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埃奇沃思，1813
古老的剑桥高街原有四个名称：圣约翰街，三一街，国王大道，特兰平顿街。它北起都铎时代的门楼，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馆，国王学院雄伟的礼拜堂位于正中。这条街的核心部分是国王大道，一条真正的王家林阴大道，至少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此。平常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是小城风景如画的中心。议事堂，大圣玛丽教堂，国王学院礼拜堂—在这一建筑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纪风格混合在一起。可是，如果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那棵大树，建筑再辉煌也是多么冷清呀。
那些用砖头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于18世纪和19世纪。商店、咖啡店、住房—国王大道上没有一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来就为对面的学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在国王大道上可以买到报纸、泰迪熊和长袍，在雷德和阿米斯公司可以买到各种颜色的领带，在普利玛微拉画廊里可以买到当今最好的手工艺品。从前人们一天中至少在国王大道上相遇一次，那是学院之间的新闻交易所，大学的政策在这里制定。“请记住这一点，”1908年，弗朗西斯·康福德在他的《大学教育微观学》里写道，“办事的人是2~4点在国王大道走来走去的人，一生中天天如此。”
最甜美的男童歌声：国王学院
敲掉国王学院礼拜堂两端的几座小塔，它的比例会更加合适！
—约翰·拉斯金，1849年
一条石墙沿着国王大道延伸，美丽的尖塔将它分成一段段，仿佛墙后是忽必烈汗的皇宫似的。透过花格窗的窗棂，内院绿草茵茵。就连门楼外维多利亚时代的邮箱都有一个小圆顶。倚放着自行车的墙上写着“禁放自行车”。燕子不顾每天潮水般的游客，在门拱里筑巢。这是国王学院的古典式门廊。游客当然改由礼拜堂北门进出。这里就连后门都很气派。约翰·贝奇曼说国王学院是所有剑桥学院中“和牛津最相似的”，他这么讲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牛津人所能说出的最恭维的评价。
该学院全称为“被祝福的玛丽和圣尼古拉斯的国王学院”，它由亨利六世创建于1441年，比伊顿公学晚几个月。当年刚满19岁的国王创建这两所学院，是在效仿威廉·威克姆。在那之前70年，威克姆将牛津的新学院和温切斯特的一所高级预备中学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861年，国王学院只招收伊顿公学的学生。精英们还享有既不必参加通常的大学考试也不受官方代理人的权威管制的特权。国王赋予了国王学院的人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没有使他们更让人喜欢，而是增强了他们的假绅士魅力。
如今国王学院总强调它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自由传统。它1973年就开始接受女生，是剑桥最早接受女生的学院之一。如今，偏偏是这块从前的伊顿飞地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例最高（80％左右）。国王学院接受少数族裔学生也早于和多于其他学院。教师和学生同样重要，这是国王学院的风俗。这一自由和友善的精神也是使徒俱乐部及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特点，没有谁描写得比小说家福斯特更透彻的了，他是国王学院的院士，他说他宁愿出卖他的国家也不会出卖他的朋友们。如果在学院初建时说这句话会要了他的命。
章程里规定，国王学院应招收70名院士和学生，10名牧师，6名普通教徒，16名唱诗班男童和一位院长。院长不叫Master，而叫Provost。当时它是剑桥规模最大的学院，要创建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地皮。整个城区被拆除了，包括它的教区礼拜堂—一下子拆光了，而计划的新建筑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一开始只建成了礼拜堂北面的老大院，也是后来的学堂。随着国王在玫瑰战争中倒台，也就没有资金建完他的学院了。1515年，这座礼拜堂奇迹般地竣工了，又过了200多年，国王学院才又大手笔地制定计划—又是只实现了一部分：正对大门的吉布斯楼。詹姆斯·吉布斯，议事堂的设计师，设计了这座空着的长形配楼，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符合古典建筑艺术的理性精神（1724~1732年）。石墙底层上方是琴室，平直、沉稳的檐尾，顶楼带栏杆—跟相邻礼拜堂异常灵活的、高耸的哥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凯旋门式的通道、三角门楣和半圆形窗为对称的正面带来一些张力，它的简约也是因为预算有限。
1946年10月25日，在这座楼里，两位伟人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发生了争执。“有哲学麻烦吗？”卡尔·波珀问道，他是道德学俱乐部邀请来的演讲者，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抓起了消防火钩。他真的这么做了吗？由这件传奇式事件引出了哲学史上最长最离奇的注脚。今天，这个房间是两位国王学院院士的工作室—女经济史学家埃玛·罗思柴尔德和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男爵。
吉布斯设计的大院本应有两座独立的配楼，而不只是一座。又过去了一个世纪，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才建成了今天的模样。威廉·威尔金斯，当时最伟大的学院建筑师，于1824~1828年修建了南楼和食堂，屋顶有两座尖塔，东侧对着大街，是门楼和颂经台。这堵墙的护墙上方建有哥特式尖顶，好像它们是从礼拜堂屋顶攀爬下来似的，墙上建有垂直的大窗户，轻巧，透明，低矮得不至于破坏眺望学院礼拜堂的视线。中间是门楼，一座新哥特式精品，建有圆顶和尖塔。虽然这座垂直线礼拜堂和大门的建筑时间相隔了300多年，但在整体上显得一致、和谐，是建筑师的一大成功。谁还会怀念威尔金斯想在内侧建造的回廊呢？
直至1970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后的20年福斯特都住在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里。他是学院的圣人，教师和学生们前来拜访他，而他根本不再是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写的“腼腆的小老鼠”了。他的小说《莫里斯》描写了一段剑桥的同性爱情故事。在詹姆斯·艾弗瑞以其改编的影片里，院士们还排着长队走向食堂里的高桌。当我坐在那里时，高高的新哥特式搁栅平顶下的自助食堂里一片忙碌，再没有人穿着长袍了，高桌被撤除了。陪伴我的退休院士哈尔·狄克逊说道：“我们自夸是平等主义者。”老熟人们从食堂贴有墙裙的墙上俯视着我们，那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男爵和他的儿子霍拉斯。在哈尔·狄克逊博士从前在这里经常遇到的同事当中，有诺贝尔奖得主、生化学家弗里德利克·桑格，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或托尼·布莱尔的老师、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这里也能见到一位穿短裤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院士—法语教师安迪·马丁，他描写冲浪，就像罗兰·巴特描写日常生活一样。走廊和会议室里挂满国王学院名人的肖像，很多来自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女厕所里还有印度小雕塑）。
国王学院的图书馆也是威尔金斯设计的，拥有藏书近13万册，专门收藏中世纪和东方学手稿，另有一位经济学家收藏的图书珍本。凯恩斯没有子嗣，当他1946年去世时，他将哥白尼、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儿、伏尔泰、弥尔顿的作品初版留给了他的学院—一座欧洲思想史的珍贵图书室；凯恩斯光是18世纪出版的康德作品就收藏了约50个版本，对于他来说，阅读就和呼吸一样自然。自入国王学院学习以来，凯恩斯就收集图书。图书馆背后维伯院里他的住所满墙绘有裸体男舞者和摘葡萄人，是他的朋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萨·贝尔所画。霍斯特尔花园是院士花园（1949年）边上的一个住宅区，地面的花卉和静物写生地面砖也出自他们之手。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家们的数千信件和照片，收藏在学院图书馆的现代档案中心—从罗杰·弗赖伊到艾伦·图灵这些国王学院毕业生的手稿，到福斯特和鲁珀特·布鲁克的差不多全部遗稿都包含其中。不排除曾经的历史系学生萨曼·拉什迪有一天会将他的小说打印稿赠给这家档案馆，如今它的阅览室里甚至已经挂着伦敦戈登广场旁凯恩斯住处的绘画门了。
大学生草地是国王学院的剑河草地，牛群在草地上吃草。福斯特的小说《最长的旅行》开头，有几名国王学院的学生发表哲学议论：“母牛活着……无论我是身在剑桥、冰岛或死去，母牛都将活下去。”我们从威尔金斯的剑河桥（1819年）走进后园。一条略有弯曲的椴树林阴道沿着它的优美线条领我们穿过草地。到处开满了银莲花、风信子、蓝星星、水仙花、棋盘花。河畔草地里，第一丝新绿在忽闪。但独一无二的是，即使没有春天的五彩缤纷，自18世纪以来，从后园眺望国王学院的景致都没有变化：吉布斯楼、礼拜堂、克莱尔学院的老大院，它们坐落在那里，保持着绿色和高贵的距离。这是那条国王学院的唱诗班男童每天都走的路，他们从路对面的学校去学院礼拜堂参加晚祈祷。
1446年7月25日，在雅各布节这一天，国王亨利六世为学院礼拜堂举行了奠基礼，时人一定比我们今天更觉得它宏伟。只有大教堂和宫廷礼拜堂具有类似的荣耀。这座礼拜堂是学院创始人的一座弥撒礼拜堂，但它首先是教会的一座纪念碑，反对当时的威克利夫教派教徒及其他异教徒。历经70年之后，国王学院礼拜堂终于完工了，它是英国后哥特式的标志，影响远远超出了剑桥，是改革前王室庇护人最后的教会大建筑。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3节 国王学院（2）
国王学院的门卫们称他们的礼拜堂为“棚屋”。柯勒律治赞美它的“超越感官直觉的美”，威廉·特纳用画笔描摹它，威廉·华兹华斯献给它三首诗。只有来自牛津的建筑界泰斗约翰·拉斯金发牢骚，说剑桥的宝贝看上去像一张倒置的桌子，四条桌腿朝天。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墙壁攀爬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国王礼拜堂东北塔的垂直陡壁了。谁能将一把伞或一辆自行车固定在高高的塔顶，就会有和从前的石匠站在摇晃的脚手架上类似的胜利感。
修建国王礼拜堂的工人有时多达200多人，这对于一座当时只有约5000居民的城市来说是相当多的了。这是怎样的建筑啊：从1446年一位兰开斯特国王时代开始动工，1461年因玫瑰战争中止，1477年又由约克家族的胜利者续建，1485年重新中止，最后由都铎家族出色地完成。像通常一样，人们先建东墙，用的是约克郡的灰白色含镁石灰岩。礼拜堂西部的后建部分使用的是北汉普顿颜色较深的、乳白色的威尔顿石。不光是从石头的更换，从风格上也能看出建筑中断过。西面部分扶垛上装饰有很多都铎玫瑰、吊门、香根茑尾和徽章动物，不同于早期的东面部分。但是，尽管有这种区别，尽管建筑时间拖得很长，尽管前后领导这项工程的至少有4位建筑师，但总体效果却是再统一不过了。
在对静态的神奇信仰中，这座礼拜堂取消了承重墙和窗户的分隔，约翰·贝奇曼称它是一座“石头和玻璃”的水晶宫。桁架结构像一张蜘蛛网，柔弱地撒开在窗户、墙壁和屋顶上方，连成一个高高的长房间。墙壁不负重，除了轻盈的自身外它们似乎什么也不承载。房间里光线充裕，一片亮堂。两侧半柱的肋木伸出来，在我们头顶高高地分叉成一个拱顶，几乎毫不费力地成扇形展开。这个扇形拱顶跨度12米，长88米，高24米，一气呵成，没有中断。这项伟大的工程成果将明朗的结构同高品位的装饰结合在一起。搭建如此宏伟的穹窿，这在当时是大胆设计，还要在扇子折处，在垂直肋木的菱形里嵌进冠石，而冠石本身就已经重达一吨，由一块巨石雕出玫瑰和吊门，作为交替的都铎徽章。整个拱顶重1875吨，全部重量被引导向外，由4座角塔和22根扶垛分担。一排贯通的侧堂掩盖了粗壮扶垛的深度，扶垛的尖塔矛尖似的竖在屋脊上，戳向天空。
承蒙国王学院的一位院士帮助，我得以进入礼拜堂的扇形拱顶。西北塔里的一道旋转楼梯连接着沿着侧墙的一条狭窄通道，巨大的橡木屋梁就架在这堵墙上。紧靠梁下是一个幽暗的房间，其波浪形起伏不平的地面就是扇形拱顶的背面。置身于橡木肋木和石头屋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陷身鲸鱼腹里的约拿。这一拱顶奇观有个名字：约翰·瓦斯泰尔。有证据表明，他从1485年起就住在国王礼拜堂的建筑工棚里了。被认为是其作品的有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央塔楼里的扇形拱顶和彼得堡大教堂的复古式圣坛。他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