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了军的郭民英于1967年4月开枪自杀身亡，而郭世英在1968年4月19日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当天，郭沫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他原本可以在一次宴会上请求周恩来过问帮助解决，但郭沫若最终没有开口。当得知郭世英惨死后，面对于立群的指责，他沉默，沉默。他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儿子的惨死，没有激起郭沫若的反抗和反思。但他内心备受失子的打击和煎熬也是事实：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整整抄了八册。“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是着眼于国家“红色江山”的政治前途的，因为他的儿子与当下政治唱的是异调或反调，与他这个做父亲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大不相同。郭沫若坚信他是正确的，代表了“红色江山”的未来。只有在这儿，“革他命”与“革己命”被残酷地统一起来了。儿子的死是“革他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在“革己命”。他必须经受“凤凰涅癱”的痛苦和麻木。如果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是玩障眼法蒙混过关尚可以说通的话，那么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如此，就太违常情了。我以为，郭沫若这些行动的根据必须到他的内在逻辑中去找，到他根深蒂固的“凤凰涅癱”情结中去追究。
“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他真的找到了没有比之更充分更强大的理由了。所以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在宴会席上他没有向周恩来提出来。换他的另一句话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也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灵魂”。看来，这是对郭沫若最深刻的“政治考验”之一，真正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他摇晃着站稳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
“继续革命者”。他的彻底性，还表现在他的临终遗言上，他要将那“自焚”后的生命余灰撒到大寨的虎头山，以“求得再生”。
郭沫若只不过是极“左”时期一个典型的个案。当时的“凤凰涅癱”情结，其实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不断改造”的心理中。巴金在《随想录》回忆“文革”这一段时也说：“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在着幸免的心思。……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他还说：“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文品格和傲然骨气严重滑脱、丧失，应该说与此密切相关。从表面看，旧我欲产生新我，必通过激烈的火的焚烧。“自焚”是手段和途径，“再生”是由此带来的必然之果。但是，我们且不论“自焚”是否为必由之路以及能否带来“再生”之果，仅从它们所陷入的“焚毁—再生—焚毁……”的循环逻辑来看，二者因相互重叠而可以相互置换，从而被导向一种恶性扩散的癌性状态，“焚毁”几成目的。同样，“海燕”是不断地呼唤和迎接“暴风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进而与“暴风雨”合一，“暴风雨”成了“海燕”生命和价值的替代物。毫无疑问，“海燕”也有它悲剧性的一面。三十年代，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的“海燕”被斯大林当作异己分子，无情地、秘密地从肉体上被“清洗”掉？
对郭沫若的政治表现和御用嘴脸，我们尽可以嘲笑和批判，但作为一个悲剧中人和他内在的悲剧性，除了表层的滑稽可笑外，不能不给人们以深层的酸楚和苦涩。正如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不幸的是，这些话成了他未来命运的写照和谶语。历史没有再给郭沫若像巴金写《随想录》那样的机遇。可能是历史老人听厌了那些忏悔。谁敢说郭沫若不会重复他半个世纪前说过的这些话呢？
登堂入室的门径
——《史籍举要》再版前记
？ 瞿林东
柴德赓先生（1908～1970）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史籍举要》一书，原是一部遗稿，由作者的几位学生邱敏、胡天法、许春在等同志整理，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教授审订和修补，于1982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评。近二十年来，人们时时还在谈到它。北京出版社最近编辑、出版名为“大家小书”的系列著作，收入《史籍举要》一书，正是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关心史学、阅读史书的需要。这说明，《史籍举要》一书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
《史籍举要》问世后，学人多有专文评价。吕叔湘先生指出，《史籍举要》全书“脉络贯通”，评论“恰中肯綮”，“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一定是感激不尽的。”（1990年5月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从我对本书的阅读和理解来看，我认为，这些话最能反映本书的精髓，也最能反映读者的感受。
在《史籍举要》收入“大家小书”系列著作再度面世之际，北京出版社和柴先生亲属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导读性质的文字。我深感自己学力不够，难以胜任，但于情于理，却又不好推辞，乃仅就我对本书的一些认识，撰成此文，供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参考。
一、胸中自有史书全局
《史籍举要》是柴先生的讲义手稿，是他多年治史心得的荟萃，实非一般著述可以与之同日而语。本书从讲授史籍入手，涉及史学的许多方面，进而又涉及历史评价的诸多问题。在作者这里，研究历史同研究史学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史籍、史学、历史的融会贯通，使作者所论，可以古今联系，纵横驰骋，读来视野开阔，获益良多。
这里，仅就作者对中国古代史籍的“举要”来说，可谓如数家珍，举重若轻，侃侃而谈，使听之者不知其倦。这是因为作者胸中自有史书全局，才能达到如此境界、如此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选书。会通方能“举要”，博览才可善择。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如何“举要”，即选择哪些书予以评介，这不是一个简单数量多寡的问题，实是作者治史功力的显露。中国古代史籍，自《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史书为十三类起，历代相沿，稍有损益、异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分史书为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若以《史籍举要》所选之书同《四库全书总目》分类相对照，作者只选了纪传体类（即正史）、编年体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传记类、地理类等六类史书，占《四库全书总目》所分十五类的五分之二。作者略去的是有关言论、官制、目录、评论，而突出了人物、事件、政治和地理。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卓识：纪传体类、编年体类、纪事本末类、政书类四种史书，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分别是于综合叙事中以人物为中心、以年代为中心、以事件为中心、以制度为中心，这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文献；传记则是对纪传体类史书的补充，地理类史书向人们提供历史演进之地理环境和建置沿革的基本知识。这几类史书相对于其余一些类别的史书，是基础性的，是重要的。而面面俱到，则突出不了重点，甚至掩盖了重点。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选书，不只是在对待史书的类别上，还进而反映在同类书中书目的选择上。作者于纪传体类史书重点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南史》、《北史》、《元史》、《明史》等，或因其地位的特殊，或因其存在着认识上的歧异，作者格外多着笔墨。作者于编年体类史书着重论述《资治通鉴》，于政书类史书着重论述《通典》等，也是这个道理。就全书来说，作者是把重点放在纪传类史书之上，同样反映了作者在“举要”上确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定下来的。这是因为：其一，纪传体类史书，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主体，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其二，纪传体类史书是综合地反映历史，是每一个初学者应当首先学习和了解的；其三，纪传体类史书便于人们阅读，如朱熹回答学生所问读史之法时说：“《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有学生问：“读《通鉴》与正史如何？”他回答说：“好且看正史，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只如高祖鸿门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诸传互载，又却意思详尽，读之使人心地欢恰，便记得起。《通鉴》则一处说便休，直是无法，有记性人方看得。”朱熹的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读史，先读正史，收获会更显著一些，这是正史的特点所决定的。当然，朱熹的这些话，也是从比较的意义上说的。关于读史，他有一个总的看法，这就是：“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朱子语类》卷十一）这也是先有重点而后及于一般。柴先生的选书，有不少地方同朱熹论读史相合，可见古今之通达学人，见识上多有相通之处，其间贯穿着全局和“举要”的辩证法。
其次是阐说。柴先生在阐说一些史书时，都能上下贯通，左右联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出作者胸中自有史书全局的器识。如论《史记》的价值时，作者指出：“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史记辨惑》十一卷，批评《史记》有十失，皆文章之事，大多不中要害。宋代仉思也做过一部《迁书删改古书异同》。《史记》改古书，特别是改《尚书》的语句，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人误会了，以为《史记》所载的就是古书原文，反以别的书中所引原是不误的为误，这是不了解司马迁著作大意的缘故。”作者对《史记》评论的研究，达到这种细致的地方，可见作者视野之恢宏。又如阐说《汉书》的优缺点时，对《汉书·古今人表》提出这样的见解：“一般评论《汉书》，常以限断不明为班固缺点，如《古今人表》，但有古人，无今人，从刘知几以来都有讥弹。顾名思义，班固应有今人表，不过论古人分为三品九等，没有问题，论汉代人也分九等，形势有所不可。如古代帝王多列八九等，那么汉代十二帝应如何安排呢？不用说班固，就是司马迁要这样做，也只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了。章学诚以为此表非出班固之手，疑为西汉学者所为，班固收入《汉书》，这出于臆想，也不是紧要问题。我们认为《古今人表》和《汉书》其他篇目一样，有些是补《史记》所不足的，流传于今天。我们从《古今人表》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已把人分成九等，为后来九品中正制度先作注脚，说明源流已久。其次，这个表中不以地位定等第，而以人品分高下，反映儒家思想在封建统治时代的势力，不是没有用处的。”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史书的阐说是怎样同对历史的理解相联系的：从《汉书》联系到《史记》，联系到章学诚，联系到九品中正制度，联系到以人品分高下的儒家思想原则，等等。又如作者讨论《资治通鉴》，不仅对它的编纂方法有翔实的论述，而且对南宋朱熹及其门人的《通鉴纲目》、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明代严衍等人的《资治通鉴补》等都有简明扼要的评介。像这样的一些阐说，把史书与史书之间、史书与历史之间都联系起来，作融会贯通的理解，给读者的启迪、教益尤为突出。
二、整齐体例以示读史门径
《史籍举要》全书有严格的体例，这是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受到许多读者和专业工作者的称道。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明确地规定了撰述的体例，即：“以史籍性质分类择要来讲，可分下列四个重点：（一）作者及著作时代；（二）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三）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四）注解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