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了，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才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吧？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当时，还要面临着丈夫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孤灯残烛，凄凉驿路，“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福可享，有美可赏的所在，还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过去了。而这双手，一定生在有权，有势，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敢无耻的人身上。区区文人，何足挂齿？谁会把你的真诚愿望当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参预，要介入，也许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尽一点心，效一点力，略尽绵薄，聊表热忱，那也会遭到明枪暗箭，文攻武卫，左抵右挡，雷池设防的。
然而，中国文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精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其实，她有所知，也有所不知，据《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金石录后序》中“颁金”一词的注释，建炎三年闰八月，御医王继先以黄金三百两向李清照家市古器，距赵明诚逝世才一月。而那个低能儿赵构有意“颁金”于明诚遗孀，求其文物，也曾插手此事。这两个人的后面，还隐藏着一张对她来说，不是十分陌生的面孔，那就是她的亲戚秦桧，他也许是更为可怕的黑手。
据毕沅《续资治通鉴》：“桧因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希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帝宠眷无比。”因此，中国文人的最大不幸，就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在这种豺狼当道的朝廷里，诗人所发出的“南渡衣冠欠王导”的呼声，不也是书读得太多的迂腐么？
不过，还好，她能活到那个造假墓的卖国贼终于死去。天道好还，斯言不虚，也就很为这位女诗人高兴了。
翩然一只云中鹤
李国文
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是清代戏剧家蒋士铨《临川梦》杂剧中的一首出场诗。
蒋的这出戏，以明朝汤显祖的艺术生涯为题材，自然要涉及万历年间文人圈子中的瓜葛龃龉。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不过是作家在借古讽今罢了。
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
眉公，即陈继儒（1558—1639），为明代文学家和书画鉴赏家。此人自命隐士，然以闲人身份奔走于忙人之间。翩翩如鹤，周旋官绅，口给交御，干谒权贵。作清高状，干蔑片事，时人对其鬻隐求显的行径，颇为不屑，时有讥评。蒋士铨拿前朝文人开涮，是冲着当朝文友袁子才而去的。
蒋苕生和袁子才，加上赵瓯北，时人称为“乾隆三才子”。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十出头年纪，即弃官归隐，退居随园，终身不求仕进，但求快活，是一位日子过得亚赛神仙也似的文人。
蒋士铨（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余，江西铅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丧乞假归，先后主持江南诸学院，讲学授徒，声誉卓著。后供职国史馆，记名御史，专修《开国方略》，是一位诗词戏曲诸体俱工，文章学问为时所重的文人。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在清廷要害部门军机处任章京，进奉文字多出其手，顷刻千言，倚马可待，深为宰辅所重，是一位在史学研究上，在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人。
袁善于诗，赵长于史，蒋则以戏曲杂剧著称于世，“江右三大家”并驾齐驱，既是好友，也为劲敌。其实乾隆年间，也有类似时下文坛的歪风邪气，随便几个小瘪三，暗箱操作，私下猫腻，就把相好的哥儿们姐儿们，或某公某老某前辈，吹捧上了排行榜，穿上一袭皇帝的新衣。这种给文人定出前后高低的闹剧，排排坐吃果果，还真有人当真，为之打破脑袋，撕破脸皮。沐猴而冠者，如中六合彩，欣喜莫名；名落孙山者，如死老子娘，泣血稽颡。这种焚烧冥币式的哄鬼游戏，竟弄得一些文坛大人物，也趋之若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文学领域里，施行这种体育比赛的做法，究竟有多大准确性，恐怕连笨伯也会质疑的。文学本是形象艺术，无法量化，此文人与彼文人，其作品很难进行比较。被称之为大师者，有他功力的软肋；三流作家，未必不具有他的强项。被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会有败笔；而世俗的消费读物，说不定有其精彩之处。这和运动员跑百米，一秒或几分之一秒定乾坤，是绝不相同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先生，曾经喟叹过“愧在卢前，耻为王后”的不平之鸣。看来，古代文人也有被这类低智商游戏搞昏过头而进退失据的。乾隆年间，以袁枚为首，蒋士铨次之，赵翼再次之的位序，也弄得蒋和赵，既不服气，也不买账，只好变着法儿，著文立说，宣泄满肚子的无名火。但云中鹤却毫不在意，飞来飞去，美不滋滋地当他的金牌老大，就更让二位添堵了。
可是，我国乃礼仪之邦，而我等文人则更是孔孟之徒，每到公开场合，如开会听报告，如饭局打牙祭，蒋和赵两位，又不得不拘着面子，作谦谨状。让袁走在前面，让袁坐到主位，让袁先举筷子，看老先生夹了菜，也许是一整条海参，也许是一大块鲍鱼，拖进豁牙半齿、说话漏风的嘴巴里，大家这才风卷残云，大快朵颐。于是，接下来的节目，顺理成章，第一个拿起麦克风即席讲话的是他，第一个拿起毛笔蘸墨题词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剪刀揭幕剪彩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小姐的玉手翩然下场共舞的也是他。
却之不恭嘛！在众人一迭声地“你先请”、“你走先”的逊让之下，老先生也就不客气了。只见他搂着小女子，踩着华尔兹，“老夫聊发少年狂”，满场飞舞，裤裆生风，那身体内部雄激素的残渣余沥，居然回光返照，蠢蠢欲动起来，果然应了孔夫子的话，不亦乐乎了。
这当然是以今度古的拟想了，不足为凭，聊发一噱而已。不过，文坛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热闹过来的，我们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坛，不停裹乱，不断搅局的讨嫌场面。好像不到八宝山，躺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人们是无法阿弥陀佛，如释重负的。
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里，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