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耐人寻味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失足、附逆。
1933年4月，四十四岁的海德格尔据说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5月加入了纳粹党，一次性缴了十二年的党费（刚好到1945年纳粹覆没）。10月，他又和另几位知名的教授、学者带领九百六十名知识界人士，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任校长期间，他还不惜以低下的品格，打击、排挤他的恩师、现象学派哲学大师胡塞尔（犹太人）和曾是朋友的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因非议希特勒而被免职的雅斯贝尔斯（其妻为犹太人），甚至不允许已退休的胡塞尔进图书馆。战后人们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起码揭露一下纳粹的罪行，然而他却隐居家乡小镇著书，连对奥斯维辛这样骇世听闻的事件都长期保持沉默。学术上的伟大与人格上的渺小在海德格尔身上对比如此强烈，反差如此之大，的确有点罕见，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竟至于形成了“海德格尔现象”，吸引许多人去研究探讨，眼见得又要成为一门学问了。
如果说，霍普特曼的晚节不保从一定角度说明艺术对现实的依附乃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霍普特曼也必定还有其他人，第三帝国不可能将所有的剧院都关了门，何况当时德国广大民众都处于狂热的纳粹梦幻中，清醒者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一种艺术都必须至少吸引两个以上的人去欣赏，否则就不会存在。但作为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却完全不必有这种考虑。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早在六年前就出版了，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像剧本、音乐和小说，必须要有即时的观众和读者的认可。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应属于极少数清醒者之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烈士们都能做到的，然而身为“大智”的海德格尔，却在连一点威胁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彻底抛弃了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人类良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并且“决不忏悔”。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证实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呢，还是在实践
“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人生观，抑或是在身体力行他一再声称的“自由是真理的本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管什么良知、正义、善恶、是非，以及活着就是死亡、哲学研究也就是死亡研究的虚无主义思想？
其实这一切无须得到答案，因为它并不重要。
对当事人的谴责，对良知的追问，也许会使一些历史疑团得到澄清，释放人们某些方面的情感压力，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向谴责者和追问者这样提问：如果铁血大幕再次垂落，人们应该怎么办？还会不会出现大学生烧书，新闻记者欺骗，教授效忠，文豪和大师与之同流合污的事？因为马克思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戈培尔固然不会起死回生，但那些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独裁，专制，极权，高压，威胁，阴谋，愚弄，操纵，控制，镇压，动不动就朝别人头上扔导弹，或者进行制裁，以及新纳粹主义，恐怖活动，邪教组织，贪污腐败，封建迷信，破坏环境，等等——难道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吗？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诚哉斯言！
哲学的后楼梯
？ 朱人求
古希腊博学的诗人和评论家卡里马瞿斯说：“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哲学著作的艰深和晦涩让人敬而远之，世人也因之加深了对哲人的误解。其实，在早期哲学家那里，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处理哲学的方式是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一面，最终这将会指点人们怎样去生活。也难怪金岳霖这样感慨：“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哲学家）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思想与日常生活世界原是有内在关联的，它也蕴含着思想可以用生活故事来表达的潜在的可能性。对故事的好奇和热爱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铭记着许多自己的和他人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神奇的或恐怖的美丽故事，长大了才知道每一个动人的故事深处总隐藏着某些深邃的思想，每一深邃的思想背后都有一些美丽的故事。在思想和故事之间有那么一条神秘又隐蔽的通道，也许你每天从它面前走过却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威廉·魏施德的德国人为你打开了一扇心窗，你突然看到一道隐秘的“哲学的后楼梯”，一直通向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世界。
后楼梯不是人们进入一所住宅常用的通道。它不像正楼梯那样明亮、洁净、隆重；它冷静，缺乏陈设，有时还有点受冷落。不管怎样，它却可以引导你通向哲学的大门，去寻找那住在楼上的哲人。在《后楼梯》中，威廉·魏施德动情地写道：“人们可以踩过保养整洁的长地毯，沿着闪闪发光的栏杆，庄重地走近哲学家。同样地，哲学也有一个后楼梯，去拜访思想家也可以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来，平时怎么样就怎么做。假如他不是专喜在正门的楼梯口迎接贵宾的话，你会有幸看到哲学家平常的样子。走后楼梯不需要奢华的排场和装腔作势，你面前的思想家可能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有着他们独特的个性，你能看到他们伟大而令人感动的超越常人的努力。”
哲学的后楼梯充满了神秘和诱惑，踏上它是一种思想的历险，既新奇又刺激。当你踏上第一级台阶时，你会发现一位当代史学家关于哲学诞生的精确记录：“古希腊哲学于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开始。”这正是泰勒斯预言日食发生的日子，一个惟一能被现代科学所确证的与哲人有关的古老的日子。哲学与日食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哲学的诞生是“有闲阶层”出现以后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与哲学，只有当外在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人类能够有闲情逸致考虑衣食之外的事情时才得以开始”。
这一荣耀降临在古希腊富饶的城市米利都的大商人泰勒斯身上。相传泰勒斯十分精明，他用他丰富的天文知识预测到橄榄的收成十分看好，便买下所有的榨油机高价出租，大大赚了一笔。此外，泰勒斯一定是个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传闻他母亲劝他结婚时，他回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他年纪大了，母亲更是规劝有加，他的回答是：“现在已经过了结婚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更加意味深长，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要小孩时，他说：“出于对孩子的爱。”但这并不足以让泰勒斯成为哲学家。柏拉图十分哲学化地肯定了他：“泰勒斯观察星象时，因为脸朝上而掉进了坑里。
一个诙谐而机智的特拉克（thrakisch）姑娘嘲笑他说，他想知道天上有什么，却没有搞清楚他前方和脚下有什么。”对此，柏拉图的解释充满了新意：“同样的笑话恐怕会发生在所有的哲人身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习惯深思的人对周围的人或事会视而不见……”哲学家孜孜以求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质，这一切是哪里来的，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是它们的本原和规律？人应当是怎样的？……泰勒斯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因此成为哲学的奠基者。尽管泰勒斯的“水即本原”和“万物皆有神”的解答十分奇特，但是，从此至今，关于世界的本质和原理的探索便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中心议题。
泰勒斯用他的实践证明，哲学家只要想赚钱，就能够赚钱，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此，哲人有其更重要的哲学使命。作为一个商人哲学家，泰勒斯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之间的链接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能如此幸运。沿着哲学的后楼梯继续追寻，也许我们会遇见被悍夫的妻子克姗西普追赶的似与生活格格不入的苏格拉底。
如果说苏格拉底在哲学家中间很有名望，那么克姗西普在哲学家的妻子中间也毫不逊色。如果没有克姗西普的话，苏格拉底也就不成其为苏格拉底了。克姗西普并非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相反，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丈夫搞他的哲学。他在家时对他百般纠缠，当苏格拉底听烦了出去和朋友讨论哲学问题时，她会闷闷不乐。她甚至会不时从窗户泼一桶脏水浇到苏格拉底的头上，这时的苏格拉底只会说句：“响雷过后必然会暴雨倾盆。”针对别人的同情，苏格拉底却认为与难以驾驭的女人打交道也有它的好处，能应付克姗西普的人和别人打交道时便易如反掌了。妻子的阻止和责骂反而使苏格拉底更深入到哲学中去，更深入到对真正的人的思索中去。尼采的话一点没错：“当克姗西普把家弄得不像家的时候，她在事实上把苏格拉底更深地推到他特有的职业中。”
离家的苏格拉底究竟在做些什么呢？从表面上看，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只是去市场和运动场与人们闲聊，四处游荡，没有正常的职业，甚至连鞋也买不起。怪不得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塑造的苏格拉底的舞台形象光着脚丫。在本质上，苏格拉底没有一点点懒汉的疲塌劲儿，他酷爱运动，有坚强的忍耐力，充满阳刚之美。当别人因寒冷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他却光脚走在冰上，能从大清早开始站在一个地方想一个问题，一动不动地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苏格拉底把离家的时间看做他研究哲学的惟一机会。当你在雅典的街道上与苏格拉底相遇，他会主动走上来与你答讪，和你天南地北地神侃，最后总会情不自禁地将话题转到一个方向，那就是他通过谈话对自己现在和过去的生活进行辩解。他会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的思考方法，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认识你自己，去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苏格拉底希望了解世上的一切，了解人类和它未来的命运，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依赖于人的这种知识，所以他孜孜不倦于关乎人的事情：什么是虔诚，什么是邪恶，什么是美的，什么应遭唾弃，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什么是怪癖和疯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国家和政治家……在苏格拉底永无休止的追问下，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无知。在哲学的质疑中，现存事物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雅典人以对神的大不敬和引诱青少年为由把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并判处死刑。这个“无知的有知者”和“最有智慧的人”本来有一次越狱的机会，但他的行为捍卫了他的信念，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信念。苏格拉底坦然地饮下了那杯为他准备的毒汁，成为第一个捍卫自己的思想而牺牲的哲人，用自己的生命实践把哲学引入了“真正的人”的世界。
后楼梯行人稀少，有些冷清，也许还布满了灰尘。在这里，你可以肆意地品味哲人独有的那份深刻的孤独。孤独是一种高贵的情愫，孤独是思想的催生剂，惟有哲人才配得起这份高贵，惟有哲人才拥有真正的孤独。苏格拉底是孤独的“伟大的怪人”，他在白天打着灯笼走在大街上，孤独地找寻一个真正的人。柏拉图、伊壁鸠鲁、芝诺、黑格尔……是孤独的，大哲学家都是孤独的，他们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思想超越时空，世俗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他们伟大的思想与心灵，纷扰的社会生活也只会干扰他们宁静的心境。综观人类思想史，似乎大哲学家都怀有一种避世的冲动。悲观的“厌世者”叔本华肯定不是人类的朋友，他对人类充满了厌恶，称自己是“人类的蔑视者”，是“避世的哲学皇帝”。海德格尔的一生几乎一直在黑森林或其山麓弗莱堡度过，他在德国北部菲尔德山的半山腰有一个森林小屋，简单的陈设中只有木板和床，海德格尔经常在小屋前的长凳上长坐，他那日渐成熟的思想中也包含着他的全部生活：沉重的苦思冥想，深刻的忧虑，包围着他的孤寂，以及轻度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宣称自己从九岁起就生活在可怕的孤独中，经常处于自杀的边缘。这种情绪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将他的百万遗产送给了别人，自己过着一种简单的隐居式的生活。并非每个哲学家都有维特根斯坦那么幸运和洒脱，斯宾诺莎的隐居生涯则是族群和教团对他的放逐，人为的因素成就了他的孤独。在所有的哲学家中，他或许是最孤独、最内向、最谦卑、最安静的一个，但他并没有放弃真理。斯宾诺莎靠磨光学镜片维持生计，过着人们无法想像的更简单的物质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然而，更多的哲人还是生活在尘世中，不得不同那与身俱来的孤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