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街上也要抱着，在学校里也要抱着，警察和学校都不会干涉我们，你猜为甚么？”
“为什么？”
“为了——”她玻Х炱鹧劬Γ拔宋颐窍喟Ｏ喟娜司陀腥ɡ嫘乃錾趺础！薄�
“——”
“——”
我忘记以后我们又吻了多久，又说了多少梦呓。
那可能是我和美庄，此生此世所共同度过的最幸福的一刻时光。或许人在不认识自己，不认识对方的时候，才会尽量尽情无羁无虑地享受爱情。
五十一
暑假一开始，我就又到报社去担任临时工作。不，不应该再说是临时工作，承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厚爱，我等于正式开始了一个记者生涯：他们要我好好利用两个多月的假期，一方面上夜班学习学习编辑、拼版、一些内勤工作；一方面可以在白天跟着几位老记者在外面跑跑，学学采访新闻，秋季再开学，我就是四年级生了，功课少，有较大的时间外出，或许报社可以决定把我的任命由特约记者改为正式记者。
对于我，当然这是一个太好的大喜讯。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坚决地为自己选择了终身职业——做一名新闻记者。我发现新闻记者的工作对于实现我的毕生宏愿——鼓吹民主政治，促进世界和平，将会大有帮助。
美庄的母亲循往年惯例，又飞往昆明避暑了。美庄没有去，也没有提起要我陪她一同去。我知道，美庄是完全为了我。她看到我对工作的勤奋，似乎很受感动；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半玩笑半认真地嗔问我：“醒亚，告诉我，你究竟爱新闻工作还是爱我？”
“都爱。”
“回答我爱谁更厉害些？”她不放松地追问。
“新闻工作也不是一个人，怎么能跟你放在一起比？”
“那你为甚么不痛快地说爱我第一，新闻工作第二？”
“我没有你那么会说话，我心里想的也正跟你刚刚说的相同。”
这样，她才稍稍称意。
事实上，我是在深深地爱着她的。报社装有电话，我和她固定每天要通话一二次，上午我多半在报社睡觉，有时中午她跑来找我一起出去吃饭，下午如果不去做“采访实习”，我俩便一同去看场电影，或是，到最为我们所喜爱“心心”咖啡厅坐上半天，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谈谈有趣的事，再一部分时间，多用在陪她滑轮子鞋与陪她谈平戏，看平剧。
我因为会滑冰，滑起轮子鞋来便很容易。我用报社的薪金在一家拍卖行买了两双全新的轮子鞋，一双送给美庄，这是我第一次送给她的比较贵重而为她所喜的礼物。在她的住房那个小天井中，我教她滑，我们滑得十分高兴。
谈论平剧，美庄兴致很高。她甚为谦虚地表示深愿向我请教；我也就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有关平剧的常识、趣事，尽量说给她听。她回到家去，便和她的家庭平剧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比赛谁懂得戏更多？一次我告诉她，初中时代，我与表哥、表姊为比赛谁知道的戏名多，曾各自试行尽速说出十个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第一个字的戏名，结果完善的答案如下：
“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花洞、六月雪、七星灯、八大锤、九更天、十道本。”
接着，我们又用“红、黄、蓝、白、黑”做戏名的首字，说出了：“红拂传、黄金台、蓝桥会、白水滩、黑风帕。”我们再用“大、小”、“上、下”，“单、双”和“金、银、铜、铁”做戏名的首字，说出了，“大登殿、小放牛”、“上天台、下河东”，“单刀会、双官诰”，和“金榜乐、银空山、铜网阵、铁公鸡”。
她对此大感兴趣。
两天后，她告诉我，她的平剧老师无论如何答不完全由“一”到“十”与“红黄蓝白黑”的戏名，因而她调皮地也相当严肃地要那教师反拜她为师，教师答应了，她才得意洋洋地把“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红拂传、黄金台——”说上一遍。
一个周末，我第二次来美庄家，没有会晤她的双亲，全是由于美庄的安排与她家的平剧老师见面。
那位老师虽非地道内行，为人倒相当老成，非常客气有礼，也会拉会唱不少段老生与青衣戏，而且嗓子有本钱，只是欠缺一些韵味，他可以自拉自唱，偶尔板、眼不够准确，也有时尖、团字分别得不够清楚。他连连谦虚地说：“从小喜欢拉胡琴，跟一位住过北平的叔叔学的。唱，就不行了，自己没去过北平，上海也未去过，没有得过名角亲自传授，只是‘刘’老师的徒弟。”
“是刘鸿声吗？好老师呀！”我问。
“不是，不是，”他微笑回答，“是留声机‘留老师’。”
美庄唱了一段“凤还巢”。一个多月前，在同学们筹办的欢迎我康复返校的同乐会上，美庄也曾唱过“凤还巢”，如今听来，她显然进步很多，她是够总明的。可是，地接着闹了个笑话——她还要唱一段老生戏“洪羊洞”，老师准备马上操起琴来，美庄突然严肃正经地说：
“请静听啊，第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为国家的‘家’，是不能唱成‘家’的。”
老师问：“要郎格唱呀？”
美庄一脸得意地唱了：“为国鸡和鸭呀——”
老师一脸错愕。我笑了出来，原来是由于我曾跟美庄一再说过：“唱平剧‘王’要唱成‘无骯’，‘回’要唱成‘胡Ａ’、‘娇’要唱成‘吉奥’，‘家’要唱成‘鸡鸭’。洪羊洞杨六郎唱的‘为国家——’、李陵碑杨老令公唱的‘叹杨家——’家字都必须唱成‘鸡鸭’才对。”没想到美庄竟唱成了“鸡和鸭”。经我解说，老师也笑了，但是直说：“没得关系，没得关系，好耍好耍吶——”
难得美庄连声抱歉：“可能是太紧张了，请勿见笑。”然后，美庄似是故意地提出一大串听我说过的——平剧名伶的家世、派别、拿手戏、特殊唱法与规矩，哪些票友登台闹过什么笑话，以及一些有趣的梨园掌故，来“考问”，来“难”她的老师。
老师答不出来，便搔耳抓腮，窘迫得无以复加，然后只好对美庄一作揖，叫一声：“大小姐，郑老师！”才算完事。
他拉，我也唱了两段西皮：“南阳关”和“空城计”。他连连称赞，直说以后要称呼我“张老师”。我答说绝对不敢，并且称赞他胡琴拉得好——这倒是真话，他比我的琴艺可好得太多了。
事后，我私下劝阻美庄以后不要再为难那老师。她却坦白地告诉我：看人发窘，很有味道，那是她从小就喜欢的事。
“你不晓得，”她说：“我爸爸就有这种‘嗜好’。我八、九岁时，便记得爸爸时常把几个卖‘白糖狮子’的小贩叫进家来，跟他们‘掷骰子’，结果爸爸把那个最大的‘糖狮子’赢过来时，那小贩当然是窘态毕露，甚至痛哭流涕，这时候爸爸便在一阵大笑后，一声开恩，再把那‘白糖狮子’白白送还给小贩。又有时候，爸爸找几个大绅粮来斗牌，绅粮虽然‘肥’，总没有爸爸赌起来那么豪放，那么资本雄厚，那么气势逼人哪，因而，绅粮们输了，输了几千石谷子，又输了几十批山（四川称山林的单位叫“批”），嘿，绅粮的窘态一点不比卖‘白糖狮子’的小贩好看。结果，爸爸和我看够了，便再将那些赢到手的产业还给绅粮们——”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恶作剧，这种“嗜好”，也许正是一般军阀的残忍性格成长过程中的第一站，继续发展下来，便会有了以勒索、搜刮、掠杀、使人民吃尽苦头，而自己方始称心如意的“嗜好”！
我再度郑重地劝告美庄，这可绝不是一件好的“嗜好”，尽管他父亲这样做，做为一个女孩子的她，实无仿做的必要。她居然没有跟我生气，并且很心地表示绝对接受我的劝告。
“你还要我改掉一些甚么毛病，随时告诉我呀，我都会改的！”在那段日子，她时常讲这两句话。我看得出，她确在尽力地约束克制自己。由她的神情举止中，我也看到了一种内敛的沉静之美。有时，我觉得这未免过于难为她，也未免对她要求得太苛刻了。为此，我越发爱她。
她似乎晓得我对她的父亲不太欣赏，因而，她不再叫我和她父亲多碰面。如果我在她家吃饭，她便叫杨嫂把菜端到她的房间来。我很喜欢她家做的荷包蛋挂面和豆花，几乎每次我们都是开“独席”吃这两种简单的美味。不要任何大菜，只是把“榨菜酱油”、“口蘑酱油”、“红酱油”、“白酱油”、“茉莉酱油”、和另外几小盘佐料摆满一小桌，佐食挂面或豆花。那真是轻松愉快共同进餐的享受。
秋季开学后，我和美庄继续过着甘美的日子。最难忘，每天晚饭以后，我俩携手或挽臂，信步走在嘉陵江畔，看对岸与远方如画的黄昏风景，看绚丽晚霞把江面波涛染成千万条五彩缎带，看月亮上升撒下一张无边无际的银色网，听江水为我们欢奏小夜曲，听两人相互倾述不止的信誓，听两人拥抱时心脏的喜悦跳跃，感受灵魂的欣慰颤抖——
许多教授和同学都说美庄这一学期以来，几乎和以前判若两人。是的，最该自豪的是我，我没有想错，用爱，我已显著地影响了美庄的思想与生活。平民的气质逐渐在她内心滋长，也逐渐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她开始在上课时穿平底鞋，穿布旗袍，并且用心听讲，认真做功课。她又和我同在大饭厅包伙，我们每人置了一个菜罐，装一点“私菜”，每顿都能吃得很饱。
悲惨的日子希望它尽速消逝，不可能：欢快的日子希望它常川留驻，不可能。也许这就是人生吧。我多盼望我和美庄共同建立的这个甘美而平民化的生活，永远继绩下去；可是，我逐渐发觉这是一种奢想，一种几乎无法实现的奢想。
十月间，桂林、柳州在日军十五万人的倾巢猛攻下，先后失陷。敌人继续沿黔桂路北犯，形势相当险恶。十一月杪，南丹陷落，独山危急，贵阳震惊，陪都重庆的人心也难免有了些浮动；不过，这时候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战事已转居优势，我们的印缅远征军正在国外连连获捷，国内则各处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动，因此，中央对于收复黔桂失地具有决心。于是，一面严令国军节节抵抗，一面加紧增援，并且用飞机将精锐部队空到黔桂前线。我服务的那家报社，要派一个记者到黔桂前线访问，因为临时抽调不出人员，也因为我比较多有一点战地经验，便征询我愿否前往？
连半分钟也没有考虑，我表示绝对愿往，只要在寒假以前允许我回来参加学校中的期末考试。拿到报社派令后，我马上跑去告诉美庄这一个意外的喜讯；可是，连半分钟也没有考虑，美庄表示坚决反对。
当然，她反对我在此时此刻到前方的一大半原因，是不愿意离开我，不愿意我到危险的地带去，原是一番关怀我的好意。不过另一小半原因，却是她又在跟我赌气：
“你说你爱我第一，爱新闻工作第二，”她指着我的鼻尖说，“好，你自己说吧，我不要你去，你非去不可，你到底是更爱谁？”
“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心平气和地解说着：“报社因为不久以前刚派出了一位记者到滇西、缅北采访远征军新闻，最近又派出了一位记者到各地采访知识青年从军的新闻，以至于临时派不出人负到黔桂前线去；我幸能获得报社的重视，肯给我这个更大的实习的机会，怎么也不能丢掉呀！何况我已答应了人家？”
“人家！人家！人家！人家的事你都答应！我的事你都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越说个不停，“好好，你去吧！你忍心叫我一个人在这里天天担惊害怕，还说爱我？简直是太滑稽，太岂有此理！你爱国？难道我是汉奸？你又不是前敌总指挥，少了你黔桂战场便不能打日本！你偏要去干啥子？少了你一个采访记者，我们就会吃败仗吗？不会吧！你要想慰劳前方将士，我可以叫爸马上捐一笔钱给黔桂前线的官兵，用你的名义捐献都行，那不照样可以表示了你对将士的敬意吗？根本用不着亲自冒无谓的危险到最前线去，你在太行山挨了八路两枪还没挨够是不是？非要再尝尝日本枪子儿的味道是不是？”
最后，总算由于我的好说歹劝，她勉强算是“准”了我的“假”；可是，我知道，我向她解说的一大片理由，是只能使她口服，而心不服的。
那是一个奇寒的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四川更冷。大雪刚刚溶化，九盘山崎岖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