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充当《每日邮报》信赖的特约记者……那份谈及我们遭屠杀细节的臭名昭著的电讯是化名西尔威斯特的萨特利炮制的，你就会看出《每日邮报》选用这位记者是不明智的。
当义和团风暴过后，莫里森收到了刊有他的讣告的《泰晤士报》，一位澳大利亚年轻的战时记者阿瑟•；阿丹斯正好在场，莫里森问他：“你对此怎么看？”阿丹斯回答说：“我看，既然《泰晤士报》发了文章，对你倍加赞誉，现在惟一最该做的事情就是给你涨一倍薪水。”
1900年第3节 紫禁城内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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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15日北京失守。头一天，慈禧太后化装成平民，准备带着光绪皇帝逃往山西。行前，光绪和珍妃一起前来拜见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珍妃请求把光绪留下与八国联军谈判，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命令太监把珍妃扔进宫里的一口水井，再压上石板。然后，仓皇离去。
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被解除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对于一个有着悠悠数千年历史的古国来说，对于一个曾一度自视颇高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比鸦片战争失败更大的屈辱。
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
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
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
（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北京沦陷了。
罗蒂是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海军军官出身的他，以撰写世界游记而著称。在北京沦陷两个月后，他奉命前来为《费加罗报》报道中国见闻。他走进了北京城，眼前出现的仍是一片废墟。
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
他来到天坛。看到：
这个往昔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的香炉，往昔是祭神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英国人当做烧瘟牛之处……（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洗劫北京，成了这些“胜利者”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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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被围困时曾经发出紧急呼吁的莫里森，如今也被联军们肆无忌惮的野蛮抢掠而震惊。几乎就在人们欢呼援兵到来欢呼被解救的同时，这位澳大利亚籍的新闻记者，也把重点放在了报道联军们的抢掠行为上。
8月17日他致电《泰晤士报》：
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抢劫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法国和俄国的旗帜，飘扬在故宫最好的地段，据信那里埋有皇宫财宝。日本人占据了一个宝库，据说里面藏有五十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均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报》已于13日停刊。此地已无政府。
9月24日，莫里森致电《泰晤士报》：“由俄国人实施的对颐和园的有组织的洗劫已经结束。每件值钱的东西都被装走。”
最令莫里森感到厌恶和气愤的，是德国人的行径。他不断揭露德国统领瓦德西部下的残忍。“德国人继续到北京周边地区骚扰，其主要目的就是抢劫。”他在11月24日写道，“类似抢劫，被德国军方掩饰地解释为重要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他决定用“大半天”写一篇长达五百余字的电讯，猛烈抨击德国人的一意孤行。他举例说明他们对无辜者和有罪者不加区别地进行惩罚，“有组织地洗劫那些早在德军抵达中国之前就已经投降了的人”。他建议英国军队应该不听从瓦德西的指挥。这份电讯激怒了德国人。
莫里森恐怕早就激怒了德国人。他撰写的约三万字的关于使馆被包围经过的纪实文章，由《泰晤士报》在10月14、15日两天陆续发表。在文中，他记叙了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卫队枪杀街头的义和团成员和平民的情况。在他看来，这件事发生在前，是它导致了20日克林德被清兵枪杀。当时读过这一报道的英国读者，也是这样理解事情的起因的。
12月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布雷克的夫人在给莫里森的信中便这样说：
我正以极大兴趣拜读你的被围纪实。克林德男爵既然在德国使馆杀义和团，并且让使馆警卫向正在北京城区念咒作法的义和团开枪（克林德男爵是在墙头上看到他们的行径的），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对于自己的被杀负有很大责任吗？据我的理解，克林德男爵的所作所为都在使馆被围之前。
1900年12月17日，莫里森在北京的朋友库朋斯齐写信给他，向他反映德国人破坏北京古建筑的行为：“你听说德国人最近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了吗？他们破坏了明代建筑的科举考场的高塔，引起所有中国人的憎恨。表面看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取木材作燃料。”十天后，12月28日莫里森在发给《泰晤士报》的电讯中，控诉了德国人的“肆意破坏”，其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破坏神圣的科举考场建筑，拿木料烧火，用它的砖盖德国警署”。
莫里森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0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从伦敦发来的电讯：
在一封12月28日发自北京的电报中，莫里森博士给《泰晤士报》发来了一段对德国人粗暴行为的长长的抗议书。他说，德国人的这种行为不是在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他谴责德国人为了支付自己的军费而通过罚款手段对大清国进行掠夺，并不分青红皂白对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统统进行处罚，为他们自己能够满怀敌意地继续占领清国领土寻找借口。
莫里森不停地揭露八国联军特别是德军的野蛮，令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这位瓦德西元帅十分恼火。
瓦德西在1901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才从报纸中得知，我一直受到英、美、俄三国报纸的激烈攻击，其中，尤以造谣总汇之《泰晤士报》为最。该报的报道都是莫里森先生所写。此人像那些英国记者一样，喜欢夸大其词，我应当特别对他注意。
瓦德西实在无法掩饰对莫里森的愤怒，甚至用了下面这样的字句来贬斥莫里森：
我对报界的攻击毫不介意，正像我对狗叫毫不介意一样。但使我惊奇的是，《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竟然一直容忍自己的人这样糟糕地工作。这里的英国人因为自己的这位同胞感到害臊，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打发走。
不只是德国人对莫里森的报道感到不快，因为莫里森的文章中写到公使们的怯懦，西班牙公使对他的纪实也“非常恼火”。奥地利公使同样反感莫里森对奥地利卫队缺陷的批评，因为这一原因，随后好多年里，莫里森都未能获准到奥地利使馆去采访。意大利公大使也曾一再向英国使馆抱怨这位“麻烦的莫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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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风暴平息了，在列强们的压力下，老迈的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一天是1901年9月7日。两个月后，11月7日，这位至今仍让人们评说不一的洋务派领袖因病去世。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袁世凯。
中国历史沉重的一页翻了过去。
在近十一年后，1912年8月初，仍住在北京的、曾被那些西方外交官们视为“麻烦”的莫里森，接到一封来信。写信人蔡廷干是中华民国的海军中将，也是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干随信附来一份聘书：
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自莫里森博士于本年10月自欧洲返回北京报到之日起计算。
莫里森在中国新的角色从此开始。
1911…1919年第4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1）
1
1911年10月9日，汉口。
暮色中，位于俄国租界一座被雨水冲刷得很旧的大楼里，汇集了一群革命党人。此时，长江还在涨水，汉口隔江与对岸的武昌相望。江水静静地流着，革命惊雷却即将响起。
第二天凌晨，在武昌一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军的守备哨兵，攻占了清湖广总督署所在地，黎元洪被推为革命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
十八星旗在清湖广总督署的上空飘扬，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清朝的大臣们正在争论立宪新政。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的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开始了，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其中有两名澳大利亚人，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早在义和团时期就以报道中国情况出名的新闻记者莫里森。
10月11日，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虽然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但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从对武汉的观察中，莫里森感受到“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2
这时候，一直鼓动革命的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的革命领袖，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端纳。这位美国纽约《先驱报》的新闻记者，不用人家邀请，就毫不客气地担任起革命者的组织工作。
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各省，悬挂起各色各样的旗帜，只有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在南方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察清军的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作为惟一一个见证了这次行动的西方记者，端纳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为《先驱报》和其他澳大利亚报纸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
南京城外，1911年12月1日。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做绝望的挣扎！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远东生涯。当时，在罗湖桥的另一端，清王朝已摇摇欲坠，端纳作为悉尼《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赴广州采访了清两广总督张人骏，并被张人骏聘为名誉顾问，这为他在门禁森严的中国大陆官场中挤开了一条窄窄的门缝。
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里森，在莫里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中山的名字被频繁地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