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狗挡路，前唱：“有蹄有咬！”后唱：“唤老板娘拿绳子拴好！”
有猪挡路，前唱：“前头一个毛拱地！”后唱：“打个连环高挂起！”
这几个轿夫唱的腔调很滑稽，声音很大，惹得路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和郑美庄的头上。我怪难为情，更觉得这么“威风”地游览山景，实在过于招摇。
我们游了南山、文风塔、黄桷桠，然后沿着一条平坦的马路，到达黄山。
黄山风景很美，古树参天，在蜿蜓的山道上，自两边伸来的繁茂枝叶，交织成一片厚厚密密的绿色网盖，太阳几乎全部被隔绝在半空，走在路上，周身像突然跳进游泳池那么凉爽轻快。偶尔阳光穿过细小的空隙直泻到地上，俨若条条晶亮的金质长针。
我们步行走上黄山，轿夫留在山脚下了，是我提议要他们在那儿休息休息。郑家的别墅就在半山腰，是一栋纯西洋式的楼房。
“我的三个哥哥当初都很爱打网球、游泳。”郑美庄带我进入别墅，指着院内的一个网球场和游泳池说。
“现在他们在哪儿？”我问。
“一个死掉了，一个在川北带兵，一个在重庆替爸爸经营钱庄。”
“你没有姊妹吗？”
“有，”她说，“不过不是我母亲生的，爸爸的两个姨太太每人都生了一们女儿。我讨厌她们！”
原来这栋别墅目前正由郑总司令的两位如夫人居住。
进入房内，郑美庄俨然仍以主人的姿态与口气，指挥着别墅里的勤务兵与女佣烧咖啡、做点心。一位郑太太亲自下楼相当客气地招拂我们，另一位郑太太正在楼上打牌，我们上楼后，她也很客气地连说没有下楼迎接我们甚为抱歉。她们又坚留我和郑美庄吃过晚饭再走，还说两个小女儿很想念大姐姐（指郑美庄），不巧今天进城看电影了，晚饭前一定可以赶回来。
我们本未预定在黄山吃晚餐，玩到四时多便下山来。若不是郑美庄替那位郑太太打了两圈麻将，我们会更早离去。
“要我等那两个小鬼回来？我才不要呢！”走出别墅，郑美庄对我说，“姨太太生的没得好货！”
“不可以这样讲，”我马上阻止她，“小孩子有甚么过错？错在大人呀！”
“咦？你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硬是与众不同。”她笑一下。
“真的，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还想说一句，你那两位姨妈也没有甚么大错，算起总账来，错得最多的是令尊呀。那两个做姨太太的女人，不是太弱的弱者吗？”
“谁要她们肯给人做小？不要脸！”
“她们不肯，还不照样有别人肯！令尊那么有势力，敢说声不肯的，恐怕也太少了。”
“哼，你看她们刚才对我们好客气，便同情她们啦！是不是？哼，她们那也是‘笑面外交’呀！”郑美庄气愤地说，“她们俩是联合阵线，专门对付我妈妈——自从她们住在黄山，妈便不到黄山避暑了。妈一生气决定每年改去昆明，昆明四季如春，可比这又好多啦。去年冬天我不是去了吗，那儿夏天和冬天气候差不多，多安逸呀！今年暑假我一定带你去好不好？”
“我可没有那种福气呀，暑假我还要照旧到报馆去担任短期工作的！”
“真煞风景，”她把嘴一撇，“你常喜欢这样，在人家高高兴兴的时候浇冷水！”
“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在一道玩？讲真话！”她又追问了我一句。
“并不是——”我回答着，我还想继续很温和地告诉她，我非常感谢她今天带我整日游玩的盛意，只是她父亲的影子一直罩着我的脑际，使我的情绪奇异地恶劣。然而，我不知道这番话该如何说出来。
“美庄，你的老太爷是不是最近身体欠安？有甚么不舒服吗？”鼓鼓勇气，我这么说。
“没有呀，他近来身体很好啊。”
“那，怎么他吃鸦片呢？”
我想，她也许会替她父亲否认；她没有。她回答得很实：
“爸爸吃了很多年了，妈也吃！”
“政府不是早就禁烟了吗？”
“禁别人禁不了爸爸呀！谁敢管他呢？别说爸爸；妈妈也没人敢管呀！她每年从昆明回来，都要带回来最好的‘云土’哩！她就装在饼干盒子或是小皮箱里，飞机场里的检查员一见是我妈妈，立刻说：‘郑总司令夫人来了，免检查！’——”郑美庄说得十分得意。
我几乎叫出来：“郑总司令的千金，我们实在难以做更好的朋友了，我憎恨你的家庭！”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可是，郑美庄居然没有发觉到，她仍高高兴兴地拉住我的手，摇摆得高高地，在绿荫遮掩的山道上，蹦蹦跳跳地走。
在黄山脚下，我们重新各自坐上一抬滑干。一路我没有讲一句话。郑美庄问我：
“你疲乏啦？怎么话都累得讲不出来啦！”
是的，我疲乏了。对于和如此一位贵族小姐中间的友情，我确是感到了几分无力支撑。
四十六
暑假前夕，校内各省同乡会联合举办了“欢送毕业同学盛大晚会”，校长与多位教授也来参加，节目精彩繁多：独唱、合唱、小提琴、钢琴、古筝、踢踏舞、口技、奉天大鼓、秦腔、川戏、平剧清唱——平剧大受欢迎，由于操琴的那位教授当真拉得一手好弦儿，唱的两位同学调门高，声音洪亮，显然大卖力气，只是偶尔出现荒腔走板状况，令“琴师”皱了两次眉头，唱者似有领悟，唱完时直向老师抱歉，教授笑称：“票友唱戏，都会闹笑话，你们唱得已属难得了！”
这时，突然有人提议：
“北方佬都会唱平剧，请张醒亚同学唱一段！”
郑美庄猛古丁地站起来喊：
“你们说对啦！在我家我听过他唱小生！”
懂戏的教授与同学立刻说：
“小生，好哇！唱辕门射戟吕布，黄鹤楼周瑜！”
“美庄，”我一本正经地问她，“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唱小生？”
“糟糕，我没有说清楚，”美庄向大家宣布，“我是说：张醒亚曾在我家随着留声机小声唱，方才我说成了唱小声——他会很多老生戏。今天他可以唱大声，大声唱啦！”
掌声四起，面对热烈的鼓舞，我不好意思太使人扫兴，便恭请那位教授为我拉了一段“李陵碑”，太久不唱，我居然还记得全部唱词。台下大吼大叫：“再来一个！安可！”我深深鞠躬答谢，又唱了一段“洪羊洞”。教授居然夸奖我是标准谭派，掌声再起，我谦虚地说：“或许是嗓子里有痰的‘痰派’吧？”
赞誉声此起彼落。美庄捉住我的手：
“晓得你会唱，却不知道你竟然唱得这么好！你怕我学吗？一直深藏不露，好自私呀！你还会些什么？今天统统招出来。”
我还没有答话，美庄凑近我耳边：
“我真没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唱得这么受人赞扬！唉哟哟，射击！田径赛！写文章！讲演！又加上唱平剧，快从实招来，你还会什么？”
“谢谢你的夸奖。”
“真是十项全能呀！”她做了个鬼脸，轻声说，“我看，我看哪，你唯一不会的，就是谈情说爱——”说罢，她噗哧一声笑出来。
我一时不知如何响应，未多加思索，说了一句：
“我可以慢慢学。”
“够幽默！”她连连大笑三声，惹得同学们异口同声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
自那天起，郑美庄与我之间，多了一个两人都喜欢的话题——谈平剧。
美庄一向喜欢“请客”。“我请客！”几乎已是她的口头禅，对一般同学如此，对我更不例外。我并不喜欢大吃大喝，却乐于接受她请客看戏，好几次她请我去观赏当时享有盛名的“厉家班”与来自山东的“实验剧院”的演出。最令我看得、听得过瘾的，是“厉家班”厉慧良的武生戏“挑滑车”，与“实验剧院”院长王泊生演的关公戏。
多日来，显然看得出郑美庄心情愉快。快乐是有传染性的，常跟郑美庄在一起的同学们，似乎都感染到喜悦，老实说，也包括我在内。维他命Ｇ一劲儿地说：“郑美庄这阵子天天眉开眼笑的，变得比以前更好看了。”又说：“丈母娘”竟告诉他：她与一些女同学都真地祝福我和美庄，认为我们是天作之合理想佳偶。最低领袖则一连跟我说了几回：“我对郑美庄的印象可确实改观啦！自从那次在医院手术室，看到她那一脸焦急关心，又看到她眼眶里滚出来泪珠，我完全承认她是本质很好的女孩子——”
是的，郑美庄本质原是很善良，只因为特殊家庭环境的娇纵，使她的习性、观念与我之间有着一大段差距。我时常默想她的好处，也感念她的好心；然而冷静下来时，又会越想越觉得她和我很难成为理想的一对。许多理由如此提醒我，最大的理由，却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影子仍盘据我心，不肯让出空隙。
当我和郑美庄一起高兴地观赏平剧或谈论平剧时，心中便断续浮现当年我拉胡琴，唐琪唱麻姑献寿的情景——我尽力想排除那段记忆。对郑美庄，我觉得有一份歉疚。
我也曾如此想：果真唐琪始终真挚爱我如初，我该为她“守身如玉”，果真唐琪为我殉情而死，我该为她“守节终生”；可是，她已经背弃我，她已经不爱我，她不但未死，且正在纸醉金迷的欢乐场中过活——想到这，我很她，恨她入骨；然而，我很快地感觉出来，我所以恨她，还是由于爱她的心未曾全部冰冷；否则，对于一个丝毫不爱的人，又何恨之有？
我抱怨命，我抱怨为何不要唐琪和我在此时此刻此地开始相遇相爱！
当郑美庄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竟几次险些叫出来：“为什么你不是唐琪？为什么你不是唐琪？”
接着，我又想到：如果唐琪有郑美庄千万分之一的财富，也不会沦为舞女歌女了，如果唐琪能在沙坪坝读大学，她定是个备受师长与同学喜欢的好学生，她的美貌不知道该如何使同学们吃惊！她比郑美庄好看得太多了，同学们会给她破例地打上“五百分”！她很能吃苦，她会和我一起勤奋读书，俭朴度日，我俩会被人称羡为一对十全十美的理想爱人——如果，她愿意做护士，重庆这儿有的是医院，沙坪坝上就有好几家，那样，我们也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还可以介绍最低领袖、维他命Ｇ、郑美庄、一大堆男女同学跟她认识，她一定会热烈地拿他们当好朋友看待，尤其我更要她特别对郑美庄好，要她爱郑美庄如同爱一位小妹妹——
唐琪、唐琪、唐琪——天哪！到何年何月何时，我才能忘下如此难忘的唐琪啊？
四十七
一天清晨，我接到了自贺大哥工作的机关寄给我的一封信，急忙阅读一遍，原来是一位尚先生写来的，信上说他最近自天津辗转抵渝，在津曾与贺大哥和我姑父会晤，并且姑父托他给我转拨来一笔款子，嘱我立即到他那儿一叙。
万万没有想到的，令人狂喜的好消息呀！我立刻请假去重庆找到了尚先生。
首先他将两万法币交给我，对于我，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当时颇令我暗吃一惊。
“在天津，令姑丈托贺力兄转托我替你拨款。两千伪币，按目前行市折合约为一比十，所以我应该交给你两万块钱，”尚先生接着说，“我曾和令姑丈见过一面，他要我告诉你：你的姑母很壮实，每天烧香磕头求老天爷保佑你，听到贺力兄回去说你已在四川读大学，她高兴极啦！妳的表哥已经结婚，并且生了一个男孩，你的表姊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位在邮政界做事的。”
“贺力大哥呢？”我问尚先生，“他怎么不跟您一路回重庆来？”
“唉，”尚先生叹了口气，“我本想不告诉你的。因为他工作得太积极，他被捕了。”
当时，我觉得一阵晕眩，眼泪立刻滚跌出来。若非跟尚先生是初次见面，我想我会放声一哭！
“用不着太难过，”尚先生劝我，“我们任何一个敌后工作者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贺力兄被捕的前半小时，我们还在一起，我若再晚离开他半小时，便会一块儿被补了。我知道贺力兄非常爱你，你为了感念他，应该把悲愤化为力量。也正为此，我已写信告诉他的弟弟贺蒙了，你们都要好好充实自己，储备力量，给他复仇——”
“他已经遇难了吗？”我问。
“我临走那几天，还没有听说，现在就不知道了。”
猛然间，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尚先生握紧我的双手：
“好兄弟，男儿有泪不轻弹，哭没有用，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你该把悲愤化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