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式圣坛。他的代表性作品在剑桥。亨利六世的建筑师雷金纳德·伊利原先计划的是一座枝胁拱顶，约翰·瓦斯泰尔1512~1515年以这座巨大的扇形拱顶完成了礼拜堂，这也是英国最大的扇形拱顶。
瓦斯泰尔和他的石匠托马斯·斯托克顿还承建了侧堂的大多数拱顶、有很多塑像的大门和角塔和雕工精湛的徽章—总共有近400块石徽章：玫瑰、王冠、吊门和花卉、博福特夫人的灰狗、都铎时代的威尔士龙。亨利六世绝对不会同意这种装饰的。他的整座礼拜堂理应像东面一样简约。但亨利八世让前室成了他自家的徽章宝库：一座宏伟的国教门厅，也是都铎家族的荣誉堂，作为新王朝，它的统治尚未稳定，必须更加炫耀它的徽章。将徽章强行用于建筑是一种典型的西班牙特点，因此艺术史家戴维·沃特金认为，“也许是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1509年联姻的结果。”
华丽的黑色橡木圣坛橱是国王赠送的礼品，它将前厅和圣坛分隔了开来。这里恰到好处地隔断了超长的房间，增强了它的吸引力。读经台的进口像一座罗马凯旋拱，上面是管风琴（17世纪晚期），两位天使站在它的横线脚上，吹奏闪光的长号—多么巧妙的安排啊！风格反差也非比寻常：哥特式建筑中间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木雕艺术、圣坛橱和圣坛椅。精雕细刻的立柱、壁柱、地面砖、圆拱、古典式形状隔开了众多近乎矫揉造作的塑像和图案。在早期文艺复兴风格中，其质量在英国是绝无仅有的。那些木雕匠人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还是荷兰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留下了王室的名字缩写HR和RA，亨利八世1533年娶了第二个妻子安妮·博林，1536年让人将她斩首了—识别圣坛橱制作日期的有用依据。
和木雕活不同，制作礼拜堂窗户的合同保存了下来，合同上写有艺术家的名字。伯纳德·弗劳尔，王家的玻璃装配师傅，他1515~1547年绘制了国王礼拜堂的玻璃画。这是亨利八世时代最完整的一组教堂窗户。二次大战期间它们被一块块拆下藏放，后来又花了5年工夫重新安装上去。从风格上看，这些玻璃画体现了从哥特式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从圣像学角度看，它们还完全遵循着中世纪的传统。24幅舷窗的上面部分，讲述的是《旧约》里的故事，下面部分描绘的是《新约》里的情节。西窗的末日审判图和绘有基督受难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情节的大东窗遥相呼应。一切都非常感人，具有艺术史价值。一座侧堂里的一幅画真正触动了我：克雷吉·艾奇逊1994年创作的《耶稣受难》，这是最原始的永恒孤独的一个密码，淹没在色彩的激情之中。一位擦窗工在礼拜堂前厅的玻璃上刻下了他的个人信息：“约翰·布莱克莫尔1747年清洗这些窗户。”最近刻上去的则是：“它们又需要清洗了。”
恰恰是国王学院礼拜堂里观众喜欢的那幅巨大的鲁本斯作品，引起了专家们强烈的抗议。该画是1634年为弗兰德的一座修女院所画，后被威斯敏斯特伯爵获得，1959年拍卖出的300万马克高价打破了当时的纪录，而它的新主人将它捐赠给了学院。这些“崇拜”方法，本来是很好的。但由于这幅画太大，东窗安不下，因而院士们让人拆除具有历史意义的主祭坛，也拆掉了墙裙。从此以后，就在神圣家庭的上方，这幅巴洛克彩画杰作和都铎式玻璃画进行着一场大胆的斗争。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讲：发生在礼拜堂另一端的是一场较大的美学灾难—礼拜堂前厅里的纪念品商店。
无疑，国王学院礼拜堂需要钱，仅每天的日常费用就达1500多欧元。酸雨和汽车废气对墙体的损害越来越大。随着不断的风化，维护问题和维修费用也在增长。几年前，那时还可以免费参观，人们将捐赠投进大门旁的一只包铁皮的橡木箱里（现陈列在侧堂的礼拜堂展览室里）。据说，为了建成学院礼拜堂，亨利七世用这只箱子向剑桥捐钱。那里的人早就在利用一种特有的经济来源了—唱诗班男童们的金嗓子。
国王学院的唱诗班比这座礼拜堂历史更久。在创建学院的那一年，即1441年，亨利六世规定，要求每天由6名普通教徒和16名“举止高雅谦虚的”男童在国王学院礼拜堂里唱弥撒曲。他们已经照做550多年了。16名男童身穿伊顿公学的校服，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于5点半来参加晚祈祷。格兰格路50号的国王学院学校是为4~13岁的孩子开办的男女混合预备学校。在那里，除了唱歌外他们还学习自我约束、忠诚和毅力这些传统道德。
在英国圣公会里早就有女性担任牧师了。可如果国王学院的唱诗班里有女孩呢？难以想像。没有哪位女高音歌手能达到这种颤动的男童声音，这种介乎天使和太监之间的无法模仿的音质。那升入国王学院的扇形拱顶里的，是一种水晶样透明的最高音，一个声音的魔术师，它在即将发生声变前发挥到极致。望着坐在唱诗班椅子里的天使少年，在无烟的瑞典蜡烛的光芒映照下，这一切都让我们迷恋。达尔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上大学时他常去国王礼拜堂参加晚祈祷，他在天籁之室里被感动了，“有时邀请唱诗班男童去我的房间演唱”。
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大教堂和学院就培训唱歌的男童，他们的声音被教会的作曲家编进复调作品里，尤其是在都铎时代，那是一种英国独有的、至今都还充满活力的声乐文化。国王学院之声使当时形成的这一完美音乐臻达了超凡脱俗的地步。每学期晚祈祷时在礼拜堂里总会找到一席之地，但一年中总有一次会很拥挤，头天晚上就会看到带睡袋的人在学院大门外排长队。国王学院的圣诞之夜音乐会有1。9亿的听众，还不包括礼拜堂里的1500名幸运者。这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自1928年以来，当一个清脆的独声唱起那些著名的诗句时，全世界都能收看到现场直播。对于英国人来说，“国王学院的赞歌”是圣诞庆典必不可少的，就像火鸡在美国一样重要。
亨利六世的唱诗班男童是一项民族出口物资，和摇滚业其他的男孩组合一样由经纪人操作，推向市场。他们周末外出举办音乐会，夏天去国外巡回演出，每年出3张新CD。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这种教会音乐越来越受欢迎。从这所学院及其唱诗班里涌现出了重要的音乐人：奥兰多·吉本斯，他13岁时在这里演唱；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现任阿尔德堡音乐节经理的作典家托马斯·埃兹以及戴维·科迪埃和劳伦斯·扎佐这样的男高音。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4节 女王学院
哎，剑桥码头的钟声！月光下的深井，庭院和回廊的与世隔绝，这个规规矩矩、心醉神迷、自信十足的地方，它的美丽永不消逝！
—马尔科姆·劳里，《火山下》，1947年
在马尔科姆·劳里的长篇小说《火山下》的第三章里，他的主人公，那位领事，醉倒在墨西哥某处的一条街上，一位有着“典型的国王学院声音”、系着三一学院领带的汽车驾驶员救了他。而劳里喝酒很多，向他保证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在圣凯瑟琳学院就读。在将开放式的内院和特兰平顿街隔开的铁栅栏上，你会看到该学院刻在院徽里的刑具—知识保护女神凯瑟琳的刑车。1473年以来，这个学院培养出了多少聪明人啊！只说说威廉·沃顿，6岁就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9岁就成了圣凯瑟琳学院的大学生，21岁成为皇家俱乐部院士，他是17世纪的一位剑桥神童，但后来他的事业迷失了方向。
圣凯瑟琳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这条胡同相当不舒适，但它通向一个宝地。女王学院拥有喜人的一切：王室女资助人，美丽如画的建筑，学识界名人。尽管和国王学院及河畔邻居间有着历史性联系，女王学院有着独特的个性。这始于院长的叫法—称呼President，而不叫Provost（国王学院）或通常的Master，终于“调皮鬼”。“调皮鬼”是惟一一只拥有猫咪地位的学院狗。由于1595年的一道章程禁止在大学里养狗，“调皮鬼”获得了“荣誉猫的地位”，被特许为荣誉猫。
1448年，当亨利六世创办国王学院时，他时年18岁的妻子玛格利特也在剑桥资助了一所学院—“为了表彰和赞美女性”。但要等到532年之后，女性才被允许进入女王学院。兰开斯特家族输掉玫瑰战争之后，玛格利特王后返回了她的家乡，要不是她从前的贵夫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后来的爱德华四世王后，继续其前任的资助的话，她的学院险些就垮掉了。因此这所学院叫做Queens眨皇荙ueen誷。幕后的动力是当地的一位牧
师—安德鲁·多克特。他超越一切政治风波，确保了他的学院项目得到最高的庇护。假如没有多克特，很难设想女王学院会有什么结局。
食堂旁的过道连着回廊大院。我真想亲吻那块草地，这个庭院太美了。它十分亲切，没有三一学院那么壮观，也不是真正的四角形，但充满不对称的魅力。这座回廊大院动工于1460年，是剑桥最早的学院回廊，大概又是由当地的石匠雷金纳德·伊利所设计。大约在1540年，院长楼里扩建了一个长廊，北侧柱廊上方有两层桁架结构，木柱顶上建有挑楼。院长廊是剑桥学院惟一现存的桁架建筑—是女王学院的学生们每年5月周在此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可靠的都铎时代背景。
1511~1514年，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曾经住在隔壁大院的角落里。肯尼斯·克拉克称他是“欧洲伟大的文明人”，他当时担任女王学院的院士，讲授文学的秘密，从人文主义的校勘新角度翻译《圣经》。伊拉斯谟认为，没有希腊语就没有神学，没有好酒就没有快乐的科学。1511年，伊拉斯谟从学院里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道：“这里的啤酒一点不合我的口味，你们的葡萄酒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你能找到一桶最好的布艮第酒寄给我，你会让你的朋友快乐上天。”这个有学问爱抱怨的人虽然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却不会说英语，巴兹尔·斯彭斯男爵的伊拉斯谟楼也勾起人们对他的回忆，那是一座砖头水泥的立方体建筑（1959年）。女王学院的院士中还包括一位著名的梵语专家哈罗德·W·贝利（1899~1996年）。他用一种他从萨尔马特文字拼凑成的私人语言记日记。可疑吗？一点也不：“所有句子都是4世纪的波斯人能够理解的。”
剑河将女王学院的建筑分成两半。东岸是老建筑，新建筑在西岸。一条木桥连接两岸，它设计精确，结构奇巧，人们将它归功于牛顿。据说，在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将它拆卸开来、再也无法安装起来之前，它没有使用铁钉。事实是，1749年，一位大学生设计了这座中国风格的桥，此后对它进行过两次维修。1980年以来，桥对岸建起了克里普斯院，白色水泥柱，很多玻璃，不太考虑周围的环境。但近500名女王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能找到国际旅游者看重的一切：体育馆，壁球馆，多媒体，互联网。伊拉斯谟，还轮得上您吗？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5节 马洛之谜
剑桥尽管潮湿、阴冷、深奥、正经，却是极好的写作、阅读和工作之地。
—西尔维亚·普拉特，1956年
他的同事詹姆斯·沃森回忆说，1953年2月28日，弗朗西斯·H·克里克午餐时间走进本尼街上的“天使酒吧”，宣布他们“刚刚发现了生命的秘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相邻的卡文迪什研究所的这两位年轻的生物遗传学家属于那些喜欢扎啤的老顾客。“天使酒吧”也是一个空军酒吧。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相聚在那里，在他们动身投入战斗之前，将自己的名字留在酒吧屋顶上，用蜡烛烫上去或用女友的唇膏写上去。
离开“天使酒吧”，我们就会看到对面的一座呆板、肃穆的钟塔，它的窗户像一只古老的猫头鹰盯着我们。这是圣本尼教堂，圣本笃会的教堂，早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前，它就存在了。17世纪的一位教区成员发现了如何以最美的数学变化来敲钟，他成为“英国变换鸣钟之父”。
剑桥郡最古老的教堂周围是一座小公墓，它建于1040年前后，后来扩建并改建过。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们就生活在石墙后面，和死者墙贴墙。几个世纪以来，大门就修在教堂旁边，因此人们也叫它贝尼学院，直至1827年建起一座真正的大门楼—特兰平顿街上的新哥特式大门。基督圣体学院是剑桥和牛津的惟一一所由两个城市行会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