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偏执狂的逻辑一步步恶化。
六年後，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咸丰无可奈何，打着“秋狩”的旗号，逃窜到承德避暑山庄。清点随行
大臣时，咸丰首先点名叫祁寯藻来，半晌无人应答，一打听，竟说早已躲到卢沟桥养病去了。咸丰羞怒交加，大骂：什
么狗屁师傅，叫他滚得远远的，再不要来见我！不幸一语成谶，次年，咸丰死在承德，师徒果真没见上最後一面。
梅毒还是天花
帝王之有无後嗣，固应只与其生殖能力的健全与否有关；但另有一种讲法，认为每到衰世乱世，帝王的生殖系统会
“天人感应”一番，本来好好的零件儿不知咋的就停了工。有据可查的是，自乾隆而嘉庆而道光而咸丰，祖孙四代，生
儿子的本事一代不如一代。看来，这种讲法蛮有道理，尤其灵验的是咸丰、同治两爷俩的生育记录。
与咸丰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共计十八位，惟有慈禧给他生了个儿子。咸丰命不长，三十而立，便因病去世；同治一
根独苗，大清国的未来都托付在他身上，孰料他比他老子更短命，二十甫冠，竟也一命呜呼。而且，他及身无嗣，彻底
断绝了自顺治一路传下来的香火。
抛开衰乱之世帝王生育力减弱的不科学的说法，认真考察同治短暂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不能生育及如斯短命的真
正原因，在于忽视了性安全。一般来讲，宫中的性生活还是很安全的，有资格进御的女子都须经过体检，环境与食品卫
生也有很好的保障，医疗条件更是国内一流水平，即算皇帝偶染微恙，补救措施总能赶得上趟。而且，与同治有关系的
女子，不过五人，同治死後她们都活得好好的，并不与先皇同病相怜。然则，同治的病定是在宫外染得了的？
据清人笔记，在紫禁城外、北京城里，“当今圣上”至少公开露面过三次。他曾在酒楼引吭高歌，惹得旁人大声叫
好；他曾去琉璃厂批发宣纸，让店伙跟到午门取钱，店伙不敢入午门，回头他让太监送还了纸钱；他还冒充江西陈举人，
与进京赶考的士子们套近乎。当然，他出现最多的地方，还是妓院，只是，他专拣装修最差、名声最小、窑姐姿色最一
般、卫生保健环境最恶劣的妓院，从不去各类高级会所级别的场所。为何？怕见着熟人也。说来凄惨，贵为万金之躯，
时不时跑到充斥大蒜味、劣等脂粉味及各类病菌的地方，追求“一晌贪欢”的刺激。最终，找了个大刺激：梅毒。更惨
的是，待得满面满身毒疮发作，太医们还不敢对症下药——皇上怎么能中如此下三滥的“淫毒”呢？乱说话可是要砍头
的——只能详禀病状，请太后定夺。慈禧曰：恐天花耳。可怜的同治，就这么梅毒当作天花治给治死了。
同治不死，他与慈禧绝不至闹到光绪那地步，大清国或有另一番光景也说不定。当然，逆了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
即算不染梅毒，也会死得很难看，这倒可以断言。
皇帝之死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载淳的十八岁生日即将来到，两个老妈——圣母皇太后慈禧（生母）和母后皇太后慈安——开始为他的婚姻大事忙
碌起来。精挑细选後，慈禧看中了凤秀家的闺女，慈安则喜欢崇绮的女儿。慈禧看中的的凤女“艳绝侪辈”，但是“举
止殊轻佻”；崇女长得差点儿，但“雍容端雅”，一看就是有德多福之人。到底选谁做皇后？两个老妈各执己见，互不
相下。印第安人说：要知道鞋子舒不舒服，还得由脚来表态——此语出处不敢遽定为南美，俟考——二位太后终究要征
询载淳的意见，少年天子扭捏半天，说出三个字：阿鲁特。阿鲁特即崇绮家的姓氏。
皇帝开口说话，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阿鲁特氏小小年纪，语默颦笑却都透出国母的风采，燕居暇对则气度娴雅、
善解人意。载淳年幼丧父，长于深宫妇人之手，按照精神分析学理论，恋母情结必较常人为严重；而慈禧垂帘听政，日
理万机，实在抽不出时间与宝贝儿子进行经常性沟通。阿鲁特氏不与年龄相称的温柔与老成，恰好填补了载淳心中那份
挥之不去的惆怅——适如普鲁斯特名著所谓：妈妈不替我关灯我便睡不着也——渐渐的，载淳的恋母情结化作爱情转移
到新婚妻子身上，而不知不觉消泯了潜意识对慈禧的依恋。慈禧本就因儿子择妻不合己意而生闷气，如今发见儿子竟不
似往日之稚朴爱慕，镇日只与新妇缠绵厮守，不由得生出幾分不合时宜的嫉妒。三十八岁的女人，守了十二年的寡，且
再无机会在私密空间近距离接触任何异性，身边的儿子无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陡然发现儿子心有他属，即将完成去此
就彼的人生转折，不由得她不丧失理智，施行粗暴残忍的干涉。前此，阿鲁特氏入宫做皇后，凤秀女富察氏并未因选秀
失利退出皇宫，而是一同入宫，封作慧妃。慈禧欲挽回儿子心意，首要之计便是设法令其疏远皇后，故择日谕示载淳：
慧妃贤明淑德，儿宜多加体贴；皇后年少，礼节未娴，儿不应太过耽迷，误了政事。同时，嘱咐宫监严加限制帝、后相
处的时间，终至于断绝往来。载淳能识破伎俩，却又无可奈何，一怒之下，卷起铺盖搬到乾清宫一人独居。漫漫长夜，
无心睡眠，遂有晓事太监、无良侍从带他到宫外作风月之旅，遂因此染上梅毒，并于一年後暴毙。
噩耗传来，阿鲁特氏当即自杀，与阔别多时的爱人再续九泉之约。
文化太监安仔
晚清太监中最著名的是李莲英，他的生平行事、趣事轶闻早被整理成各种书籍和影视作品，无待赘言。在李莲英之
前的安得海，倘非死得太早，则极有可能取代他在太监排行榜上的位置。
外号“安仔”的安得海，与一条著名传闻有关：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临死前安排了“顾命八大臣”辅佐幼主。慈
禧不服气，串通慈安和恭亲王，欲图政变。恭亲王从北京赶到热河，打着向遗体告别的幌子，与二位太后密谋。他们的
聚会被严密监视，没办法深入交流，确定不了政变的细节。这时，安仔借着端茶递水的机会，将慈禧的“秘旨”捎给恭
亲王。恭亲王回京後，据此安排一切，最终政变成功，安仔也成为新政府的大功臣。不过，据史家考证，这种戏剧化的
场面并不存在。但是，空穴不会来风，他既被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场景——尽管是虚构的场景——现身，就足以证明他在
当时举足轻重。
安仔之所以成名，与一般太监不同，他是少有的的“文化太监”。据载，安仔知书能文，勤于学问，能给小皇帝同
治讲解《论语》、《孟子》等书，尝自称“太子伴读”，隐然要与饱读经书的南书房侍从大臣分庭抗礼。安仔死得早，
亦与此有关：因他既会办事又有文化，能兼顾内外，故慈禧极为信宠，于同治八年派他往广东置办龙袍。清代有条祖训
：太监不许出都。慈禧这次派安仔赴粤，是无心偶忘还是有意违规，不得而知。安仔服务内廷多年，按理不该忘了祖训，
而敢于以身试法，估摸是仗太后的势，不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邪。话虽如此，安仔此行还是安静一些好，毕竟不无顾虑。
安仔却不管这些，只担心“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刻意增饰裘马车舟的规模，搞得跟王公出行似的。这么一来就出事
了。船队甫入山东境内，巡抚丁宝桢便得到线报，说太监违规出都。素以清正廉直著称的丁宝桢不禁大怒，当即派兵将
安仔拿下，同时以“太监私自擅出”上奏，请“从严惩办”，以“肃宫禁而儆效尤”。当时，慈禧尚未如光绪年间独掌
大权，遇事须与慈安和恭亲王领衔的军机大臣们协商。大家开会研究，都赞成“从严惩办”，慈禧不能公然违抗祖训，
于是，批谕从严从快，“即行就地正法”。
安仔读书不得间，竟没看见祖训背後的刀锋；李莲英没文化，乃不学有术，从未行差踏错。可见，死读书真是不好，
不但误人不浅，太监也不例外。
脚後跟上吸鼻烟同治间，满洲人瑞麟作了九年两广总督。这幾年，适逢“同治中兴”，重要职位的任命，基本上都
是“选贤与能”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说，瑞麟才能庸下，不足任此重任，举个例子：某年，广州米价大涨，他问手下这
是什么原因，答曰：因市侩囤积居奇所致。他竟不知道“市侩”是什么意思，乃说：四怪？这是谁啊？必得从重惩处方
好。如此不学无术，竟能在“中兴时代”站稳脚跟，瑞麟实在是个特例。他凭什么？一查档案，我们才明白此中奥妙：
原来，瑞麟在咸丰年间曾大力接济同族人惠征的遗孀孤女，而惠征的大女儿，即是同治朝的“圣母皇太后”——慈禧。
知道了这层关系，瑞总督再如何荒唐，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清代上流社会，流行吸鼻烟，瑞麟未能免俗，不过，他的吸法，与一般人大异。瑞府中有幾个粤籍梳头妈（高级女
仆），样貌姣好、柔婉解语以外，她们的脚後跟尤有特色，盖“日用细石、净水相磨擦”，故“洁白而光滑”，不似常
人那么粗糙。粤地湿热，梳头妈平日多著拖鞋，乃以其“水磨之脚跟”为“勾引之具”。瑞麟每看到这“玉痕宛宛，略
如纤月”的脚跟，便要慨叹“令人之意也消，有过于柳眉樱唇者”——据说，变态性爱中有一派叫做“恋足癖”（FootFetish），
瑞麟盖可划归此派。不过，瑞麟之癖更进乎此：他的烟瘾、足癖竟然合在一起了。闻烟之时，他必令各位梳头妈将玉足
“罗列于前”，将鼻烟置于脚跟微陷处，以当盛烟之碟，而後搐鼻猛嗅，皱眉阖眼，大声赞叹：象牙之碟，翡翠之碗，
不如此也；木瓜之香，橙柚之味，不是过也！这种吸烟法，当然会引致批评，说他“近秽”。瑞麟笑曰：元代杨维桢当
筵脱下妓女的鞋子当作酒杯，饮至大醉，成为千古美谈。我这个脚跟鼻烟，风流蕴藉，开千古未有之创举，杨氏若得闻
此，必当欣然赞叹。尔辈俗人，瞠目结舌，不解风情，可叹啊可叹！
鼻烟如此吸法，当属瑞麟专利，不过，他在粤督任上，也有过一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善举。瑞麟精于烹饪，
对烹制鱼翅尤其有心得，经他指点，不仅瑞府厨师，广州高级官员家的厨师以至一些饭店的厨师，都学会了这道手艺。
由此，瑞麟对广州鱼翅烹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瑞氏鱼翅是否因羼了脚跟味而鲜美异常，今天就无法
考证了。
咱们旗人混蛋多
按照今日“愤青”的月旦标准，肃顺绝对是个“满奸”。他身属旗籍，却瞧不起旗人，平日里一贯“亲汉疏满”：
对待满族僚吏，恣雎暴戾，如指挥奴隶；对汉员，特别是有见识有文化的文人能吏，则一派慈和，礼敬有加。
肃顺幕府人才济济，堪称後来名扬天下的曾国藩幕府的雏形。通过幕府，他为初建的湘军能够茁壮成长做了很多工
作，湘军所以成功，中兴所以实现，与肃顺的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有莫大的干系。可惜，他被早早砍头，来不及享受最
後的荣光。不过，以命换命的话，他这个头颅早已值回票价，因为经他建议变作刀下之鬼的当朝大佬，至少就有两位。
先讲前大学士耆英。
耆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後代表清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签约後，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
商事。在任期间，耆英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与“英夷”交涉。“英夷”是各国中最蛮横最狡狯的外交对手，总在谈判桌上
提出“我朝天子”万万不能应允的条件；而道光皇帝痛恨多事之人，尤其受不了大臣跟他鸹扰“夷务”。耆英夹在圣明
天子和野蛮夷人之间，不胜其烦，遂造出一条两全之计：每当英国人有所要求，他从不上报，而是根据个人判断当场拍
板——当以表示同意的次数为多——这么一来，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更保住了头上的顶戴。不过，
此计终被“英夷”识破，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
咸丰八年，英、法、美、俄四国武力威胁，要求修改条约，耆英作为“资深外交官”被派往议和。英国人一看，派
来的是这个不诚实的小人，乃拒绝与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遂“惶恐求去”，并不侯下旨就跑回北京，“于
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判了死缓——死缓即缓死，而可终于不死，古今一律也
——这个死缓其实是咸丰给二朝元老耆英一个面子，饶他一条狗命。孰知肃顺跳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