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报》当然是关系最深，可是那时报社里劳资纠纷正严重，浦熙修是和资方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名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股东之一（她获得过报社员工按年资和出力程度的赠股），觉得这关系不好处理，只去干了一个月就不去了。
去《光明日报》的事，她同罗隆基商量，罗以为盟内的事不好搞，这张报纸也不易办好，不主张她去。她想也是，自己当初入盟就是抱的无所谓的态度，现在革命已经胜利，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她对自己这“盟员”的身份也不当做一回事。罗隆基赞成她搞《文汇报》的北平办事处，这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浦熙修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说：“你就是坐过班房的女记者呀！”使她感到无比的兴奋和亲切。
徐铸成也是出席新政协的新闻界代表，九月初，就提前从上海来北京了。九月十日，他和浦熙修同到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看定了房子，决定租下来作驻京办事处用。他交给浦熙修六万元以备急用，其余的再由上海汇来。在这些日子里，她要出席会议，要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还要抓办事处的开办工作，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忙过来的。在当时徐铸成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点滴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政协会议）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
同月二十九日：“至办事处，已粉刷一新，家具则尚未购置。熙修拟雇两信差、一厨师、一女佣，另聘一记者、一文书，征余意见。当嘱全权办理，并请物色记者人选。”
据重庆《新民报》同事韩辛茹回忆说：“记得解放后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东单青年宫剧院的一次会议采访中。她已经离开《新民报》，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工作。她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已被打垮，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些当年在重庆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殊死斗争的人，比一般人更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真应该加倍努力工作。’”浦熙修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工作的，能够有这样高的干劲和这样高的效率就不奇怪了。
现在，她有了称心的可以发挥自己才智的工作岗位，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她和罗隆基的关系这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罗的才学和风度早就令她倾倒。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中的共同斗争更加深了友情。就因为他的出现，使她最终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袁子英离了婚，被捕以后他多方设法营救，最后还是他找人救出来的，是个可以共患难的人。因为自己想留在上海等解放，他也陪着不走，因而陷入险境，可见对自己的感情……两人都曾经有意结婚的，以前是环境不许可，现在解放了，条件根本改变，按说他们要结婚的话，是不再有什么障碍了。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关于这事，她在自传中说了一个大概：“与罗隆基的关系也是我解放后一大苦恼问题。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和他结婚了，他也无意与我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她说得很简单。女儿冬林的悼文说得详细一点：“现在有必要谈谈罗隆基先生。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就见过他。由于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协议，中共代表团先后撤走，从此娘少了一个可以常常走走、谈谈心的地方。中共代表团留下的财产是交给民盟中央接受并保管的，民盟接受这个任务冒很大的危险。这时民盟中央也就搬到了中共代表团原驻地梅园新村。这说明党对民盟的信任和两党的亲密关系。此后娘便常常去民盟中央，从而与罗有了深交。那时我正在上初中。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娘在众人的反对下，思想是矛盾的，但最终是听了话，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婚姻问题。一九五二年，我在长春空军部队时，她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她不准备和罗结婚，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交往为好。”
妹妹安修远在解放区，对罗隆基这个具体的人不会有多少了解，为什么会“反对尤力”呢？她反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资产阶级政客”这话很难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说法就没有那么难听了。中国民主同盟，就正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安修的丈夫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熙修的记忆里，民盟，罗隆基，坚决勇敢地同国民党作过斗争，也是革命党；她不知道，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第573页）这个指示是发到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彭德怀当然明白中央的这个意图。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上的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即使是同罗隆基这种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浦熙修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她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回顾往事，说到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四年去看望范长江，“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可见同罗的关系成了她争取入党的主要障碍。个人感情事小，政治追求事大，今后同罗就只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了。
可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要把多年的感情一朝割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她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陈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到青岛开会，找到了在青岛大学工作的同学黄春云，遇到了住在同一旅馆里的陶强。当我和黄、陶三人出门游览时，又遇到了熙修，这样的巧合真使我们惊喜交集……我感到熙修似乎有心事，悄悄问是什么事使你闷闷不乐？她一如以往那样坦率地告诉我：妹妹安修再三劝她离开罗隆基，找个共产党员交往结婚。而实际上，她与罗双方早就无意结婚，但和罗的关系始终使她苦恼。”
这已经是一九五六年的夏天了，她还在为此事闷闷不乐，放不开。事实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终她一生，也是放不开的了。
浦熙修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中，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却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上面曾经想调她去参加创办《新观察》的工作。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解放以后复刊，改为半月刊，办了半年多，办不下去了。在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六卷第十四期上刊出了一个《〈观察〉改组声明》，说：“《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重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七月一日，《新观察》出了创刊号。刊名的字体同原来的《观察》完全一样，显出了一点承传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刊物。就这样，用可说是温和的手段消灭了一个有影响的旧刊物。像《观察》这样知识分子放言无忌的刊物在新社会是不能容纳的了。在筹办《新观察》的时候，领导方面对这事颇为重视，想办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取代原来那个颇有影响的刊物。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把浦熙修、戈扬、子冈和郁风四人找去，要她们去办《新观察》。他说：“我想了好久，我想请四个女将来办一个风行全球的杂志。”浦熙修没有去，还是留在《文汇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北朝鲜的人民军有二十万兵员，有重武器。南朝鲜只有六万军队，没有重武器。战争开始，人民军势如破竹，三天即攻占汉城。到九月初，人民军推进到了釜山外围，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五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陷入了困境。斯大林和金日成都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十月十九日中国“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十七岁的袁冬林和十五岁的袁士杰都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冬林回忆说：“抗美援朝初期，我和弟弟参了军，娘都很支持。我报名参军后回家告诉她，她还说我一顿，问我是否怕她不同意才不先告诉她。记得广播电台访问娘和我时，她在电台录音室里含着热泪表示：‘我女儿参加军干校，了却了我解放前未能投身革命的夙愿。’”
一九五一年三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取道天津、沈阳、安东（今名丹东）进入朝鲜，到前线去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到五月八日才回国。这是一次艰苦而且危险的活动。同去的徐铸成回忆说：“当时我空军力量微弱，制空权尽握之敌人，所以白天不能活动，每晚出发，几乎必经过平壤。平壤已成一片瓦砾堆。漆黑中经过，今晚看到的残垣和烧焦的零星房屋，第二天经过，也许就一点也找不着了。因为美机还天天向这废墟轰炸。”“我自入朝以后，难得吃一顿饱饭。当时朝鲜万分艰苦，白天不能举火；朝鲜同志招待甚热情，但每顿只能是冷饭、片鱼、干菜，为了优待，冷饭里还拌以牛油。我从小不吃鱼腥及牛羊肉，对此，只能勉强吞下半碗冷饭。”还有危险，“在慰问中，曾牺牲了几位代表及文工团员，天津闻名的相声演员常宝霆（艺名‘小蘑菇’）即其中之一。至于在慰问中爬山涉水而受伤流血者更难以数计”。
浦熙修这慰问团团员，同时还是个记者。她写了不少朝鲜通讯，当时登在报纸上，后来和徐铸成等人写的合编为《访朝归来》一书出版。五十年过去之后，这一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已经为国人所知晓，再来看当年发表的这些报道，不难发现失实之处。这里只举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例子。浦熙修在《英勇可爱的朝鲜人民》一文中，说了人民军近卫师团的战绩：他们“曾打到洛东江，后来美军在仁川登陆，他们继续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他们在敌后也曾俘虏了五千美军。去年十二月间，他们终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涟川会师”。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所著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说，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向美方提交的战俘数字，美军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他国家军队一千二百一十六人。两项合计才四千四百零九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中朝两军俘虏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全部数目。人民军近卫师团一支部队在敌后打几个月游击俘虏美军的数目怎么会比这总数还多呢。这种文章，不能看作是对事实的准确报道，只不过是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材料罢了。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浦熙修随着赴朝慰问团的一部分人员飞往迪化（今名乌鲁木齐）进行传达。这期间她也写了一些新疆通讯。在《迪化印象》一文中，写了“中苏合办的乌苏油矿及有色金属矿也都已开工了”，是把这当作一项成就、一件值得宣传的喜事来写的。这里说的，是执行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的情形。这可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喜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这件事的：“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决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他说的“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