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是黑社会人物。这与当时的警力有关系。警察部门各级人员能力较低，对侦探的专业知识甚少，因而要靠黑社会中人提供“内部情报”破案。曾有某区一位华探长，30年代初期依仗跟黑社会人物“称兄道弟”的关系，破获了几宗大案，从而红得发紫，被誉为“佛地神差”（该探长家居湾仔大佛口之故）。
战后以迄今，警察各部门人员水平日益提高，各层人员，均须经过警察学校的训练。侦缉人员轮流进入侦缉人员训练班受训，有些还由政府派往“苏格兰场”深造。科学设备也赶上时代水准，侦缉人员亦逐渐具备科学头脑。但线人在破案过程中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读者也许会问，线人协助警方破案，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好的，他们是否应受到市民的尊敬？这些线人能否洗心革面，成为知今是而昨非的回头浪子？抑或一面邀功受赏，一面作奸犯科，继续其非法活动？且看下面一则新闻。
缉私处在美孚新村破获一宗庞大制毒案：疑犯原是缉私处的可靠线人，曾在破获毒品案件中立下“汗马功劳”，案发之日，这名线人先行提供警方一项假情报，扰乱缉私人员耳目，然后在其寓所开炉炼毒。警方扑空后到其寓所找寻结果又被拘捕！
话又说回来，如果线人不再作奸犯科，不再和黑社会接触的话，则对警方又能提供什么情报呢？那就等于“问道于盲”了。
既然不再作奸犯科，不再跟黑社会发生关系就没有资格再作“线人”，警方明知此人是个职业罪犯，但为了破案，不得不“姑息养奸”。这是一个既非常可笑但却又非常现实的矛盾。
为了辖区太平，为了达到破案目的，某一时期一些华探长上任之初，都不惜纾尊降贵，与区内的黑社会头头大打交道，说些“拜托”、“劳烦”之类的客套话。这一来，大阿哥们在区内包娼庇赌，华探长自然不能不予以优容。这类情形虽则并非发生于今时今日，但黑社会组织长期以来，成为社会上七十二行以外的另一“行业”，也是这种情势之下所形成的。
既然线人不可或缺，那么它的来源是怎样的呢？
（一）犯下罪案较轻，警方人员不予起诉或网开一面（仅诉告同案部分疑犯），但以供给线报为交换条件；（二）犯案后探员与案中疑犯建立“协议”，前者替后者“加包头”（即加存若干现款在疑犯财物包头之内，使其出狱时得以使用）或照顾家属（按月送若干生活费给疑犯家属），又或将案中犯罪情节以人为方法减至最低程度，以交换疑犯出狱时，为其专用线人；（三）黑社会人物进行非法活动时，与警探有贪污性的授受交情，而循对方要求，供给线报；（四）经常作案的黑人物，为警探所知，从而威胁作其线人，以网开一面作为交换条件；（五）当警探承办某案，确悉某黑人物洞知内幕，以开门见山的态度，许以金钱，要求“帮手”；（六）曾被警探利用为“收租佬”，为饭碗计，逼得兼作“线人”；（七）主动与警探接触，接受经常性的资助，遇有情报，即行传递。此类人物以“瘾君子”为多。
那么线人的费用如何支付呢？这项费用在警察部门每年所列的预算中，不是没有，而是少得可怜，远远赶不上实际开支。那么是否由办案的警探自掏腰包呢？自然不会。在香港“廉记”成立之前，每个环头的侦缉部门，都设有一个或多个“私人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有许多生财办法，如聚赌抽头等，以补贴法定的线人费用之不足。这类做法，真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而至“廉记”成立之后，这类俱乐部已大为减少。线人费用不敷之数，又如何办呢？香港社会是最现实的，俗话说“有钱穿州过省，无钱寸步难行。”警黑交易自也不能例外。酬庸减低或被要求“义务报效”时，警方所得的情报往往也是“流”的。而警察部门的升迁考核的三大要素：功劳、年资、能力之中，功劳往往属于第一。为了高升，他们不得不挖空心思，作“无米之炊”。
从报章刊载上经常可以看到，某区豪华赌档被警方破获，拘捕聚赌者若干人及检获赌款若干元等。这类新闻是极为普遍的。但明眼人往往能从聚赌人数和检获赌款的比例上，找到一些“不合逻辑”的现象。例如拘获聚赌人数30多人，赌具有“廿一点”、“番摊”、“牌九”等，但赌款仅有6000余元。难道平均每人只带百多二百元便敢向“豪华赌档”进军了吗？同时，开赌者不必具备本钱吗？个中玄妙，很难令人认为合乎常情。
此外，还有使人震惊的，便是官方人员竟有毒品出售。在油麻地菓栏贩毒疑案中，案中控方某证人竟然供出，在毒品来源最缺乏时，竟能从缉私人员手中买到白粉。毒贩能在官方人员手中购入毒品，确实骇人听闻。
黑人物对警方也并非唯命是从，有时候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警方花了钱，不但得不到“坚”（即货真价实）的情报，还给对方愚弄一番。下面是一宗典型事例：50年代发生绑票黄应球的“三狼案”。案发之后，警方虽翻遍所有黑社会及积犯资料以及研究外来（新、马、菲、泰、日等）歹徒集团的来龙去脉，但仍苦无所获。当时的三大总探长（当时港、九龙及新界每区均有一名“总华探长”）为此伤透脑筋，曾向三山五岳人物许下40万元的“暗花”，希望财可通神，得以早日破案。
所谓“暗花”，系指“暗盘花红”。我们经常看到警方悬红4万元，征求某些重大案件或命案的资料提供者。这是“明盘花红”。如案情严重，便会通知所有线人，除“明花”之外，还有若干“暗花”，以增加提供线索者的“兴趣”。“明花”自然在警务处的预算之内拨给；至于“暗花”的来源怎样？由什么人物掏腰包？恕还未能找到确实资料。
回述正文，据闻当时的“暗花”达港币40万元之多，为“明花”的6倍。当时币值稳定，黄金每两只不过200多元。可见“黄案”“暗花”不可谓不巨了。这个数字，自然引起“专业线人”及三山五岳人物的兴趣。于是今天某甲说是已有眉目，明天某乙说已找到若干线索，纷纷乘机向承办该案的警方人员伸手要钱。由于该案轰动中外，警务处各级人员受到重重压力，承办的专案工作人员更是可想而知。在茫无头绪的时候，也只好有求必应。因而浑水摸鱼从中得益的人为数不少。其中有个黄义侠，是解放前的“大天二”，自告奋勇，说是有十分把握，可替警方找寻线索。警方人员亦知此人神通广大，关系甚多，对他寄予深厚期望。但其后日复一日，只见伸手要钱，不见实际效果。一怒之下，将黄某拘留于漆咸营，引用“递解条例”，将其递解出境。但黄某拿到手的“活动费”，据说已超过10万元之巨了。
其后，“三狼”勒索不遂，将黄应球撕票，又将黄父掳去，过后获得巨额赎金，警方对此仍然一筹莫展，如非“三狼”因金钱问题发生内哄，则极可能成为悬案。此案未破之前，谁都认为系黑社会组织甚至国际绑票集团所为，破案后才知道作案者不过是“业余高手”，不但从未有过案底，连黑社会的边也沾不上。难怪当时的助理警务处长某洋大人，也不禁拍案惊奇，自认大跌眼镜了。
而那个因骗警方线人而被递解出境的黄某，确不枉为“神通广大”人物，到达澳门不久，就捞到“风生水起”，成了“巨富”；厕身于“马交名流”之列了！
警方与黑社会本来应是猫与老鼠关系，但由于警方对黑社会知情不详，需从“内部突破”，从而在两个对头中间又生出线人阶层，黑社会因出了线人要受一定损失，而警方为保持这种局面又不得不容忍线人边做线人边做歹事，线人得到利益还会提供假情报。线人的存在构成了警方与黑社会的恩怨矛盾，也成为警察缉黑的特殊之处。警方与黑社会之间，除了线人以外还有另一种微妙的关系——“收租佬”。
二、狐假虎威用意恶毒的“收租佬”
要说收租佬这个行当，还是先从黑人物的“理想”讲起。总结起来有三种：（一）希望从非法的途径中取得一笔资本，进而改营工商业。倘能如愿以偿，凭借自己的社会经验及基本势力“事半功倍”，“大展鸿图”。
（二）希望恢复“廉记”未成立之前那种“百花齐放”的局面，黄、赌、毒事业如日中天，自己能在各种罪恶事业中占一重要席位；（三）希望能交结一个“有良心”、“有义气”的“老板”（指警方有权有势的人物），自己则鞠躬尽瘁，为他策划找钱门路，成为他唯一的代表，也就是说成为一名“成功”的“收租佬”。
具有上述野心的多数是见过世面，捱过风霜的中年黑人物。老的一辈，有的早已金盆洗手作起富家翁；有的身历战前、战时、战后三大阶段的风风雨雨，人生哲学已臻“化”境，只求安度余年，再不提当年之勇了。至于青年一代，暴戾之气颇重，初生牛犊不畏虎，视监狱为第二家庭，不断地打打杀杀，偷偷抢抢。犯罪—坐牢—出狱三部曲，周而复始地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上述的“抱负”了。
我们仔细看一看这黑人物的三大志愿。第一种想法，总算还有点放下屠刀，改邪归正的意念；第二种想法，希望“廉记”撤销，回复罪恶行业遍地开花的思想，当然是妙想天开。第三种想法，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走狗（或虎伥），替主子积敛不义之财，自己则乞余其后，凭此途径以至发迹，着实可恶。
怎么见得呢？因为贪污分子是吃人的“老虎”，而此类收租佬则是引路的“虎伥”，没有虎伥，老虎并不见得凶到哪里去！收租佬是地道的中间剥削人，既助长贪污风气，又加重受害者负担。他们狐假虎威，仗着主子的威风，欺压弱小，为非作歹。
收租佬中分为若干等级。收租佬的最高境界是，代替主子策划找钱门路，手下有一班马仔供其驱策，干事不必自己出头露面，试想收租佬的风光尚且如此，那些贪官污吏的宦囊如何，就更不必说了。
“廉记”成立后，这些牛鬼蛇神，入狱的入狱，逃亡的逃亡，幸运的跑去台北做了寓公，不幸的只好和贪官们共尝铁窗风味。
贪官污吏没有了收租佬，能否顺利地进行贪污活动呢？答案是“否”。
原因是：（一）“廉记”成立之前，贪污问题虽然几乎公开存在，但警务处下面毕竟还有一个“反贪污部”，这个部门的政绩如何，且撇开不谈。但职位有优劣之分，地区有肥瘦之别。即使官官相护，但你吃的是参鲍翅肚，别人吃的是残羹剩饭，看在眼里，妒在心头，自难免有煮豆燃萁的事发生。直接接受，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虽说“半公开”，惟法律上尚无容许贪污之条。而假手于收租佬便安全得多了。此其一。
（二）受授之际，接纳者自是多多益善，但奉献者则分角必争。万一发生冲突，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捞家”的出身是烂鬼，说不定把心一横，来个两败俱伤，也非奇事。有收租佬作为缓冲人物，万事都可商量，此其二。（三）贪污分子对罪恶场所的情况，自不能百分之百掌握，但收租佬则不然，他们出身于罪恶圈子，区内的黄、赌、毒以至老千架步，巨细无遗。即使你今天东、明天西，也逃不过他们的侦骑耳目。如果要做到“涓滴归公”，“疏而不漏”的地步，非倚仗收租佬不可，此其三。
（四）万一东窗事发时，收租佬又可变成替死鬼，如此这般，收租佬便成为不可缺的重要人物了。此其四。
除上述的四项原因之外，还有，缺少收租佬，贪污分子往往会得不偿失。下面举一个实例。
1962年至1965年，澳门至香港的“屈蛇（偷渡）”事业，当时“反偷渡组”（俗称“打蛇部”）的华探长是邓生（已被通缉），其后由上海人探长黄××接替。在此期间之内，每一名偷渡来港的“蛇客”，贪官照例收取100元。蛇船由澳门开出，此间即行付款。当时替邓大探长收片的是一名绰号“矮仔吴”的“和勇义”人物。这名收租佬的胃口颇大，除在大探长对每名蛇客100元中收取30元的酬劳之外，还向屈蛇集因素取每名20元的“佣金”，这种杀鸡取蛋的作风，很快就闹出不愉快的结果。邓大探长一怒之下，就炒了他的鱿鱼，同时，指定一个银行户口号码，由屈蛇集团直接将片费存入，于是，问题来了！
矮仔吴被炒，自然心有不甘，于是教唆屈蛇集团的主持人，停付片费，或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