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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有个村庄叫白起堡，传说是当年秦军统帅白起的指挥部，作为最高统帅，白起怎样指挥他那庞大的军阵呢？秦军投入到长平的总兵力在50万以上，即使在一个局部战斗中，恐怕也有成千上万的士兵。
古代兵书上说，军队是靠擂鼓和鸣金来指挥作战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军阵的指挥车上果然发现了指挥工具。可惜，革制的鼓早已腐烂，但这个青铜铎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秦军战士，就是听着它的声音从战场撤回。鸣金是收兵，而击鼓则是前进。各级军官根据旌旗的指示改变击鼓的节奏，士兵们根据节奏行动，这样，在指挥官的意志下，成千上万的士兵作为一个整体进退攻守，互相配合。
在长平战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为惨烈的阶段。40万赵军被秦军死死围住，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0多天，伤兵的惨叫和哭声弥漫四野，活着的人把伤者杀死吃掉，秦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惊恐不安。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正是白起所期望的。
在高平的谷地，有一个围城村，当年赵国的士兵很可能被秦军围困在这一带，绝望中的赵括挑选了精锐的战士，准备做最后一搏。
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当年亡命突围的赵军，正是撞在了秦军无坚不摧的军阵前，这是一架真正的战争机器。
万弩齐发，赵军一个个倒下。统帅赵括就是在最后一次突围中被射死的。残余的士兵惊魂未定时，青铜戈矛组成的方阵已经像一座座山一般压了过来。绝望中赵军的战斗意志最终被秦军彻底摧毁。
20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激战早已化为司马迁笔下简约的描述。
40万受尽折磨后向秦军投降的赵军，除去240名幼小的士卒外，其余都被白起下令活埋。
在古战场的遗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成堆的白骨。尸骨的边上还遗留着士兵们的兵器和随身携带的钱币。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这场前无古人的大战，震惊了山东六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它诸侯国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秦统一中国的脚步。
长平之战结束的那一年，一个婴儿出生了，他就是未来的秦始皇，那个即将一统天下的千古一帝。
第二部分大漠绝尘
——接连长城千万里
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匈奴，占有今内外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借中原各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之机，匈奴不断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
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秦军在南方奋战的时候，匈奴人越过了阴山脚下的黄河，直接威胁秦帝国的都城咸阳。
平定了南方之后，匈奴人就成了秦军最后一个对手。
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挥师北上，秉承秦始皇的旨意，去解决匈奴问题。但是，30万强悍的秦军并没有立即与匈奴骑兵决战，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长城边上。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人的侵犯，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陆续在边界上修筑过长城。在今天甘肃省的临洮县，这段古长城就是由秦始皇之前100多年的秦昭王所修。
从秦长城向北，就是已经灭亡的赵国曾经经营了几百年的长城。这条长城时断时续，早已破败不堪。
到达北部边疆以后，30万秦军的任务就是维修、改造破旧的长城。
秦军和匈奴人周旋了几百年，蒙恬家族几代人都是秦国的战将，他应该非常了解与匈奴作战的艰难。
匈奴是游牧部落，他们居无定所，往来如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高手，如果秦军仓促出击，匈奴骑兵会避开锋芒，绕到别处大肆抢掠，甚至凶猛攻击秦军的后方。秦军劳师远征，寻求决战而不得，旷日持久，将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蒙恬选择了长城战略。秦军修建的长城，并不只是一堵墙而已。长城不仅用于防御，蒙恬改造过的长城是一个可以进攻的体系。
长城的首要作用是预警。那些最高处的烽火台就是瞭望哨，为了提前预警，有些烽火台甚至远远突出于长城之外。
在长城沿线，秦军修建了许多由坚固城墙围起的小城，这里是戍边军民的居所，也是长城工事上的战斗支撑点。
在离开长城有一定距离的后方，秦军又修筑了屯军要塞，这些要塞既能够容纳众多的军队，又可以囤积大量后勤物资。在出击匈奴时，就成了大部队的前进基地，也是长城防线的战略纵深。有了这套体系，部队就避免了无依无靠的野战。
一年多以后，蒙恬大军基本上完成了长城的维修和改造，与匈奴骑兵开战的时机到了。
以长城为依托，装备先进的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匈奴人暂时退到了大漠深处。在此后的很久一段时间，胡人都不敢南下牧马，士兵也不敢弯弓抱怨。
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此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秦帝国从内地征发了100万人，沿着几千公里长的北部边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施工多在蛮荒偏远之地，《史记》记载：民夫的尸骨填平了沟壑。
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一条万余里的长城横贯帝国的北方，秦人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军事工程。
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尽管有长城的依托，秦人仍然在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专家推测：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从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史书上记载：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平均每消耗192石粮食，却只能剩下一石供应军队。
192石剩下1石，途中的消耗率是99。5％，就是说99。5％的粮食都在运粮途中消耗了，到了战场就很少了，可以看出，古代的粮食运输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向前线输送粮草，成千上万的民夫死在了路上。然而，草原深处的匈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攻打匈奴的战争，后勤运输之艰难，很可能令秦始皇彻夜难眠。作为帝国的决策者，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天堑变通途
——秦的军用高速公路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
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2000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从都城咸阳到北部边疆，过去没有多少道路，只有在两地之间取其捷径，才能使军队和粮草在战时快速地抵达北部边疆，为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至今人迹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在山上用黄土夯筑的，夯得非常结实。让现代人也着实为之惊叹。
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的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那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
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
最终勘测出来的结果证明，这条道路基本上是正南正北的，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
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像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考古人员将上面的泥土洗掉以后，发现这些木板上有字和线条，仔细观察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木板竟然是地图。
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
这些地图除了没有比例尺以外，其它五个标准都具备，地形的起伏高下，河流的曲直，距离的远近方位等，描绘得都很清楚。
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在那么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条件之下，在这个现在都还非常荒凉的地方，要把这么一条路修成，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当时顺着直道走的时候，就发出了“轻民力”的感慨，感慨统治者对老百姓看得太轻了。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第三部分举国之战
——秦的总体战
总体战理论是现代人的发明，德国人埃里希·鲁登道夫集其毕生经验于1935年写成《总体战》一书。他把现代战争看作是全民族的战争，把战争看作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并且置身其中。战争不仅仅是政府与军队单方面的责任；战争是包括军事、民事、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战争的胜负与一国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根据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总体战是消耗战、持久战。总体战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尽量多的人送上战场，年满20岁的男子就应入伍，接受军事技能的训练，编入正规部队或后备役部队，直到规定期满之后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行“辅助勤务法”，把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作为战争的动员对象纳入到总体战体制中。举国参战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保障。总体战在战术上强调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在局部形成优势，并且要动员强大的后备役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随地加入战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类似总体战的战略早已在各诸侯国中实行了。每个诸侯国都动员全国一切资源为它们的命运作最后的一搏。秦国是如此，其它六国也是如此，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
传说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把种田、养畜、纺织看作是富国强兵之道，实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战构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另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写了一本兵法，后世称之为《孙子兵法》，在这部2000多年后仍然为人们所重视的书中讲到了战争的全方位性。他从五个方面总结举国之战的成败，即“道”、“天”、“地”、“将”、“法”，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天时、地利、人和、将领才干和法令制度，他把敌我双方幅员大小、物产多少、兵员的多寡、力量对比的强弱、基于双方实际情况的胜负判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