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７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设铺面、带学徒等新情况，因此，除批准个体工商业户经营外，也可以批准部分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有技术专长的可以签订师徒合同带一二徒弟；私人合资经营，既不属于个体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加以正确引导，逐步组织为街道集体企业。
既使是在极其偏僻的小山村，笔者也能看到这样的镜头。
一位中年妇女挨家挨户收购兔毛，没想给一“打办同志”逮个正着，当场没收。那妇女当即下跪，又遭厉声呵斥。“打办”的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一人到乡下背树贩卖，被“工商”碰上，一管理员拿出驳壳枪在其脑门上敲出殷红的血来。那时候有的工商管理员竟配了枪！
我们无意于个体的检讨，但管理员逞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能政府的运行逻辑。
“八大王事件”是政府导向的极致表露。所谓八大王，都是温州流通加工领域里的8名有名的个体老板，有目录大王、线圈大王、邮电大王……1982年，国家出台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8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批捕。这就是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被追捕时的罪名是投机倒把。虽然抓捕的旨意来自上头，1984年后也已陆续一一平反，于温州民营经济而言，这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心头永远的痛。以至今日提起，尤为人扼腕再三。
政府的行为有时就这样难以理解。凭着“整顿”的一腔热情来引导规范发展一地的经济，却在事实上扼杀了民间的力量。曾多年从事温州经贸工作的官员说，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指挥新生的民营经济，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则往往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尽管理由冠冕堂皇。
数字证明了这一点。
“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
此时的温州是悲观的，有人断言，悲观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低能”。
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1）
活生生的事实刺激着政府官员的神经。
特别是“八大王事件”的负作用，使得温州市政府的态度趋于明朗。
在吃饭问题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过程中，前者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民间经济的力量在和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经过短暂的停滞，温州的民间经济重新活跃，而“上了一课”的温州地方政府也开始明确改革志向，学会了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很明确看地方经济指标。所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当时地方官明确“温州除了发展家庭企业别无出路，为了温州经济指标上升，只有保护、发展私营企业”。
经过一番细致的实地考察，当时带着“割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任务走马上任的市委书记袁芳烈似乎想急于表白心中的想法。
像是黑色幽默，一场被称为“红色会议”的表彰会在人们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召开。
那是1982年12月16日。
一条爆炸性新闻：市里要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表彰大会。
消息传开时，人们不禁纳闷，不会又是啥学习班吧！
“‘八大王’刚被‘请’进去，现在又请我们，其中必有‘诈’”、“小心表彰表到牢里去。”县里不敢或不愿推荐代表，乡里也不敢或不愿发通知，收到通知的惶惶不可终日，怕的很。据说，某政府人员送通知书到代表家时，有人闻讯后越窗而逃，有几位被堵在房里，一脸苦瓜相，怯怯地接着通知单。
多年以后说起此事，当时会议的主要联络组织者之一王运正记忆犹新：文成泰顺的几个代表还想逃，出来时亲朋好友热泪相送，有人以为要进学习班，一定要“住”一段时间，干脆带脸盆来，免得叫家人送麻烦，那排场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代表们来到温州，感觉不对劲，大街上张挂着巨幅的“两户光荣”的大红横幅，甚至机关商店挂上“欢迎”之类的横额，有人敲锣打鼓，一派热闹的气氛着实让代表感到不自然，茫然中有点激动。
那天，温州市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1200多位“复辟典型”、“尾巴”被市委奉为“座上宾”，与书记“平起平坐”。一个“谈富色变”的年代里，如此的排场着实让人感动不已，一个代表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一种声音，“过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现在才知道政府鼓励我们勤劳致富，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
35位代表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畅谈了“致富之路”；市委市政府的各套班子领导还给171户代表授奖表彰，如此这般大张旗鼓地让他们在会上唱主角，甚为少见。
会后，代表们要求袁书记把“讲话稿”发一本带回去。干吗？当证据！
另一表白的方式是对“八大王”的平反。据说，下令抓捕和同意平反“八大王”的都是温州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袁对此毫不讳言，他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在温州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更有意思的是，从此之后，无论是袁还是他的继任者，来到温州之后，对当地的个体私营经济，都经历了一个从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主动保护的改造过程。这暗合了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观点：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
来自民间的力量，就这样时时拷问、推动着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对待民间经济态度上的宽容和有意识的保护，又反过来推动民间经济一步步前进。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每当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
有人称，“在温州坐在政府位置，能感受到强大的民间力量：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
由是人们习惯于说此后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保护民营经济、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不为而治”。
“无为”是一随意地放任自流，而“不为”则是一种刻意，起码是精神层面上的主动，是对上头压政策的巧妙化解，甚至于是“阳逢阴违”的政治冒险。没有这种“不为”，“温州模式”的萌芽也许早就胎死腹中了。
在如何“不为”上，政府的狡黠确应了形容温州人智慧的那句话——“头发是空心的”。
即使在1989年前后中南海三下温州调查温州民营企业政治取向，以及温州模式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纠缠中，绝大多数温州官员依然挺身而出保护民营企业，用“实践”为其大声辩护。不仅如此，温州政府还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电、科技、材料行业，主动让权。民营企业均瑶集团从1991年开始包下了温州到各地的28个航班、100辆出租车。
“在温州，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
温州市前任市长钱兴中的话也许能够代表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这种态度。
与初时的“无能”不同，对民间创造力的敬畏成了政府的自觉选择。这种务实的态度和大胆的政治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有力地保护。
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管理法律法规都是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如何对待当时的政策法规，温州市政府采取的是“知其不当为而不为”，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
当时的政府方针被概括为这样的顺口溜：多种经济一起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实践。正是这种“不限”、“不论”，充分尊重了群众意愿、保护群众创业积极性的“不为”迎来了民营经济的春天。
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2）
温州市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但允许试验，因为温州是试验区，试成功再推广，试不成功再退回来；
第二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就积极干，在干当中创造经验，丰富中央文件，因为中央文件都是在实践当中丰富起来的；
第三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就大胆干，放开手脚干。
同样“三句话”，当时有些地方却是这么说：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因为这是高压线；
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不好干；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情，还要看一看，看了人家怎么干我再干，因为这样少犯错误。
于是在温州，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雇工经营、合股经营、（资金）聚会等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就连私人钱庄、私人换外汇、经营邮电业也存在过。
用老百姓的话说，起先是“顶牛”，现在是“放羊”。
在奉命压制、打击个体私营经济时的“不为”则表现为“妥协与怠工 ”。
也许“妥协与怠工”一说有些刺耳，但事实如此。在温州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做法都是不符合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的，经常会带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时不时地上面会来个限制或者打压的文件。温州政府常常也得抓一下，以表示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天下。每逢风潮来时，总会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则会外逃躲风头。令温州政府和官员为难的是，温州人在商品经济方面的“闯”“试”往往会过不了多久又被上面肯定。于是，干部开始学会故意“认不清”方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的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要求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民银行总行按规定拒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争取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5年后自行关闭。
有人说，温州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不无道理。一次会议上，温州的领导讲了句非常实在的话，希望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那些部门负责同志，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希望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必要的时候“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
“不为”还时不时地表现为政治上的一种冒险。
市场经济发源于我国计划经济力量相对最薄弱的温州一带，让那些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理念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不是压制和取缔，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这种“不为”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
事实上，从1960年开包产到户先河的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始，到市委书记袁芳烈、董朝才，温州出现了太多的充满了悲怆命运的改革者。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却从来就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一番。
直到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的领导还常常会为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集体经济比重过低的批评而不安。
书记市长接受采访首先往往是拿出了一大叠的数据，极力解释温州经济当中的公有制比重仍然很大。他们还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当无数取经者千里迢迢来温州取经的时候，温州的干部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先向他们介绍温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不少因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
袁芳烈，主政温州4年，温州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1985年，全市面上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但袁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负责同志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