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先生握紧我的双手：
“好兄弟，男儿有泪不轻弹，哭没有用，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吗？你该把悲愤化为力量！”
“是的，”我呜咽着，“我记住了！”
时间已到中午，我邀尚先生到两路口社会服务处食堂吃饭。他坚持要做东，当然我不肯答应。我告诉他：他是我离开天津四年以来，第一次第一位邀请的客人；四年来我从无力请客，今天我有钱了，而那钱还正是他千里迢迢帮我带来的。
吃饭中间，他继续告诉我一些敌后的状况。他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的英、法租界当即被日人接收，英、美、法、同盟国侨民一律被关进了山东潍县集中营，我们的地下抗日工作因为丢失了租界的掩护，比以前更为艰难险恶，可是那些爱国的中华儿女们却比以前更勇敢，更坚强，更创下一连串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而贺大哥正是一部分重要工作同志的领导人。他又说：日本人在表面上虽然还勉强摆着一张“撑得住”的面孔；实际上，日本人已经撑不下去，并且就要临近崩溃的边沿了，而把日本人拖到泥淖里越陷越深的正是中国，日本人目前普遍厌战，可是日本军阀和财阀们便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暴力侵略与经济压榨政策，全华北的老百姓都正在奴役与饥饿中过日子，物质缺乏达于极点，家家户户的铁门、铁窗、铁器用具，以至于小铜佛、小香炉都在“献铁献铜动”下被日本人全部劫收去，充做制造枪炮的原料，大米、白面普通人再也吃不到了，每天可以看到街头排成一字长行，人们在那儿凭配给票领食“混合面”与“麸子”——
说到这儿，尚先生突然把话题一转：
“噢，受苦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那些日本人与汉奸中的显要达官们，和一些毫无国家观念，专靠投机倒把发了财的商人们，还不是照样在花天酒地里疯狂地享乐！我临离开天津的前几天，天津正在选举什么‘歌后舞后’，结果一名叫什么唐琪的当选了！”
“什么？唐琪？”。我失声叫出来。
“是呀！怎么？你知道她呀？” 尚先生问我。
“以前见过，”我说，“她和我还是拐弯的亲戚呢！”
“噢？我在天津倒从没有听人说起过你还有这么一位令亲。她很有魔力呀！她灌制的留声机唱盘，非常流行，报纸大捧她，叫她什么‘小白鸽’，一些登徒子和敌伪达官巨贾们都趋之若鹜——唉，真是妖孽，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第二次觉得一阵晕眩，和初听到贺大哥被捕消息时，同样地险些仰倒下去。我再吃不下一点饭。我竭力装着镇静无事；可是尚先生已经看出了我的异样。
“怎么？又难过起来啦！”他关心地问我。
“我又想起了贺大哥。”我这么答着。我并没有全部撒谎：我只是撒了一半谎。贺大哥与唐琪的消息，前后带给了我同样的沉重的痛击！
跟尚先生分手，我失魂落魄地独自返校。我有钱了；可是，我失去了贺大哥与唐琪。
渐渐地，我发觉我把贺大哥与唐琪的消息相提并论是一件罪不可恕的事。贺大哥被捕了，甚至可能遇难了，我悲痛是应该的！他带我到南方，他救过我的命，他帮助我入学，他爱我如手足！唐琪呢？尽管她也曾爱我，可是她终于背弃我，欺骗我，她情愿留在敌区，如果她的自甘堕落和贺大哥的为国牺牲竟使我同样悲痛的话，那唐琪岂不是太侮辱了贺大哥！简直也太侮辱了我！
唐琪呀唐琪！哼，你亲口说要跟我同来南方，又说你要在这儿做护士，供我读大学，你说得好甜蜜好动听！结果呢，你曾亲口告诉过我你已不再伴舞，只在舞厅驻歌能糊口就好了，为何又重新伴舞，而且还当选什么歌后和鬼舞后——唐琪呀唐琪，你真是哄骗我的话说尽，伤害我的事做绝——
※※※
我变得坚强硬朗了。我不再思念唐琪。
我早就应该如此，我已经是二十三岁的大男人了。
四十八
我把一万块钱寄给贺蒙。他去年已在军校毕业，目前，正在一个部队中见习。他回信来了，他已知道了贺大哥被捕的事，他说他即将见习期满，已经决定参加远征军到印缅杀敌，替贺大哥报仇；钱，他只留下两千，八千元退还回来，他说他在军中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我还有一年大学要读，所以钱还是留给我用。
我给贺蒙的信上，没有提到表姊已经订婚，我不愿贺大哥的不幸音讯之外，再多给他增加惆怅——我想，他会对表姊一直念念不忘的。
不久，贺蒙便到了重庆。我们曾有一整天的欢聚。翌日，他便随部队开赴昆明，转赴印缅。
贺蒙出国远征以后，我感到寂寞极了，空虚极了。在重庆，在四川，在整个的大后方，我再没有一个比他更亲的人了。
这时节，我觉出了最低领袖与郑美庄给予我的友情，异常珍贵。
我用姑父给我划拨来的钱；买了一些衬衣、背心、袜子，给自己用，另外买了两套尺码不同的中山服，两双皮鞋，和最低领袖分用，他虽然不是战区学生，可是家境贫寒，一向和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我也给郑美庄买了礼品，她不需要衣物，我送给她的是许多本有价值的书籍。
我又自动地，拿出一部分钱借给几个非常窘迫的战区同学。
贺大哥被捕的事，一直使我精神沮丧，我时常想到：友谊至高无上，钱算得了什么？在能力所及，我应该帮助一些清寒同学。
可是，没想到，我这么一点点心意，竟触惹起阴家拟定了一个恶狠的攻击我的计划。
一开始，我只是听到有人讲我发了财，或是讲郑美庄送给了我一大堆钱，再不就是说学校当局与政府当局因为我上次制压学潮有功，按月送我一笔津贴——
三年来我一直穷惯了，突然换了新“行头”，并且还替同学换了新“行头”，甚而还向外“放账”，难怪会有多事的人花费无聊的心思去猜想我的“经济来源”了。我没有兴致去和这批人一一解说：“这是我姑父的血汗钱，千辛万苦划拨来的！”我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我知道自从上次学潮事件平息以后，同学中增加了许多对我友好的人，也增加了不少对我嫉恨的人。后一批人在大宿舍里就曾经冷讽热嘲地说过：
“喂，老兄，咱们可没有资格谈恋爱呀，咱们的肩膀里开不出子弹来呀！”
“对呀，格老子泡女人我也没得份呀，我的屁股是完整的呀，不像人家曾经被枪子儿穿过两个洞呀！”
每次我都装着没听见，我觉得我应该容忍下来。几位喜欢打抱不平的同学，几次为此要和那批人动武；可是，我反而加以劝阻。我已再三想过，我总不能做一个自前线退伍下来，却在后方把拳头在自己同胞身上乱挥的人。
可是，阴家会把别人的容忍视为怯弱。他们终于向我放射更毒的冷箭。
学校里，一连发生了许多窃案：同学们的钢笔、字典、书籍、毛衣、西装、手表、手电、太阳镜、皮鞋、被单——一再被偷，偷的人技术高超，做案累累，迄未被人查获。突然一天午饭以后，军训教官宣布要突击检查宿舍搜寻赃物，同学们都大表欢迎，于是各宿舍大门一律关闭，开始搜查。
我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我却看得很清楚：教官和几位同学在我的床垫下搜出来一件毛衣，和两张当票——一张当的手表，一张当的西装，而清清楚楚当票上还写着“张醒亚”三个字！那毛衣、手表、西装都正是三个同学不久以前被窃的东西！
我当然立刻勃然大怒，痛斥这是一种最卑鄙、最无耻的栽赃与陷害！可是消息不胫而走，剎那间便传遍了全校。一些人更乘机而起，大放谣言，说他们早就看到过我深夜携物外；又说因为我一直被大家公认是好学生，所以起初还不大肯相信，如今人赃俱在，并且军训教官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当然谁也无话可讲；更说怪不得我近来突然“致富”，原来内幕如此。
学校派人往那当铺调查，当铺老板已不记得原典当人的面孔，只承认“张醒亚”三个字是他所写，因为他当时问过那个典当人尊姓大名，那个人便告诉了他，是“张醒亚”。
我理直气壮地抗辩：
“果真是我所为，为什么当时不用一个化名？”
却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我：
“果真是别人所为，又何必非在上面写张醒亚？好汉做事，好汉当呀！”
接着，有人提议：要全校每位失窃过的同学一律到训导处登记失物及价值，追不回原物时，须由窃盗人照价赔偿。
失窃单公布了，总价是一万二千元。
我愤恨极了。我几乎再不能忍耐地想要杀人。可是，我没有对象。并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指明我是窃犯，然而有一大堆人天天在暗中给我制造罪名。奇怪的是：“笑面外交”这一次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
最低领袖、维他命Ｇ一大批同学，仍然全心全力为我辟谣辩护；他们被骂得更惨，他们被指称为：偷盗司令的军师和副官！
郑美庄来宿舍看我两次。我痛苦极了，我不愿跟她讲话。她约我到江边散散步散散心，它怕我这样呆在宿舍里连气带闷会害起病来。我不肯去，我变成一个暴躁乖僻的人。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这紧要关头，我突然病倒了。一开始是腹疼，校医恰巧不在，一位药剂生做主给了我两包泻盐，吞服后不但不泻，肚子反而更疼得剧烈，接着发高烧，呕吐——最低领袖吓坏了，他坚决主张找车子连夜送我到重庆的医院。我希望熬过一夜，等天亮后请校医再仔细断一下。我拗不过般低领袖，他和维他命Ｇ三更半夜跑去找到郑美庄，然后他们又到沙坪坝电信局摇电话给郑美庄家叫车子。天朦胧亮，车子来了，我被护送到重庆临江门宽仁医院。
医生当时判定，我是急性盲肠炎。他直抱怨我不该误吞泻灵，使病情加重，又抱怨我来得过迟，虽然可以马上开刀，却无法保证没有危险，如果一旦盲肠已行溃烂，转变为腹膜炎则恐束手无策——
入院保证书上的几行大字——病人施行手术后如发生任何不幸情况均与医院无涉——在这剎那，特别令人触目惊心。医生要最低领袖或郑美庄在上面签字盖章，郑美庄突然哭出来了，她叫着：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请你们医生救治他，不要叫他发生任何危险！”
最低领袖比较冷静，他盖了个手印，嘴里直念叨着：
“这不过是应办的手续，醒亚会获救的！”
这时，突然有工役与护士自外面跑进来。
“格老子，挂球了！”工役叫着。护士也向医生正式报告“防空警报球”高挂起来了。
医生看看我，镇定地说：
“没关系，手术必须立刻进行，不能再耽误。”
大家似无太多惊慌。在重庆，人人都是跑警报的老手。“挂球”，只是“预行警报”——告诉大家，敌机已自汉口或宜昌基地起飞，要大家预作躲避的准备；如果再侦查到敌机确是向西飞来，一俟迫近四川上空，就会挂出两个球，同时拉放“空袭警报”催促大家进入防空洞；如果敌机迫近重庆上空，就会挂上三个球，同时拉放“紧急警报”。也有几次，“预行警报”之后，判明敌机未向四川飞来，过了半小时或一小时后，便解除警报。
几乎是同时，郑美庄与最低领袖拍拍我肩头：
“不要怕啊，鬼子飞机不一定来。我们都不走，我们在手术室外边守候你。”
灌肠，周身汗毛统统刮掉，然后，我倒在一张“推车小床”上，被送进手术室。
我一直喃喃着：“不要怕，不要怕。”当进入手术室，我禁不住开始恐惧起来。我觉得好阴森。这与上次在另一家医院开刀取子弹的气氛，全然不同，那次是那么轻松，好玩；这一回，在警报声中开刀，怕的不单是敌机来投炸弹，更怕的是敌机纵然不来，也无补我因延迟就医而盲肠已经溃烂的致命悲剧！
“局部麻醉”的药剂注射进我的后脊椎骨时一阵剧疼，几乎使我忍耐不住地叫出声来。我又险些冒失地提出，要求医生给我改为“全身麻醉”，我宁愿“不省人事”地接受“切割”。我说不出，而我知道医生也不会接受我的无理请求。睁着眼睛，脑筋清醒，如果剖腹之后，医生叹说一声：“唉呀，已转为腹膜炎——”那即是宣判了我的死刑——我越想越怕。
我从没有如此感到过惧怕死亡。我更不甘心落得如此一个死法！如果我这么草率地死在重庆的医院，何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