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兹》，出版了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他依然关注着文学和文化活动，但诗歌创作几乎停滞——其危机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1805年5月9日下午3点，席勒与世长辞；此时歌德也正与死神搏斗，因此谁也不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克里斯蒂安娜把这个噩耗一直瞒到第二天早上，当她回答歌德对席勒病情的询问时，禁不住哭了起来。歌德见状则默默转过身子，像孩子一样用手蒙住了眼睛。
也正多亏克里斯蒂安娜——作为爱人、母亲、家庭主妇、助理护士——的精心照料，歌德终于战胜了死神，渐渐从身体疾病和消沉情绪中恢复了过来。8月10日，为纪念伟大戏剧家席勒，劳赫施台特的新剧场上演席勒的《大钟歌》，歌德写了诗歌 《席勒大钟歌跋》，进行悼念。
正当歌德刚从工作中重获力量和信心时，久违的世界政治却来光顾他了。1805年至1806年，拿破仑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组织了受法国保护的莱茵联盟，许多封建小邦被消灭。他现在遭遇的正是一幕：1806年 10月14日，爆发在耶拿城下的战事以法军战胜普军宣告结束，接着法军兵临魏玛城下，城内逃兵乱窜、炮弹纷飞。歌德在日记中记着：“七时大火。抢劫，可怕的夜，我们的房屋由于坚固与幸运而得以保存下来。”由于魏玛公爵依然是普鲁士将军，胜利者进行了无情的洗劫。最后拿破仑才依公爵夫人路易莎请求下令停止恐怖性行动。
十几名龙骑兵闯进了歌德家门，要吃要喝；一些失去家园、寻求保护的城市居民也聚集在这里；法军奥热罗元帅被指定住了进来，一些参谋人员纠缠克里斯蒂安娜。面对勇敢而机智地捍卫和保护他的克里斯蒂安娜，歌德痛苦地、仿佛患重病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一切促使他给宫廷牧师写了一封信：
这些日子来，一个很久以来就萦绕在我脑际的想法终于最后成熟了：我要完全而公开地宣布我那年轻的女友为我的妻子，她为我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这严峻的时刻她和我在一起……
10月19日，也就是耶拿战役结束后的头一个星期天，他们同居后的第10年，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在宫廷教堂举行了婚礼，证人是那17岁的儿子和儿子的教师。
不久，公爵和克涅别尔寄来了充友谊的贺信。但不少宫廷贵妇由于轻视克里斯蒂安娜的出身，依然长期冷落她。然而令克里斯蒂安娜感到欣尉的是，歌德对她始终如一，他们的结合在相互对对方情趣的尊重中愈发显得坚固，尽管她不可能满足他那丰富多彩的生活。
从1807年夏天开始，歌德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他的体力既已恢复，便又在思考由德国浪漫派提出的一些问题。德国浪漫派的思想反映了部分德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后果的疑虑，他们赞美中世纪、极力转向宗教和民族主义，渴望一种和谐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但批判所带有的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却是反动的。歌德无疑洞察了这种历史性本质，1799年底地曾坚决反对诺瓦利斯《是基督教世界还是欧洲》的论文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因为诺瓦利斯主张蒙昧、敌视开化和效忠教会及复避势力。如今历史又以代表新兴的先进生产方式的法国人的军事和政治入侵的方式来冲击德国的旧基础，更加增添了歌德进行抉择的复杂性。与浪漫派日益沉隐于脱离现实的哀愁的冥思和诗意的抒情王国之中不同，歌德试图以最常见的诗歌手法，从矛盾性中辩证地把模糊的对于历史发展的意识。他认为，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是可以描述和表现的。
十四行诗》是他个人体验的产物。1807到1808年冬天，歌德在耶拿学识渊博的出版商弗洛曼家小住，结识了他的养女敏娜·赫茨利普。在这一组抒情诗里自然哲学和爱情语汇相互结合，个人感受的东西成为人类生活的写照，这一切都依凭象征手法取得。尤其是在诗剧《潘多拉的归来》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除了带有“狂飚突进”时期的“自助者”内容，还揉进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他分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形象，有论者认为，歌德最近的时代经验被象征化，正如法国革命的混血后代拿破仑的形象轮廓体现在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中一样。
普罗米修斯的对立形象是他的兄弟埃披米修斯，他是一个在现代反对人的异化危险的浪漫主义者，一个从人性的和谐角度肯定艺术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也是德国浪漫派的思想体现。这种分裂自然反映着历史的意向，但在歌德看来，弥合分裂的办法只存在于象征性的乌托邦之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斐列罗斯和埃披米修斯的女儿经过迷误和误解之后终于结合到了一起，历史的片面性被消除，给世界带来灾难和纷扰的潘多拉终于重新变成人。
在对敏娜·赫茨利普的短暂爱情中，除了写了十四行诗和诗剧，歌德还孕了一部长篇小说《亲和力》。这是一部探讨爱情和婚姻制度的小说，可以说是相对浪漫派把人类的性爱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而作的。小说认为“婚姻是一切文化的开端和顶点”，因此描写婚姻是旨在“象征性地描述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它其实是一部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小说。
小说内容大致：爱德华和夏绿蒂在青年时代就相爱，后来受资产阶级社会财势力量的支配，各自与一位年长而富有的对象结婚。直到年长的一方双双死去，他们才缺月重圆，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不过当爱德华和夏绿蒂分别把朋友上尉和侄女奥蒂莉接来同住时，他们由友善维系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缝：爱德华爱上了奥蒂莉，夏绿蒂也被上尉吸引。夏绿蒂的深思熟虑和现实感使她有力量压制自己的愿望，她坚持自己作妻子的义务，反对离婚；上尉也能以理智约束感情，他战胜内心的爱情，毅然离开朋友的家。但爱德华和奥蒂莉却沉溺于爱河中能自拔，破坏了婚姻的神圣。爱德华投身到战争中去，以英勇善战著称，回家时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求解除婚约。奥蒂莉是个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一天不小心无意将夏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淹死，使得企图借孩子挽救婚姻的夏绿蒂心灰意懒，同意离婚。而奥蒂莉感到负罪拒绝作爱德华的妻子，不久绝食而死，爱德华随后也因悲伤过分而亡。而相对理智的一对也只是在不幸中生活着。
在这部描写个人关系而实际上超越个人关系的小说中，化学上的亲和力成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类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在具体的思想、观念、结构上，又开启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无声。它与《维特》、《威廉·迈斯特》不同，它们仍属 18世纪的小说，《亲和力》的精神则已进入19世纪。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道貌岸然，高尚纯洁，实际上，从夏绿蒂之口，我们知道爱德华听从父命，为了财产进行爱情“投资”以博取富婆的慷慨赠与；从男爵公主之口，我们得知夏绿蒂在认识爱德华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选择对象，后来也仅仅出于尊敬而与一位长者结合；上尉一位依附财势、城府很沉的男子，只有天真、善良、美丽的奥蒂莉是个例外。问题不在他们自己作何种选择，而在于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相分离，这才是资产阶级社会婚姻制度危机的本质。
1808年10月2日，在歌德写完《亲和力》初稿后不久，有了观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机会。时随境迁，歌德曾汇合雄心勃勃的战友发起一场从精神上解放祖国的运动，甚至在与席勒联手之时，也难以搞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中心。这些促使他考虑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两重性的观点，经常成为他观察和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辩证的望远镜。如今处在权力顶峰的拿破仑从埃尔富特给他发来请帖，两个不同领域的英雄将如何会面呢？歌德简炼地作了记载：
我入内。
皇帝正坐在大圆桌旁进早餐；在皇帝右侧，离圆桌不远的地方站着塔列兰；皇帝的左侧，离圆桌很近的是达鲁，皇帝正同他谈赔款事宜。
皇帝示意我走近。
他他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说：“您是个真正的人。”我鞠了一躬。
他问到：“您多大年纪了？”“60了。”“您保养得好——您写过悲剧。”
我作了最必要的回答。
达鲁为了向肯定被他弄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表示几分好感，在这里搭了腔，他提到了德国文学以及他对拉丁文学又如何精通，甚至还出版过贺拉斯的作品。
他谈起我，就好像我在柏林的保护人谈到我似的，从他的话里我至少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看法。
他接着补充说，我也翻译过法文的东西，即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搭话说：“这不是本好书，”而且絮叨了半天，说什么世界的征服者关于自己竟作了这样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描述，这都是不妙的。
随后，他把话题转向《维特》，他大概仔细地研究过《维特》。在谈了各种十分正确的意见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地方，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对此，他又作了详尽的而又十分正确的阐述。
我高兴地听他讲话，并满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我进行过同样的谴责，但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并且承认，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不真实的东西。然而，我要补充的是，诗人也许应该得到宽恕，如果他为了发挥某种通过简单自然的途径似乎不可能获得的影响而利用了不易看出的艺术手法的话。
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同时深深感到法国的戏剧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接着，皇帝也谈到了他所反对的命运剧。这种命运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他说：“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
……
皇帝背向众人，用温和的声调同我讲话，问我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还谈到我同宫廷的关系，问及公爵夫人阿玛丽亚、侯爵、侯爵夫人以及其他诸事；我很从容地回答了他。他表示满意，并且把这一席话翻译成他自己的话，只是比我所能表达的更肯定些罢了。
这里我必须提到的是，在整个对话中，我不得不对皇帝表示同意的方式表示赞赏；因为他是很少不动声色地听人讲话的，他要么深思地点头，要么说上一句“是”乃至“对”，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同样不该忘记提一句的是，每当他讲完了话，通常总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
最后，我抓住一个机会用一个手势询问宫廷待从，我是否可以告退？他回答之后我随即告辞了。
歌德对拿破仑的认识中既含有青年时代寻求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的遗留，也含有“狂飚突进”时期对自由行动着的人的价值认同，更有对其隐含在“恶”的形式中的历史意志的洞察。在拿破仑执政伊始，他曾谨慎地表示过自己的怀疑。但当拿破仑的远征获得巨大的辉煌成果，他在崇拜和仇恨中成为一个伟大的魔鬼，任由古典式的热情、天真的侵略行为和无节制的行动自由诱导他掌握世界最大权力时，歌德似乎忘掉了这场巨变的君主主义基础，也忘记了他曾亲自能加过、旨在恢复波旁王朝的出征。他从奥斯特里茨之后，就把波拿马称作自己的皇帝。如今会面之后，歌德其实完全理解拿破仑——这位创造历史的伟人对自己的功利性要求，那是在谈话中第三次提出悲剧问题：
悲剧对于群主们和各民族，应当是一种教育。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目的。您应该写《凯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个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尔泰创造的形象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作品应该成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凯撒是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如果给他时间来施展雄才大略的话。去巴黎吧！我请求您！
但歌德既不能去巴黎，也无法作为其赫赫武功的点缀，他肯定的是拿破仑的理想价值，而不是对自己民族的征服。因此当世界的统冶者给他设想一条新的生活之路时，他却宁愿坐在自己年轻的、一头淡黄色卷发的女友身边。
并非爱拿破仑创造世界历史总有文人记录者相随的启发，歌德也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一番考察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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