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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介绍和宣传扬州的文章里，都引用了这样两句很有“说服力”的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在所有描写扬州的诗句中，这两句以死事入诗，可谓出奇制胜，足为扬州风姿传神，亦足以表达作者盛赞神往扬州之情。人生的归宿应该是扬州啊，禅智和山光两座寺庙，就是最好的墓葬之地。是什么引发了诗人如此深切入髓的感叹？来看看这首名为《纵游淮南》的诗的前两句：“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神仙：唐代时称妓女），原来如此，作者迷恋扬州无边的风月烟柳之事，故而发出慨叹：“人生只合扬州死！”
扬州的漆器很有名，无论是供案头把玩的盘碟钩架，还是陈列在楼宇厅堂里的屏风、景观，都有描绘扬州风物的作品，上面也常常刻有相应的诗句。一次到政府某部门办事，在大堂的屏风上看到了这样一首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这本是唐代诗人王建的《夜看扬州市》中的句子，现在正儿八经地陈列在这儿，这让我感到很是纳闷。厅堂内的陈设本是用来当做门面的，自然得考究些，但即使是粗通文墨的人也能看出，诗的后两句说的是“坏话”，黑底白字地写在上面，岂非有失体面？无独有偶，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扬州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府有关部门在闹市区专门开辟了一条美食街，吸引各地商家前来经营各地特色小吃和风味佳肴，在有关的“招商”文件中，亦有“夜市”两句，说是要再现历史上这一繁华盛景，欢迎有识之士前来投资置业云云。写作本诗时，正值大唐帝国日渐衰微，内乱不断，外患不清，作者担忧国事，对官宦权贵、富商大贾在时事多艰、兵戈扰攘之时仍沉湎声色颇为不满。扬州夜市歌舞升平、纵情享乐的景象触动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愫，于是诗人写道：“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时移世易，大概现在的扬州人认为如今已是“时平日”，可以心安理得地“犹自笙歌彻晓闻”了。
扬州也是一座花之城。“千家有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这是郑板桥《扬州》里的名句。看许多人的引用，仿佛板桥老人真的是在赞美“教曲”和“栽花”，称赞扬州是一座花飘香、乐回荡，文明昌达宛若人间仙境的去处。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不妨来看全诗：“画舫乘春颇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有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词人久已伤头白，酒暖香温倍悄然。”为了陪客挣钱，千家万户先教女儿学会唱曲；花价见长无人种粮，在烟花弥漫、歌舞升平的扬州城，“教曲”和“栽花”不过是百姓无奈的选择——原来如此！
还有一些关于扬州的名句不能深究，比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是诗人杜牧用来赞美一位十三岁的少女的。前两句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十三岁的豆蔻年华就像早春二月那样，在春风骀荡的扬州城里，即使把家家户户的窗帘都卷上，又有谁家窗口的女孩能有她妩媚漂亮？现在也不去管它什么少女不少女了，就用“春风十里扬州路”来作扬州春季旅游的广告用语。
对扬州的记述描写中，历朝历代留下的“坏话”并不一定比“好话”少。人都喜欢听“好话”，但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哪怕是“断章取义”也要将“坏话”提取出“好话”的意味来理解，来传扬。这大抵值得我们深思。很多“坏话”并非刻意攻击诋毁，实际上多为肺腑之言，“苦口良药”。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开阔的胸襟，坦然地接受“坏话”，并以此为诫勉，多些务实，少些浮躁，多些警策，少些沉迷，那么它就注定难以成其独立的品格，难以在历史和时代的潮流中成就永恒。至于刻意地去遮蔽缺点，视而不见或者装聋作哑，甚或断章取义，粉饰妆点，那就更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了。
我国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相信上文所说的扬州的境况并非特例。历史的遗留是对现代的一笔丰厚的馈赠，也是我们发展经济、振兴城市的一笔难得的财富。如何理解和利用这笔历史资源，值得每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思考。历史的本来面目值得我们关注，历史的教训亦值得我们记取。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里，作为今人，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的丰厚赠与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青春、良知与铁血
——《第三帝国的兴亡》再读札记
？ 浩 岭
（一）
5月的柏林景色肯定是不差，勃兰登堡门、亚历山大广场和古老的洪森堡大学校园里绿茵如毯，鲜花盛开，一些喜欢郊游的德国人也许早就准备好了几瓶慕尼黑啤酒，打算在某个晴好的日子全家去汪西湖畔或格鲁纳瓦尔德森林野餐。这时候，他们忽然看见了一幕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景：成千上万名大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市中心广场，那里已堆积起像山一样的大批的书籍，兴高采烈的学生们将手中的火炬丢进书堆，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数万册书籍在震耳的欢呼声中化作灰烬。
这是1933年5月10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四个半月后发生的事情。被烧的书大多都是具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作家或学者的著作，其中德国作家有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雷马克、爱因斯坦，法国作家有雨果等。外国作家的就更多，如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等。大学生们在一份当场散发的宣言中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统统都在焚烧之列，都要付之一炬。人们很难相信，这些狂热的年轻学子们就是以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诗人和科学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德意志民族的后代，是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席勒、歌德和贝多芬的传人。在焚毁人类文明硕果的同时，他们美丽的青春也被这场大火烧得扭曲变形，残缺不全，带上了几分恐怖。
然而当时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啊，因为Nationalsozialist（纳粹）德国的思想领袖、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在不远处微笑地注视着他们。烧书结束后，这位“元首的亲密战友”向大学生们发表了讲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将要再度表现出来，因为这火光不仅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还必将照亮一个新时代。”
大学生烧书只不过是第三帝国青年运动中一个小小的插曲。1936年希特勒公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法令规定从六岁到十八岁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要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吃、住在学校里，受着斯巴达式的训练，父母如反对要处以重刑。其中，六岁到十岁是“学龄团”，每个孩子都要详细记录其思想发展状况。满十岁并且通过测验后升入“少年队”，在队旗前宣誓：“时刻准备着，为我国人民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团员不但要接受严格的当兵训练，还要到农村“锻炼”一年，帮农民干活。之后，优秀分子则可被保送进入纳粹党主办的全国青年政治学院（至战争爆发时共有三十一所），成为可靠的纳粹事业的“接班人”。
这样吃着纳粹的狼奶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不烧书、不上演“辛德勒名单”的惨剧再干什么？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去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精深，体会歌德诗歌的不朽，欣赏贝多芬交响乐的优美吗？
（二）
纵观世界近代史，举凡大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青年学生总是最早被发动、处在最前列的一群；而当运动结束或变革终止，他们不是流血倒地，就是监禁逃亡。青春，生命，热血，激情，在欺骗、蒙蔽、野心和阴谋的运作中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页淡淡的墨迹。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的年少无知，由于他们过分“关心国家大事”而又易于感情冲动，但强大的现实和历史自身的迷误，却也并非只是在青年学生身上发生作用，经验和理性并不能百分之百地阻止一个智者走向深渊。
在强化对青少年的教育和训练、发动学生大规模烧书（全德国许多城市都这样做了）的同时，为了控制德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戈培尔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和电影协会（那时尚无电视），并且通过法律规定，凡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会员，你就没有使用色彩、音符和笔墨的权利。早年曾经学过绘画，梦想将来成为一位靠艺术吃饭的“小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希特勒，对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似乎关怀备至，不仅亲自主持德国艺术馆的开幕式展览活动，还亲自选定参展作品。其中有一些从德国各个博物馆送来的塞尚、凡高、高更、毕加索的画，希特勒看了大为恼火，上去用靴子一顿猛踢，还吹着小胡子呸呸吐了几口，吓得戈培尔都直打哆嗦。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是一个魏玛时期在柏林街头专肆瞎起哄的无赖，他对人们厌恶充满说教的蹩脚的纳粹戏剧异常恼怒，在剧院里大喊说，凡是听到有人讲“艺术”这个字眼，他就恨不得掏出左轮手枪来。好在纳粹党魁们还没有搞“横扫一切”，也没有取代所有的演出，歌德、席勒、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作品时不时还出现在柏林大剧院的舞台上，使铁血统治下的人们能稍稍得到片刻的艺术享受。
对艺术是这样，对新闻和教育就控制得更紧。1933年纳粹一上台就颁布了报刊法，规定“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的东西”。那么怎样才算是“正确引导”群众呢？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每天早上，柏林各报社、电台的编辑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宣布哪些新闻应该发，哪些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写，标题如何拟定，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短评以及“读者来信”，口径如何统一。对于全德地方报刊和电台，则以电报、电话照此发出指令。新闻如此，教育更不能放松，还在维也纳当流浪汉时，希特勒就对学校教育和如何争取青年有过自己的“独特”想法，那就是最大可能地对教授和学术表示出蔑视：“教育的目标不是对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希特勒：《我的奋斗》）果然，第三帝国的法律规定，要想在大学教书，必须先在纳粹冲锋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集训六个月。在那里，老师们的专业、见解乃至性格都要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教师资格认证。而教育部长则由一名纳粹冲锋大队长担任，此人的名言就是“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至于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排上，更是处处体现着既荒唐透顶又血腥恐怖的纳粹思想。纳粹党执政的头五年中，因不愿归顺而被解雇的大学教授和讲师就有近三千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国外，如爱因斯坦，还有一些人惨遭法西斯暴徒的杀害。
（三）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知识界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艺术、学术、良知固然重要，但生命毕竟更宝贵，第三帝国的文化精英们——无论是艺术家、记者或者教授——大多数都转向后者：保全性命。二十世纪德国一流的音乐家、现代自然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施特劳斯投向戈培尔的怀抱，担任了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不惜以自己的名声和天才糟蹋文化。曾获得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霍普特曼，早期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还直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好评。然而在古稀之年却委身纳粹，第三帝国时期人们经常看到白发苍苍的霍普特曼和戈培尔手挽手走出剧院，以至于战后连一向以民主、自由标榜的美国人，也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
最耐人寻味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失足、附逆。
1933年4月，四十四岁的海德格尔据说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纳粹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