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秋林！救救秋林！问题严峻地摆到了秋林人面前，也摆到了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面前。因为，如果秋林股票被终止上市，不仅大有损于哈尔滨的经济，而且大有损于哈尔滨的形象。
问题的严峻性不只是亏损严重，而且是时间无多。留给秋林人的时间，就只有那么短短的6个月。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解决五六年的累积下来的问题，难度之大是怎么想像都可以的。
无奈之下，哈尔滨市政府果敢决定：公开竞标，转让股份，重组秋林。除此之外，事实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谁能救活秋林呢？秋林人在等待、在期盼，市政府在等待、在期盼。
蒋贤云早知秋林的困境，得知秋林股份要竞标转让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出马竞标。但是，这个标可不是好竞的？
秋林公司的亏损过于严重。5个亿的亏损，这可不是好玩的。此其一。
秋林公司还有一个包袱—— 一座烂尾楼秋林大厦。有人说，秋林死就死在这座大厦上。此其二。
秋林集团有4600名职工，如何安置，平稳转让，不出问题，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此其三。
还有，竞标的对手，共有8家，如哈药集团、人和集团、曼哈顿集团等等，都是极为有实力的知名企业，总体实力远比奔马强大。要想赢得竞标，真可以说有点虎口拔牙的味道。能不能拔得下来，也真有点玄。
尽管难题多多，但蒋贤云却有一身胆略。他最后以每股1。91元的最高价，拿下了对秋林的收购权。2004年6月，所转让的股权过户到奔马集团名下，蒋贤云对秋林的收购正式宣告完成。
如果说收购是第一关，那么重组就是更难过的大关口。
商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2004年半年报，终于以每股盈利0。029元的业绩，结束了连续三年亏损的历史。2004年三季度报，每股则收益0。02元。
奇迹就此发生。就在一些人等着看蒋贤云笑话的时候，秋林股票复生了。
此前，5月17日，ST秋林暂停上市。
而在8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受理秋林公司恢复上市的申请。
到了10月25日，ST秋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挂牌上市。当天的开盘价是：2。79元。
复市第一周，尽管ST秋林股价有所动荡，但很快就稳定下来，每天的收盘价又一路开始走高，28日比27日涨，29日又比28日涨。
ST秋林救活了！
蒋贤云成功了！
第六章 九州温州（下）出关！出关！（5）
沈阳“温州日”
沈阳“温州日”。
时间：2004年8月28日、29日。
举办者：沈阳市政府。
承办者：沈阳市温州商会、沈阳市中小企业局。
这是一声可惊全球的响雷。据有关人士称，当今这个世界上，有这个日那个日，什么纪念日，什么活动日，什么庆祝日，什么告诫日，什么节假日，可以说数也数不清，几乎把一年365天都覆盖了，却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地方城市之日，而且还是一个大城市为一个小城市举办的城市之日。中国没有过，外国也没有过；当代没听说过，古代也没听说过。沈阳市举办一个“温州日”活动，真可以说有点石破天惊。
熟知中国现代汉语的人都知道，举办与承办是密不可分的，举办者是一个活动的当事人，承办者更是一个活动的当事人。按照分工，沈阳市政府负责邀请和接待高层政府官员和有关重量级人士，温州商会负责邀请和接待企业家，主要是2000个温州老板。因此，这个“温州日”，不仅仅是沈阳市政府在请客，也是温州商会在请客。
沈阳“温州日”的倡议者，是沈阳市市长陈政高。2004年7月初，在沈阳市迎宾馆，沈阳市政府召开驻沈温州企业座谈会，100多位温州老板应邀出席。座谈会上，气氛相当活跃，围绕如何振兴沈阳等话题，大家争相献计献策。市长陈政高突来灵感，向在场的温州企业家提议说：要不我们举办一个温州日活动，拿出沈阳更多的项目，让更多的温州老板来为振兴沈阳出力？这个提议，当场得到与会温州老板的赞同，并表示全力参与，全力支持。会长胡定海则明确表态，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力有力。
如果说举办“温州日”是石破天惊，那么筹备工作也是出人意外，不仅是想不到的高速度，也是想不到的高质量。只经过短短的一个多月准备，一切都准备就绪，并且成功举办。沈阳温州商会的正副会长和各位理事，都尽到了自己所能尽的责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按照要求，商会很好地统一安排和接待了与会几千企业家的食宿，还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了一个金秋演唱会。据称，这方面的费用，里里外外，总共需要上千万元。商会会长胡定海说自己拿出了500万元，其余500万元则由商会其他成员分摊，大家合伙买单。因此，也可以说，这个“温州日”，不仅仅是沈阳市政府举办的，而且是温州人自己举办的。
这个“温州日”，气魄特别大——
沈阳市政府共拿出32个工业项目、1个高科技项目、22个社会公共项目、11个物流项目和11个农业项目，总共一千亿投资的项目，特地招商温州人。这样的“宴请”，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温州老板来说，可以讲都是第一次，谁也没有遇见过。
这个“温州日”，规模特别大——
活动日原先计划邀请2000位温州商家，包括国内102 个城市93 个温州商会和国外几十个国家141个温州商会的人员。仅仅这么一个规模，那么广的面，那么多的人，就已经极为令人吃惊了。而实际到会的，却出人意料地达到3000人，比计划邀请的整整多了一半人。这么多的温州老板大会聚，这么多的温州老板一起大招商，不仅在国内其他城市没见过，在温州本地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温州日”，政策特别香——
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在温州日第二天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宣布：鉴于温州是全国知名的轻工基地，鞋革、服装等26个行业闻名中外，沈阳市政府愿意拿出26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以零地价招商，欢迎温州的轻工行业组团进驻沈阳。
若在2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零地价对外招商，可以说并不惊奇。但在到了新世纪的今天，这个零地价可以说是沈阳温州日绝无仅有的政策了，更可以说是优惠得不能再优惠的政策了。无论是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在中西部也好，在贫困地区也好，更不用说在东部沿海地区了，都不可能找到，也无法找到。当然，这个政策也有个前提——温州人必须组团入沈。即使有这个前提，也是开放得不能再开放了，开明得难以再开明了，优惠得无法再优惠了。
陈政高的这个政策，并不是嘴上空讲讲的。活动日的第一天，瑞安汽摩配协会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合作协议，由瑞安汽摩配协会牵头，组织瑞安汽车零部件企业组团投资30亿元，在开发区兴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园区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建成后年销售收入可达50亿元。第二天，政策马上兑现。陈政高当着众多的温州老板说，该产业园的一平方公里土地为零地价，不需要投资者拿一分钱。
这不就让人眼红了？这不就让人心动了？瑞安汽摩配协会得了一个“头彩”，其他人呢？肯定会跟下去，也要到沈阳拿个头彩。这不，当陈市长宣布了零地价政策，并当众兑现首个政策时，整个会场几乎是沸腾了。
这个“温州日”，效益特别好——包括意向在内的总投资额，多达150亿元。
这个“温州日”，影响特别深远——好几家主流报纸，都把温州商与韩国商一起评论，说去年沈阳举办了一个“韩国周”，请了三千韩国客商，可以说来了“韩国流”。今年举办“温州日”，来了三千人，则是一股“温州潮”。这股“温州潮”，还大有胜过“韩国流”之势。
温州的大批老板，有了沈阳情结。“沈阳就是你们的家！”这是陈政高在温州日开幕式上首先说的一句话。陈政高对温州人不仅口甜，而且心甜，更有政策甜，被与会者誉为“零距离市长”。
沈阳温州日是一个创举，也是一个盛会，更是一个经典。对温州日的成功，沈阳市政府并没有陶醉，而是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市长陈政高宣布：温州日要年年办下去，一年一次。
陈政高还说：2005年，要邀请一万名温州老板。
第七章 有为温州逞能·低能
“无为而治”。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政府描绘的“角色脸谱”。
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这种调门一时成为“流行”，一时成为“定论”。
言下之意是，温州政府官员是“无所事事”，甚至于“马放南山”，甚至于顺水也无须推舟。
而事实上，无论这言语中包含的是对政府审时度势的褒扬，抑或是对碌碌无为的批评，简洁如斯的“经典”已构成对温州影响最为久远的误读。
从袁芳烈的“转向”到董朝才的“保护民营经济政策”，从张友余的“二次创业构想”到钱兴中的“山水温州”，直到今天李强的“一港三城战略”“效能革命”，桩桩件件无不是“有为”之作。
温州，是一个“有为温州”。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正名之前，温州夹着尾巴——一条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人。
是收是放？是压是促？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在个体户专业户重点户私营企业主伸长脖子察看风向之时，温州的政府也为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左顾右盼，时而茫然，时而黯然，时而惶惶然，时而欣欣然。
令人惊叹的是，20多年来不时“引爆”的生死论争终于没有真正地撼动政府的意志。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温州的执政轨迹耐人寻味。
作为显学探究的上佳标本，温州的荣枯、进退、因果势必引起世人对政府角色的评头论足。而市场经济破冰之旅先行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探究多了体制上的借鉴意义——
“看得见的手”与 “看不见的手”，究竟是如何友好地握在一起？
温州不幸。
这个宋元之间产生过“永嘉杂剧”的商贾云集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
解放前基本没有工业，上世纪50年代是前线。作为反蒋反美的“前哨”，在准备打仗的沉重空气中，国家重点项目投资一片空白。
60年代是火线。10年浩劫，几乎使温州遭受了灭顶之灾，乱得在全国出了名，派系林立，流血事件不断，“革命”革得天老地荒，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70年代是短线，几无投资。而浮夸风、反右风，一阵阵“左”倾思潮，一次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枪打出头鸟”，把温州人民死死地捆在几分土地上，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谣云：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十万人被迫外出谋生，而外出又因为讨不到公社的证明吃尽苦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才有了起跑线。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独特地域性格使得民间的“反叛”冲动终于付诸实践，一批重点户专业户悄悄地冒了出来。可多年来的“左”祸，国家政策的滞后，一时无法打开充满计划色彩的脑门。
政府“猝不及防”。
一个普遍的反映是“看不清，吃不准，拿不定”。干部对“两户”的性质“认不清”，怕搞错方向，不敢大胆支持；社员对政策“摸不准”，怕再“割尾巴”、“抓辫子”、挨批受罚；有的有怀疑，怕政策会“变”， “谈富色变”，不敢露富，不敢冒尖。对“两户”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雇工问题、承包耕地的问题，个人或联合经营荒山、海滩、水面问题，“两户”产品上市及长途运销问题等等，找不到答案，讲不清道理，干部不敢表态，群众缩手缩脚。
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先自怕了，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
与此同时，在管理层面，计划经济的桎梏随时可以发出可怕的威力。
在1980年７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