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甚至悉尼的市政厅大钟都纷纷效仿它。
大圣玛丽教堂是1478年后在早期的一座教堂旧址上重新修建的，拱廊又高又长，建有垂直线条的窗户和城齿。都铎雕饰的支撑脊椽梁顶使用的是亨利七世1505年捐赠的100根栎树树干。石匠们在拱肩的软石灰岩里刻下了花格窗图案。这座大学教堂很早就是剑桥的市教堂了。直到15世纪创建老学堂之前，院长和院士们都是在大圣玛丽教堂开会，而剑桥大学将它的资料保存在这里，可以说，这里是行政中心。一直到1730年，辩论、授予头衔和大学的其他重大活动都在这所教堂里举行。大学生和市民们拥挤在1735年修建的侧厢廊台上，聆听邀请来的著名传教士布道。
数个世纪以来，惟一的一座学院礼拜堂将这座大学教堂比了下去—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可怜的圣玛丽教堂，假如它没有那洪亮的、无与伦比的钟声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么讲。这座教堂的12只钟比它的建筑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如果你还不懂变换鸣钟这一优美的英国艺术的话，这里就是培养成钟的爱好者的地方，而且是成为钟楼爱好者。如果运气好，你就会赶上剑桥大学的变换鸣钟手俱乐部正在进行完整的敲钟表演，不过这可能会持续数小时。敲钟人房间里的木板上记着变换鸣钟谜一样的记录，我们由塔里的盘旋楼梯爬向望景楼时会经过那块木板。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3节 大学心脏：议事堂和老学堂
“人们到了剑桥就只想工作，如果他们到了剑桥的话。”
“真的吗，每个人都这样吗？”
“对，每个人。”
—尼古拉斯·蒙萨拉特，《生活是四个字母的单词》
在大圣玛丽教堂的钟声陪伴下，美丽如画的游行队伍由国王大街前往议事堂，这种仪式每年举行一次。学舍管理员高举权杖走在最前面，大学校长（或副校长）走在他后面，身穿带金丝尖角的长袍，再后面是德高望重者、院长和院士，他们的长袍是各自院系的标志颜色，五彩缤纷，像是科隆狂欢节游行时的民族服装队。颁授荣誉博士头衔是一学年的高潮。陆军元帅布吕歇尔、昆虫研究家米里亚姆·罗思柴尔德、柴可夫斯基、托马斯·曼、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都在这里的议事堂里接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
当我们怀着事不关己的快乐感受那古典仪式时，大学生们在6月份挤在大门旁长长的名单前，他们的考试成绩张贴在那里，这既是荣誉榜，又是学院的耻辱柱。不久之后，在学位颁发日，他们跟随各自的导师和亲人走进议事堂，但不是按照各学院的字母顺序。这一仪式也反映了优秀人物的级别。星期五上午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那些规模大的、古老的、富裕的学院开始颁发，而在星期六傍晚，当议事堂前的草地已被踏平之后，则由鲁滨逊学院、霍默尔顿学院和达尔文学院这些穷亲戚们结束。
议事堂是大学的心脏。在这里举行议事会，那些决定大学运转的大大小小的决定都在这里做出，从有关女子学习的不同见解直到授予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荣誉博士称号的风波。议事堂也常用做公共活动场所。1933年5月，拉丁文学者和抒情诗人豪斯曼在这里举行了他惟一一堂公开课“诗歌的名字和特点”，1959年斯诺在这里首次公开了他的“两种文化”的论点。
和1524年那场最著名的剑桥讲座相比，这座议事堂是座相当年轻的建筑。它诞生于1722~1730年，由苏格兰建筑师詹姆斯·吉布斯设计。前突的大圆柱和壁柱雄伟地分隔了正面布局，山墙建在略微前突的中间凸台上，下面一排窗户圆拱和尖拱山花交织，屋檐有一道栏杆，骨灰坛使它显得更为突出—这就是吉布斯的议事堂，一种帕拉第奥主题、雷恩的古典式和罗马巴洛克式的混合体。内部是个带楼厢的简洁长厅，有洛可可式方格形状的石膏吊顶，摆放着迈克尔·赖斯布拉克和约瑟夫·诺勒肯斯的塑像。正面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雷恩在伦敦也使用过它。草坪上是罗马的瓦尔维克花瓶的青铜复制品。一道坚固的黑栅栏从1730年起就拦住了未被授权的来访者，也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顺便说一下，这是英国最早的铁栅栏之一。
还要顺便提一下这里的最后一座建筑—科克雷尔图书馆（1837~1842年），它紧靠在议事堂西侧。大学图书馆第二次扩建时修建的这座建筑是由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设计的。他对体积和平面的把握真是了不起，室内空间很大，有一个连贯的筒形穹顶，对角肋木方格顶使它极富表现力—剑桥19世纪最漂亮的图书室。1992年，大学将它的老图书馆租给了对面的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馆里的图书早就搬到了一座更大的新楼里。租期是350年，这是本地人能想像到的最长期限。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4节 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荣誉之门
啊！我的老友哈维大夫……我记得，他的女佣是个漂亮年轻的女孩。我猜测，他也用她来暖身子，像大卫王。
—约翰·奥布里谈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威廉·哈维
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名字不仅有两部分，它也是分两次建立的：最早由埃德蒙·冈维尔，英国东部的一位牧师，创建于1348年；第二次由约翰·基斯，诺里奇的一位医生，创建于1557年。他学着人文主义者将他的名字拉丁化为凯厄斯，但仍然读作基斯。通常也按他的名字将这所学院叫做凯厄斯学院。
凯厄斯大夫是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的宫廷医生，也是当时最有钱的医生之一。他在冈维尔学堂和帕多瓦学习医学，在他来到伦敦靠行医发迹之前，他在意大利生活过几年，教过哲学。在天主教不太受院士们喜欢的时候，凯厄斯大夫出资修缮了他担任院长的母校。他1565~1569年在冈维尔大院旁建造的新大院，是剑桥最早的学院庭院，它只有三座配楼，南面只有一堵墙和一道大门。凯厄斯大院明亮、开阔，通风效果好，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卫生措施—离开中世纪的霉味！文艺复兴开放的新精神吹进了封闭的内院。
凯厄斯以三道大门向我们系统地展示了伊丽莎白时代人文主义者们的教育之路。第一道谦恭之门上写的是“人性”，学生们穿过这道门进来。下一道道德之门上写着“美德”，它的背面是“智慧”。智慧之门后是最后一道荣誉之门，它直接连接着学院和老学堂，连接着考试、头衔、事业。凯厄斯学院至今都举行这一学院仪式。荣誉之门通常是关闭的，只在两种情况下才打开，一是在学位颁发日，当大学生们去议事堂接受头衔时；二是当一位院士去世时。在学院礼拜堂举行过安魂弥撒之后，人们抬着他的棺材穿过荣誉之门，前往停在议事堂通道里的灵车。
在剑桥大学，任何一个学院的生活都没有类似凯厄斯学院这样的神圣程序。虽然谦恭之门如今移到了也许更需要它的院长的花园里，但人性这个词仍在原地迎接我们。荣誉之门是按凯厄斯的设计于1575年在他身后修建的，它是一幅由立柱、山墙、方尖柱和哥特式尖顶组成的美妙的拼贴画，最上面是一座有圆顶和日晷的六角钟塔，窄小的空间里拥挤着一大堆主题。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喜欢这种风格。纹饰越多，荣誉越多。
凯厄斯大夫重视荣誉甚过重视谦恭，学院礼拜堂里他的墓碑就表明了这一点。他的荣誉之门上刻有两行字，一行是维吉尔式的名言：“道德比死亡长生。”另一行是更精练的概括：“我是凯厄斯。”他不是该学院培养出的惟一一位名医。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威廉·哈维和爱德华·威尔逊也是，1912年威尔逊作为斯科特的考察队队医死于南极。他在南极升起的学院旗帜，如今被作为战利品悬挂在食堂里头。那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支撑脊椽梁屋顶下，我们在名人廊最大的一只金框里看到了一位天文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凯厄斯学院最著名的院士。他的讲座被设计成了电脑程序，在做讲座时，他用他惟一能活动的两根手指操纵语音合成器。“我的目标很简单。我想发现宇宙从哪儿来的，它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宇宙，它会如何结束，如果它会结束，结局将会如何。”
礼拜堂和食堂位于冈维尔大院，这是学院自古以来的核心。1753年，詹姆斯·伯勒男爵，身为院长和业余设计师，用古典式风格装修了它的中世纪的庭院。多么简洁啊，比例恰到好处—1870年的装修又是多么华丽：一座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风格的新入口大院，由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设计。从国王大道上看得最清楚，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巍然屹立，在和议事堂与大学教堂进行竞争。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5节 克莱尔学院的眼泪：后园和三一学堂
如果要我提名世界上最漂亮的角落，我会轻叹一声，指指通向三一学堂花园的路。
—亨利·詹姆斯，《各地素描》，1883年
克莱尔学院的大门在老学堂背后较偏僻的地方，在三一巷的巷尾。但是，只有从靠河的一侧、从后园的大舞台上，才能体味这座建筑朴实的高雅和它完全的美丽。克莱尔学院像一座乡村宫殿鹤立于草地上，紧靠着国王学院礼拜堂。
克莱尔学院的院徽是黑底上分布着12滴银泪。那是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夫人及其丈夫们流淌的泪水，因为她曾经三次守寡。不过那些男人都很有钱。这对大学校长理查德·巴德乌1326年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创办的这所学院很有利。1338年，克莱尔成了这所学院实力雄厚的第二资助人。但原先的建筑荡然无存，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后来重建的。重建工作始于1638年，内战期间一度中断，1715年才最后竣工。虽然建筑时间长达77年，但克莱尔学院的效果很和谐，像是一气呵成似的。它带有一种城市的气息，一座文艺复兴宫殿的庄重优美的风度。
克莱尔学院的旧院是剑桥最早的完全古典式的内院。连1638年修建的没有价值、近乎矫揉造作的门楼都有一座后哥特式扇形拱顶—这种复古时尚最后的例子之一。而该院的特点是新风格的合谐搭配和肃穆。巨大的爱奥尼亚式壁柱使西配楼朝河的一面富有韵味，阁楼层交织着三角山墙和圆山墙。负责施工的是本地石匠托马斯·格鲁博尔德和他的儿子罗伯特，大概一部分也是他们设计的，让人能感觉到克利斯托弗·雷恩的影响。一座上方是巴洛克式贝壳帽的大门通向学院礼拜堂，它是詹姆斯·伯勒1763年仿雷恩的彭布罗克学院礼拜堂设计的。前室很独特，呈八角形，上面是一座高大透光的穹窿顶塔。祭坛画是一幅启示图，出自皇家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乔瓦尼·巴蒂斯塔·奇普里亚尼之手。而克莱尔学院的学生们最喜欢这座礼拜堂的地下室，他们在那里欢度他们的迪斯科之夜。
离开学院庭院走进绿草地，每次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克莱尔学院。一座三拱桥横跨河面，栏杆上搁有石球—游戏中的几何学，1639年由托马斯·格鲁博尔德设计。没有哪本导游手册会遗漏常被问起的有关克莱尔学院这座桥的问题：“栏杆上有多少只石球？”“14只。”毫不猜疑的客人回答道。正确答案应该是137—8只，因为一只球缺了一部分。克莱尔桥是剑河上现存最古老的桥，谁坐船经过桥下，就会在桥外侧的栏杆浮雕上，看到神话歌手阿里翁骑着他的海豚。早从1688年开始，还在他们让人打造火焰式铁栅门（1714年）之前，克莱尔学院的院士们就由菩提树林阴道走进他们的花园。大门旁长着一棵紫荆树，5月里紫花盛开；路边的灌木花坛里种植着黄色的毛蕊花、浅蓝色的罂粟、深蓝色的翠雀；一座陷落的水上花园，被紫杉树包围在中间；院长路尽头长着一棵鸽子树，一到6月满树就飘扬着白手帕，这就是手帕树的特点。5月里我们会遇见所有的人—园林爱好者和戏剧爱好者，他们来参加在克莱尔学院举办的莎士比亚作品演出。
穿过绿色的后门离开剑河畔的这些学院，你就走进了欧洲最美丽的城市风景之一—后园。它从南部的达尔文学院和王后学院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圣约翰学院和莫德林学院，是河谷草地、学院建筑、休闲公园、草地、花园、桥梁和绿阴道的独特组合。河边野餐的人群、平底船、牛群在国王学院的背景烘托之中—风景明信片的老一套。总之，后园是剑桥的象征。
而这里并不具备一个漂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