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重庆最有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河南饥荒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真相，使访问美国一时风光十足的宋美龄，顿时失去了头上的光环；
一批批住在雾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走进他们认为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延安……
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本书，将叙述他们的中国故事。通过再现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眼里的中国风云，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使那些早已逝去历史事件、历史场面，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1900年第1节 紫禁城内外（1）
1
在北京东城的西裱褙胡同，一座明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这是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的故居。当明朝面临北方强敌的入侵威胁时，于谦竭力反对明廷南迁，并在北京组织团练，率兵出战，保卫北京。
从明到清，朝代更迭，岁月流逝，这座院落目睹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院落的主人不知换过多少次。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变化了的是人事，是历史。不变的是屋檐下的砖雕，是院中的石阶。
平静了许多年的这个院落，突然间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又成了北京的一个焦点。
1900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的第一个坛口在这里成立，团员有一百多人。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千古绝句《石灰吟》，这些发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团员们，也许正是因为于谦当年的业绩和这首诗，才特地来到这里集会，宣布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的正式成立。于谦写得好，“粉身碎骨浑不怕”，这些被强烈的“灭洋”情绪燃烧起来的人们，真的什么也不怕。
铺开晚清的北京城地图，可以发现，被北京的义和团选择作为第一个坛口成立处的于谦故居，处在一个颇有意味的位置。它与观象台和使馆区，正好处在同一条胡同延伸线上。观象台在东，使馆区在西，它位于中间。此时，观象台上传教士汤若望观天象的房子还在，而使馆区的平静、不可一世则很快就将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彻底打破。
中国世纪之交最为动荡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华帝国历史走向的时刻，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
于谦故居里的这次聚会具体在哪一天，史书上没有记载，而是笼统地把北京城里首次出现义和团的日子定在1900年4月。
4月15日，一百多名义和团员在京郊的卢沟桥集会，散发了反对列强和反对外国教会的揭帖。4月29日，类似的揭帖也在北京城里出现了。在此期间，义和团假托在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写的谶语：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怨不伸。石碑上还有这样的句子：义和明教，不约同心。迷信的义和团民众，更加确信自己是在奉天行命了。
这个月，北京城外国使馆里的西方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滚滚而来的义和团热潮的波及。从1898年在山东开始的“义和拳”，到18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这些外交官们的焦虑和关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使，曾联合照会中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发布上谕，明令在山东和直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
然而，一切已为时太晚。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女人，一直在镇压还是利用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实在已是软弱无力，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哪里找得出一个像样的强国方略，来与虎视眈眈的列强们抗衡？
失去控制的义和团，终于要在北京城这个过去令许多天朝臣民战栗、仰望的地方，无所顾忌地挥舞火把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了。
于是，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东方帝国的这场令后人评说不一的风暴。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拥有不同的职业素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闻，也就成了中国世纪之交历史场面中重要的内容。
2
最早看到义和团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身影的外国记者是意大利《晚邮报》的巴尔齐尼，地点是在天津火车站，时间是6月2日。
到5月底，义和团风暴已席卷北京郊区和天津、保定等地。由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路轨被扒，车站被烧，桥梁被毁，电报线被割断。5月28日，北京郊区的丰台车站也被烧毁了。5月31日，外国驻京使团紧急调遣数百名官兵来保卫使馆，5月31日，第一批军队乘火车从天津大沽抵达北京。列强们的二十多艘军舰集结大沽口外。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不少研究义和团历史的史学家认为，召卫队入京保护使馆，是造成战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就在5月29日，清廷曾发布谕旨，命令官兵“剿灭”拒不解散的义和团，这是年初以来的第一次下达的明确指令。但外国使馆调兵遣将的举措，使清廷立即撤销了命令。6月3日，清廷明令停止清剿义和团。
官方与民间，在这一时刻，并非情愿地却无法避免地走到了一起。
天津周围外国军队与义和团的战斗已经打响。
巴尔齐尼是意大利军队的随军记者。在天津火车站附近，他目睹了俄国军队的一个哥萨克骑兵连迎战两千名义和团民的场景：
我们离他们大约三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突然，那些打头的，接下来是其他人，再接下来是所有的人，一齐跪下来作祈祷……
巴尔齐尼看到了一位义和团成员的死：
他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是一枪打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
（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1900年第2节 紫禁城内外（2）
3
北京的外交使团被清兵和义和团围攻，是在6月20日。
这是1900年6月18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面发表了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
这位没有署名的《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是莫里森。这位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澳大利亚人，在1894年仅花费十八英镑便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他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当年，当莫里森身着中国服装，带着中国脚夫，开始他的横穿中国的行程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中成为全球闻名的记者；更不会想到，他会爱上中国，并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有一天还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深深卷入了中国事务，被世人称做“北京的莫里森”，而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一度曾被命名为“莫里森大街”。
当然，后来的一切，在1900年6月的这个时候，莫里森不会去预想。他和所有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外国人一样，被眼前的危机困扰着。
《泰晤士报》刊载的莫里森的这条电讯写于6月14日。
据莫里森的传记作者所写，6月13日，连接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的最后一条通讯线路，连通天津的线路，已在三天前被切断。于是，莫里森决定找一个信差把电讯稿送到天津，他在日记中特地写明，为雇人送这条电讯，他花了二十两银子。他在电讯中写道：
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在18日《泰晤士报》发表莫里森的电讯两天后，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
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
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张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纸片两面写了一篇电讯稿，纸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这个教民从墙上翻过去，假装成一个乞丐，试图混出包围圈。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天亮时又退了回来。莫里森取回了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保存了下来。这样，才使后来的史学家有机会见到它。
尽管莫里森被公认具有冷静的性格，但后来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写这张小纸条时，他还是流露出了紧张。开头一句，他写道：“自1月2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以来……”他明显写错了围攻开始的日子。
4
北京的记者没有了音讯。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了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了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外国使馆已经被攻占，所有欧洲人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欧洲顿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个特约记者如同一个小说家，把现场描写得活灵活现，极为煽情。他写道：
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在弹药尚足之时，他们冒着中国人的枪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在阵地上。他们死得其所，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为那些将在他们的尸首上被杀戮的、毫无自卫之力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
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转发了这条消息，并特地配发了社论。过去，莫里森的名字在《泰晤士报》上从未出现过，他采写的消息都是以“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的。而这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成了《泰晤士报》为之哀悼和颂扬的“我们尽职的特派记者”：
在牺牲于清朝京城的人当中有一位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敬意，他就是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医生。在他的充满惊险经历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里森医生多次死里逃生，每当紧急时刻，他总是有无尽的智谋。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希望。他很有可能已经在最后的屠杀中，趁着混乱脱身逃走……
《泰晤士报》的社论中还这样称颂莫里森：
任何一家渴望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其他报纸都不曾得到一位比莫里森医生更忠诚、更无畏和更能干的雇员。
在澳大利亚，莫里森的家乡吉隆，得到消息后为他的“不幸殉职”降半旗志哀。
然而，莫里森并没有死，北京的使馆区也没有被攻占，更谈不上“全军覆没”。《每日邮报》在上海的那位所谓特约记者，不过是根据想像编造了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在西方新闻史上，这是一场闹剧，一个弥天大谎。
事后，莫里森自己在1900年10月2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了这个所谓“记者”在中国行骗的整个过程。他说：
我看《泰晤士报》是在替《每日邮报》掩饰，担保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才发表来自上海的那份不光彩的电讯的。这份电讯使多少家庭悲痛啊。据我了解，发这一电讯的人叫萨特利……他一直以萨特利的名字住在上海礼查饭店充当《每日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