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
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何？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著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掉小命；为手段，懂得圆通，倒常常能以文学谋生存，求发达。袁枚的“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藉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买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其实等于是他主编的一本发表诗作以及评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由于中国的官员，好风雅；中国的文人，好高攀；中国的百姓，好追星；这部点铁成金、一举成名的出版物，风靡大江南北，影响巨大。那时，他不用付给作者稿费，相反，而是投稿者、送诗者、求评者、唱和者，是要具一份贽见之礼，而且恐怕不能太过菲薄。这样，《随园诗话》是他的生财之道，遂成了他的一棵摇钱树。
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好风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以上诸好，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因此，一个文人，活得苟且龌龊与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鸡肠与达观奔放，活得低三下四与清高正直，活得软弱缺钙与铁骨铮铮，都可能合二为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这就是袁随园让当时人、让后来人摇头不迭的现实主义。
我是不怎么服气那些动不动指责文人患了软骨症，或佝偻病的勇敢者、大义凛然者、怒发冲冠慷慨激昂者的声严色厉、义形于色、气冲斗牛、壮怀激烈，可我一直在想，阁下，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做出一个英勇赴义视死如归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却总是抄着手、抱着拳，说不定还搂着一位娇滴滴的三陪女，要别人往刀尖枪口上撞？这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蛊惑，是不是有一点居心不良？
历代统治者对付文人的两手，一是文字狱，一是利德禄。硬的一手用来镇压不合作的反抗者，软的一手用来收买肯合作的顺从者。袁枚绝对不是前者，但也不完全是后者。他能苟活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一辈子平平安安，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快乐中度过。看来，统治者的这两手，对他不起什么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一，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中，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史上，活得最沉重、最熬煎的时期。袁枚就好比在荆棘丛中行走，能够毫发无损、溜光水滑，连一片草叶、一根树针、一颗带刺的毛蒡子都沾不着，你不能不佩服这位随园先生，老滑到成了精的高超水平。
二，袁枚之尤值得敬服之处，就是只做了不到十年清朝的官，能够断然不再浑水，能够放得下这顶乌纱，能够不像我的那些同行，为谋得一官半职或者只不过一个理事、委员虚名而削尖脑袋钻营；为求有坐车、医疗、住房的优越待遇而磨穿鞋底奔走；为装嫩，装少壮，装年富力强，把头发染得黢黑油光；为年龄到点不得不下台又不肯下台而殚思竭虑赖着不走，活得实在太累太累。袁枚一甩手与官场拜拜再见，与利德禄拜拜再见，还真是表现出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清高气质呢！
老实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满清主子的奴才强。
我十分欣赏袁枚的一点，就是他觉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爷玩了，他未必敢这样公开发表宣言，但实际上他果真不再去当奴才。用不着一张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后，万寿无疆，臣罪当诛。对袁来讲，这一切，统统去他妈的王八蛋了。
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吗？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哪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