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与浮士德- 第11部分

　　并非爱拿破仑创造世界历史总有文人记录者相随的启发，歌德也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一番考察和反省。1809年　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有他的自传的大纲，他试图通过不记载偶然事件而侧重于思想发展，写出个人同社会、时代的关系，把自我评价视为对他的人格的历史考察，“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他们反映出来”（《诗与真·自序》）。　1814至1815年歌德写出《诗与真》的前3部，第4部则直到1831年才完成。它记叙了他从童年、莱比锡、施特拉斯堡直到魏玛之前的广阔生活，其实也可视为18世纪中叶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他以后的经历分别在《意大利游记》、《出征法国记》（附《围攻美因兹》）、《1797年赴瑞士旅行》、《1814年与1815年在莱茵河、美因河内卡河畔》等著作中得到记录和表现。

　　1831年12月1日，歌德曾致函老朋友威廉·冯·洪堡：

　　……我甘愿承认，由于我的高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将愈益成为历史的，无论在过去发生于遥远国土上的事情，还是就在我近旁当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我看来，连我自己也俞益成为历史的了。

　　确实如此。每一个人，不止是歌德，甚至创造历史的英雄如拿破仑。不都表现了作为历史的产品的一面吗？

　　千古风流人物

　　歌德一生的出游多少带一点神秘的意味，从原居地到另一新环境的转换总是标志着一个新的活动阶段的开始：瑞士之游、意大利之行都是这样。1814年7月26日，马车载着歌德出了魏玛城门，65岁的他又开始了新的、给他带来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

　　7月28日，歌德到了故乡法兰克福，目睹双亲去世后面目全非的故居，感到相隔几十年的时间距离再也无法缩短了。这不，《法兰克福报》的报道竟把他称为“我们文学最伟大、最年老、但仍活着的英雄”。显然，他的名望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已不相信他的创造力，对于日新月异、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真的像历史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吗？

　　一天之后，他在威斯马登会见了好友、音乐家采尔特。不久法兰克福的老朋友、枢密顾问维利美尔也来到威斯巴登。他与歌德已相识30年。当他还是一家老银行的年轻继承人时，曾应歌德之请帮助过默尔克，现在他邀请歌德到他法兰克福附近的领地赫尔贝缪尔去做客。歌德接受了邀请，他可能并没料到，这里会成为他的第二个赛逊海姆。

　　他的第二个“弗里德里克”是玛丽安娜·冯·威利美尔。她本是一个小演员，和她的母亲一起过着吉卡赛式的流浪生活。14岁时为威利美尔收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能歌善舞，活泼聪明，也一天比一天地漂亮。渐渐地，她与养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接受了他的爱，并从旅行、乡村生活中感到了幸福。现在的玛丽安娜30岁，温柔、多情、善解人意，而且性感，歌德见到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他曾从1813年起研究阿拉伯、波斯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哲学，此刻仿佛觉得自己成了波斯诗人哈菲兹，开始漫无目标地写作一些爱情诗。10月18日晚上，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庆祝大败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周年纪念日，当时山谷中处处都是庆贺的篝火。歌德又写了一些其他的情诗：

　　我心爱的人儿目光炯炯，那奇异的光彩让人困窘。

　　可是我呀却知根知底，我知道这目光的含义。

　　其实威利美尔更明了将要出现的危险。在歌德来过几天之后，他急急忙忙使玛丽安娃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不过从下面这首充满哈菲兹味道的诗歌中，可以知道歌德在警惕韦茨拉尔的悲剧重演，根本不想破坏朋友的幸福。

　　你不是夜晚恶事的俘虏！

　　但情歌却使你十分痛苦。

　　从黑暗中重新升起来吧，向着那光明汇合的绝顶。

　　展开双翅，打起精神，前面并非艰难的远征，但是已经离大火很近，飞蛾哟，你将化为灰烬。

　　11月歌德返回魏玛和耶拿，朋友们对他的变化感到吃惊：他精神焕发、态度温和、怀着强烈的激情，沉醉在阿拉伯的幻想之中，虽然多少年以来破荒地参加新年舞会，但又好像已完全忘记了所处的时代。

　　1815年5月，歌德坐车再次到莱茵和美因地区出游，旅途中写了两首诗

　　《苏来卡对优素福那样喜爱》、《既然苏来卡是你的芳名》，开始了代表歌德的哈提姆和代表玛丽安娜的苏来卡之间的爱情对话。8月，歌德再次前往赫尔贝缪尔，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相互吸引着哈提姆和苏来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几周。歌德从她身上感受到艺术和欲望奇怪的结合，不仅激发了她的爱情，而且焕醒了她的诗情，这是连美女柯罗娜都无法相比的。9月，歌德与玛丽安娜一家在海德堡再次相“遇”。她非常灵巧地把一张纸条塞到歌德手中：

　　啊，从哪里来的狂喜欢腾？

　　莫不是从东风吹来的风？

　　它那美丽羽翼的扇动，治好了我心灵的伤痛。

　　在它呼吸中回荡着

　　朋友的上千次忠告：

　　趁心中的烈火还未熄灭—

　　我要把热吻一千次迎接。

　　这是她用歌德的风格和生命节律唱出来的歌。难怪歌德后来略加修改把它及另外4首诗全都收进《西东诗集·苏来卡之书》。在爱情的冲击下，歌德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用哈菲兹诗集作为传递爱情的密码，用诗歌创作来进交谈，度过了欢乐的3天。在离别的那天，玛丽安娜写下了《致西风》这首杰作。

　　离别自然使诗人痛苦，不过智慧最终能够战胜热情。像往常一样，歌德把痛苦转化为抒情诗的创作，使自己摆脱了感情的波动。说实话，德国文学应该感激玛丽安娜，感谢她激起这位老青年的爱情和诗情，才不致失落这串诗歌史上闪耀着奇光异彩的璀灿明珠——1819年出版的《西东诗集》。其中的抒情诗既不同于赛逊海姆时期，也不同于19世纪以前的创作，表面的特征是抒情手段借用了波斯和阿拉伯诗歌的形象，而内在特质则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是从“自由自在、抛弃自我的心情迸发出来的”，“其中幻想的热烈和丰富是古今所没有的”，青年的热情和老年的智慧多姿多彩地交织着。

　　《西东诗麻》中的诗不只是爱情诗，由玛丽安娜激发的灵感还把他的创造力引向一个更大的范围，这就是他不能忘怀的时代、欧洲政治变动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后，曾组织了莱茵联盟，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的思想和制度，促进了德国的进步。但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尤其是浪漫派）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并于1813年继俄国的胜利之后在莱比锡击败法军。歌德基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辩证观点，对反拿破仑战争并不表示支持，反而接受其授勋　（也接受过俄国的勋章）和接见，这自然会令爱国人士不满。但拿破仑失败后，德国的统一、自由和社会改革并没有实现，欧洲各国君主反而举行维也纳会议，组成俄、奥、普3国反动的神圣同盟，镇压进步思想和行动，封建势力在欧洲全面复辟。这时歌德转向波斯诗人哈菲兹，是毫不奇怪的。

　　哈菲兹进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和暴虐、宗教势力的猖獗、社会道德的沉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他歌咏春天、鲜花、美酒和爱情，呼唤自由、公正、美好的新生活，对人民的苦难寄与了深厚的同情。歌德反抗或逃避德国的窒息和反动的气氛，很大程度上把哈菲兹视为诗人的自我而不是原型：

　　北方和西方和南方分裂，王位崩坏，王国战抖，你则逃往纯净的东方

　　把家长的空气享受……（《歌人之书》）

　　歌德曾在一个场合把哈菲兹说成是伏尔泰，因此他选择哈菲兹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哈菲兹和伏尔泰都反对蒙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致力于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意识产生过进步作用。另外，哈菲兹的经历实际上也沿续着《塔索》的主题，对于当今的歌德而言，即如何在封建政治侵犯思想的艺术时，尽量保持知识、文化与权力的平衡，不至于使进步知识分子艰难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他在马车上写出来的这些诗篇，表现了诗人从内心体验到外部观察而形成的世界观、从泛神论而来的宗教观、从探求大自然而形成的宇宙观等几乎整个一生的思想成果。在诗风上，不仅有早期安那克瑞翁式的罗珂珂歌声，而且有“狂飚突进”时代的回声，最终则回到古典的形象基础上，可以说把各个不同创作时期的经验作了集大成式的创造性统一。其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和形式相融合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诗人自称哈提姆，玛丽安娜成了苏来卡，拿破仑变成帖木尔……如此种种，不仅自然地传达了东方诗歌的神韵，而且在文化上表现了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眼光。

　　《西东诗集》的结构被人比作但丁的《神曲》：哈菲兹对于哈提姆犹如维吉尔对于但丁，苏来卡对于哈提姆正如但丁的贝阿特里契。诗人哈提姆由哈菲兹导引，经由诗歌《歌人之书》、恋爱《爱情之书》、观察《观察之书》、悲愤《不满之书》、格言《格言之书》、帖木尔《贴木尔之书》种种阶段到达爱人苏来卡《苏来卡之书》，又经过宴乐《酒保之书》而到达天堂《天堂之书》。全书就这样由一卷又一卷、一首又一首的套诗、组诗组成，既单纯、又深刻复杂，在对个别事物的表现中，因纳入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联系的整体。不过尽管如此，《西东诗集》并不能作为一部已完成的完整的著作，歌德还想把关于东方、古希伯莱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诗人和英雄、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加进去，这样它或许会成为一部《浮士德》式的、以诗歌形式概括的歌德的世界观。

　　1815年10月是旬，歌德结束了带给他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回到了魏玛的家里。妻子和和子都在欢迎他。奥古斯特已经24岁，曾在海德堡读书，当他想手执武器加入解放祖国的战斗时，地为年老的父亲所阻挠，结果受到凯归来的伙伴的耻笑；一次英勇的决斗也因为父亲之故被禁止，结果父亲的谨小慎微多少把他弄得有点——正如后来与歌德好的冯·施太因夫人所说——“可怜兮兮的”，直到他1830年死时为止，他始终是一个不幸的人物。

　　但这一年最不幸的是克里斯蒂安娜。她以自己的爱情、忠诚和勇敢赢得了婚姻，也赢得了以后日益发展自己的任性和享乐的权利，歌德对此并非毫无烦恼。1816年5月的一天，克里斯蒂安娜给身在耶拿的歌德写信，告诉他花园的苹果树和郁金香开得非常喜人，然后就病倒了。几次反复之后，歌德赶回家，但第二天她就溘然长逝了。对于这位忠诚的伴侣，歌德从前曾写过一首名叫《阿明诗》的诗，道出了他们爱情关系的本质：

　　溪边有棵树，果实稀稀疏疏。

　　枝条过早折断，这是谁的错误？

　　藤罗密密扎扎，死死把它箍住，我朝果树走去，利剪倏地掏出。

　　刚冲藤罗下手，不由浑身颤抖。

　　果树一声长叹，向我苦苦哀求：“啊别要我的命，别去动藤罗，快快缩回你那残酷的手。

　　这藤罗我和它相依为命，枝枝节节紧连着我的心。

　　我能不爱它——我唯一的寄托？

　　它苦不爱我，怎么缠住我的身？

　　瞧，这无数个芽，这无数个根，它在我生命中已越扎越深。

　　我供给它自己需要的营养，它吮吸的是我的灵魂。

　　我的根原本是结实而粗壮，而如今只能把活汁输送到半身。

　　哪儿去了，我那巍峨的树冠？

　　俯向水面的树条枯萎凋残。

　　我却依然只爱它：这致命的衣饰，这牢固的枷锁，这可怕的装璜……

　　消耗是满足，牺牲是甜蜜！

　　献身爱情者哪能把生命顾惜？”

　　为了填补克里斯蒂安娜去世后巨大府邸的空虚，除了投身于《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第二年歌德亲自给儿子挑选对象，于是近30岁的法庭总顾问、美男子奥古斯特与德国北方一个没落贵族之家的面色苍白、天资聪慧的女子奥蒂莉·冯·巴格维什结为夫妇。他们感情不能算很融洽，令歌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有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