一年的时间,巴黎对我们来说像是奇境。我们忙碌着,享受着每一分钟,却没有想到困苦的时期已经开始了,这件事使世界各国都感到惊恐。    
    我那时候在圣心院,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有机会和外界接触了。    
    当我在复活节回家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坏消息。    
    父亲收到一纸从中国来的简单的手谕:    
    “朝廷现在召你回来,立刻带着你的家眷回中国。端王。”    
    这手谕吸引了我们全家的注意力,下面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对话:    
    “中国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了。”父亲说。    
    “为什么端王要给你这样一个手谕呢?”母亲问。    
    “这是值得怀疑的事。端王是皇族里的人,可是他决不愿意,也没有权召我回去。假如我是真的被召回去,那么命令应当来自皇上。要召回一个大使,不管他在外国做了什么事,或是将要做什么事,总得依照一定的步骤。端王是我的大敌,这是一个诡计,要引我们回去投他的罗网。”    
    “立刻打电报给荣禄,”母亲提议道,“把端王的手谕原样录上,请他决定该怎样做。”    
    父亲照母亲的意思做了。在离开中国之前,荣禄和父亲曾规定了一种密码,这种电码在旁人看来完全不懂,可是荣禄和父亲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荣禄的回电来了:    
    “朝廷并没有召回你的消息,尽管放心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好了。”    
    当然我们知道,可怕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端王一定从太后那里取得了特权,否则他不敢擅自下这个命令。虽然他这种举动对太后是保守秘密的,但是端王,他和任何人一样知道,无论他的计划怎样秘密,迟早总要传到太后耳朵里的,现在这封电报就是证明,所以他其实并不怕太后知道。    
    父亲比较着这两封电报,不住地摇头。    
    “这就说明中国正在黑暗时期。”他说。    
    此后隔了大约一个月光景,父亲接到荣禄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正处在纷乱中,你的敌人这样多,假如你现在要回中国来,那真是太傻了。你不但做不了什么事,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端王正在怂恿太后收用义和团,同时我也觉察到自从进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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