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几天之后刊出的《金圆券的下场》，副题就是“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开头就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如果要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了。
当时节节败退的战局，是公众关心的另一个热点。浦熙修的这些“南京通信”中对打败仗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她指出，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干扰战场上将领的指挥：“在开封沦陷以后，立法院追问何应钦的军事责任，何应钦很坦白地说，国防部并没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一切军事胜败的责任都在总统身上。据说襄阳之战，康泽被俘，结果也闹到白（崇禧）总司令与总统彼此不欢。总统命令康泽死守待援，总司令命令康泽相机撤退，康泽当然接受了总统的命令，于是绥靖主任就做了共军的俘虏了。”“何应钦部长推参谋总长来报告济南战局。而参谋总长又说：‘地方守军直接向总统报告，总统亦直接用电报指挥死守待援，这些与参谋总长无关。’”
原来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的解放。浦熙修分析吴心怀二志的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央有意消灭异己”，以见蒋军派系矛盾和蒋介石的私心，军队离心离德，也是致败的一大因素。
十一月七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八日，第三绥靖区副总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战线出了个大缺口。十日，徐州剿总最大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又在碾庄附近地区陷入重围。整个战役刚一开始就败象已现了。浦熙修坐在家里，听到每天不断有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她知道，这反映出了战局的紧张，南京政府已经接近它的末日了。她要为香港《文汇报》写最后一篇“南京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章一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杜威落选、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这一战有人说是最后一战；假若徐州易手，南京也必随着结束了。”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他们确是在咬紧牙关，忍受这黎明前的黑暗。”
这篇在当时一定会激动人心的文章，却没有能够寄到香港《文汇报》去发表。因为，正当她刚刚写完这一篇的初稿，十一月十六日深夜，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闯进她家，把她捕去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了被推翻的恐惧，他害怕了，于是他加紧了镇压的行动。就在这一天，他发布了总戒严令。浦熙修就成了这一戒严令下被捕者中的一人。
最初，浦熙修被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和她同一天被捕的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几个女学生和她同关在女牢里。她很坦然，觉得除了一死之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两个孩子已经由他们的父亲带去，没有牵挂了。她也想起了罗隆基，总觉得同他交往这事有些不好办，现在倒好，可以从此一了百了。能够为革命牺牲，也是无限光荣。
在卫戍司令部，她被审问过两次。第一次是照例的过堂，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次，把从她家里搜去的信件、日记、文稿等等摘录出来，详细讯问。他们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因为她只是同情共产党，不满国民党而已，并不存在什么他们要找的证据。
陈铭德设法来探过监，告诉她，正在设法营救，但事情并不容易。她很安详地对陈铭德说：“这次我大概难逃敌人的毒手了。”神态自若，显出了慷慨赴死的决心。
十二月初，浦熙修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秘密监狱里。这里的情况就比卫戍司令部更坏许多了。两个人一间小黑牢，上下铺。牢房顶上一个小小的天窗可以透入一点光线。晚上大铁门一关，更是阴气森森，听见的只有从别的牢房传来的脚镣声。这里也不让同外边来探监的人见面。
狱中的情况，当年关押在一起的青年医生陈德蕙回忆说：“到了宪兵司令部监狱，浦大姐和我同关押在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女牢里，她睡下铺我在上铺。牢房的顶全部用铁栅栏密封，四周都有荷枪的看守严密监视。早晨大家被赶到号子里端的小屋里用刺骨的冰水洗漱，倒便桶。每日三餐牢饭是由看守从牢门上一个只能看到一半面庞的小门洞里送进来。浦大姐胃不好，常咳嗽，她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外界消息的封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给她送东西进来，生活异常清苦，咳嗽一天一天加重。”
在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跟浦熙修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文萃》周刊的编辑陈子涛、骆何民和经理吴承德（又名吴二南），还有卢志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一天，浦熙修听到了卢志英的声音：“浦熙修，我知道你。”尽管不能见面，他还是从男牢给她传过来许多字条，还有他写的许多诗。他要大家坚定信心，革命就要胜利。在共产党难友的鼓舞之下，浦熙修情绪更振作起来。这些政治犯们时常在谈论中设想解放军前来打开牢门的时候大家欢乐庆祝的情形。卢志英听到浦熙修彻夜咳嗽，还叫狱卒给她送过来一瓶鱼肝油。这患难中的关切很使她感动。
卢志英还真有活动能力，他买通狱卒，常给他弄来一些书报杂志。这样，他们在牢里对于外面的局势也能大致有所了解。
姐姐洁修从《世界日报》上看到熙修被捕的消息，很着急。她从北平跑到上海，找到了罗隆基，请他设法营救。罗估计这事很严重，营救不会成功。为了尽人事，他还是给南京的权要写了许多封信。有些信件是由洁修拿到南京，由她的父亲亲自送交收信人的。送信去，有的人拒绝接见，有的人虚伪地敷衍一番。张道藩说要请示“立公”，而陈立夫说还要调查。有的人甚至干脆大骂浦熙修一顿。父亲救女心切，还是百折不挠地天天到这些人门前去恳求。在他的印象中，只有邵力子的态度还要算是好的，他老老实实的说：当权派不肯放人，着急也没有用。洁修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回北平去了。
罗隆基也想到过到南京去营救，但是也没有门径，弄得不好，自己还会被抓起来。在重庆采访中认识的参政员张潜华，这时是立法委员了，他也为营救浦熙修奔走，也没有结果。从官方得到的答复是：几次要抓她而没有抓，现在抓了，就决不轻易释放。浦熙修在狱中，并不知道外面营救的这些周折。
浦熙修被捕这事，也影响到了罗隆基的行动。一九四八年底，叶笃义奉命劝说张澜和罗隆基去香港，并且说有办法帮助他们安全离开上海。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不肯走。而张澜的态度是：“努生（罗隆基字）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也不肯走了。不久，张澜和罗隆基就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起来，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陷入了险境。
在淮海战场上，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全歼；而杜聿明统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更已经陷入重围，等待着被歼灭的命运。蒋介石已无可战之兵。在这面临败亡之际，他显得更加凶狠，下令屠杀政治犯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浦熙修他们正在为胜利在望行将出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卢志英的脚镣被打开了，晚上十点多钟，他被带了出去。浦熙修想，大约是开堂夜审吧。大家都不愿睡觉，想等他回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后来听到在他那间囚室里有狱卒在收拾东西，接着是分赃不匀的争吵声，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为了卢志英的被杀害，她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两天之后，《文萃》周刊的陈子涛、骆何民两人，也这样被杀害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典狱长把这些政治犯集中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政治形势是有一个大的变化了。浦熙修想，大约快要释放了吧。果然，同牢的人陆陆续续被释放出去，女牢里更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也就在这一天，关在宪兵司令部的政治犯都被弄走了。一些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关押，一些是被杀害。《文萃》周刊的吴承德就是这天被解往宁波杀害的。浦熙修和另外的十来个人被宪兵押上一辆大卡车送到了羊皮巷军事法庭。她想，在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也许有人肯做件好事吧，就要求押解的宪兵给她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她已经转押在此地。父亲接到电话，第二天果然来看她。她感觉到这里的看管已经不像宪兵司令部那样严密了。
李宗仁为了作出有诚意和谈的姿态，一月二十六日下令释放政治犯。这时，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邱昌渭是李宗仁的亲信幕僚，罗就托邱帮忙。邱拿着李宗仁的名片到宪兵司令部要人。几经周折，到二十八日，邱才把浦熙修接了出来。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戊子年的除夕。邱昌渭送给她一张飞机票，她立刻到了上海。
一月三十一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浦熙修想立即经香港转到北平去，但罗隆基一再要她留下来，和他一同走。他说：“中共几次派人来，要我到香港，但我不忍留下你而独走。现在等我把表老（张澜字表方）说服，等我把肺病特效针打完，我们一同走。”那时罗隆基和张澜同住在虹桥疗养院。
浦熙修不得不留下来。开始，罗隆基介绍她在韩鸣家住了些日子。韩鸣做过《新民报》的记者，在上海兼做生意。后来，罗又介绍她住在一个王姓实业家的家中。主人不在家，只有杨姓夫妇看门。她想走又走不了，住在这里，那焦急烦闷的心情真难以言状。等到罗隆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好，真要走的时候，浦熙修却怎么也不肯走了。这时南京已经解放，她想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她要在上海迎接解放，如果绕道香港，又不知何日才能到解放区。她这样一坚持，罗隆基他们也不走了。
不料这一耽搁就出了麻烦。五月十日，张澜、罗隆基被特务逮捕了。国民党要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现在轮到浦熙修营救罗隆基了。她去找过王安娜（王炳南的妻子），请她设法，没有结果。她觉得，住在王姓家里，几乎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不是个事，就搬到郁风的母亲陈碧岑老太太家里去住。这时，她常常跟着彭文应到美国领事馆去探听消息。直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那天，张澜、罗隆基才被救出来。
浦熙修算是如愿以偿在上海迎接了解放。
五 适应新时代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浦熙修随张澜、罗隆基等人一同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临离开上海前，《文汇报》刚刚在上海复刊。因为浦熙修有为《文汇报》香港版撰写“南京通讯”的渊源，徐铸成很看重她的才干，让钦本立给她送来了聘书，请她在北平建立和主持《文汇报》的办事处。到了北平之后，陈铭德、邓季惺要她回《新民报》。而胡愈之、萨空了认为她是民盟盟员，应该到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去，这张报纸刚刚在六月十六日创刊，正需要人。她很兴奋，不但失业的威胁一去不复返，面前还有三个工作可以听凭选择。
《新民报》当然是关系最深，可是那时报社里劳资纠纷正严重，浦熙修是和资方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名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股东之一（她获得过报社员工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