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学家承认说，他自己也发现少了至少一、两滴血迹，然而并未记在笔记本
上。
丹尼斯·方第五天站在贝里·谢克面前接受他的交互询问时，几乎疲于
应付了。他宣称，在
6月
13日那天，他亲手把一管辛普森的血样拿出被告家，
放到了警车上面。然而这一点，却显然同先前旺内特尔的说法矛盾——丹尼
斯·方曾经被这位警探说成从他的手里得到了血样。
到
4月
18日，丹尼斯·方终于完成了他长达九天的作证。
辩方律师卫在
DNA检验问题上向控方发起了强攻
脱氧核糖核酸，简称
DNA，是存在于细胞核内用于储存遗传信息的巨大
分子。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
DNA分子组成，这项技术便继指印和血型研
究之后，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检测项目。如今，在辛普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DNA检验的可靠性及
DNA证据的适用性等问题，又一次变成了双方律师争论
的焦点。
辛普森的律师们在
DNA证据方面毕竟有懈可击。这里最重要的失误就是
在收集血液样本的过程中存在着草率的现象，而且这一点已经被收集血样的
警方人员所承认。其次，对
DNA进行检验的实验室程序也存在着缺陷。
5月
8日，起诉方首先传唤证人罗宾·科顿，这位塞尔马克公司的实验
室主管，从而正式揭开了
DNA证据出示过程的序幕。
在艰难的作证过程中，科顿博士极力通俗易懂地向满脸惶然的陪审员讲
解复杂的技术问题。经过分析，可以断定起诉方提供的血样“相似于”辛普
森先生的基因类型，而且起诉方的血样来自辛普森太太和戈德曼先生身边的
血泊；因此，辛普森先生就是这些血液样本的“提供者”。
“这种类型与辛普森先生的类型相容，看上去也极像。”她指点着显示
屏上的照片，告诉陪审团说。
乔治·克拉克，这位来自圣迭戈的法律专家，适时地提出一个引人关注
的问题。他想知道血样是否能够败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他人的
DNA类型
会变得同辛普森先生相符。
“我曾经见过
DNA类型败坏到根本无法解读。”科顿博士说道。
“那么，这种败坏是否能使得一种类型的
DNA变成类似于其它类型？”
“不，不会的。”证人断然说。
对罗宾·科顿博士的交互询问由纽约律师纽菲尔德先生负责。他首先把
矛头指向
DNA分析的统计原则，询问这项由国家研究人员确定的原则到底有
多大程度的可靠性。
科顿女士回答：“它们只意味着本身的含意，除此之外不意味着任何问
题。”
纽菲尔德继续引导，直到让证人说出了“有些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为止。
“可这不是你的估计吗？”他问。
“是我们实验室的估计。”
这时，伊藤法官进行了干预。他让陪审员们退出法庭，告诫律师们说，
他们之间的争论不应“不论证证据，不出示证据，而只是无谓争论”。
在这一天的交互询问当中，纽菲尔德律师不断向科顿博士提出
DNA证据
有效性的“假设性问题”。他的问题尖锐而具挑战性，以至于多次遭到起诉
方的拒绝和伊藤法官的警告。
在这一天的终了，纽菲尔德律师询问证人“她是不是同意”基于
DNA的
人口统计学在科学界引起了“实质性争论”。
“只有一小批科学家反对此项统计。”她承认道。纽菲尔德立刻问她有
多少人。
“一小部分人吧。”证人说。
纽菲尔德立刻读出将近
20名科学家的名字，问科顿博士是否承认他们的
工作，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她都草率地答道：
“不。”
在下一天的交互询问里，纽菲尔德律师开始显露锋芒。他终于把矛头直
接指向证人本身，试图瓦解她的证词给起诉人的观点加上的科学色彩。
纽菲尔德律师指出，在证人来洛杉矶作证时，塞尔马克每天要付出一千
两百块钱，那么，“塞尔马克是供人租用进行
DNA检验的公司吗？”
这个问题引起诉方的一片抗议浪潮。于是，纽菲尔德律师改变了提法。
“塞尔马克实验室是一家商业机构，不是吗？”他问。
“是的。”证人说。
“那么，不仅仅由你从事实际检验，比如在本案中为起诉方所做的；你
还要一一举例说来这里作为专家作证，而向起诉方索取报酬。不是吗？”
“我来这里由塞尔马克付酬，我不索取报酬。”
“在一场评估
DNA类型适当方法的争论当中，塞尔马克是否对其结果具
有财政方面的利益？”
伊藤法官同意玛西亚·克拉克拒绝回答。
可纽菲尔德马上换了个角度，重新展开了进攻：
“如果有一点样本，在
6月天被放进很热的卡车，隔绝空气长达七个小
时，而且这七个小时里样本又一直湿乎乎的，那么，败坏的过程能否持续下
去？”
“你说的有多热？”证人脱口问他。
起诉方立刻蜂起抗议。
“对处理和收集证据的工作她不会知道的。”法官最后说道。
“对处理和收集证据的工作她不会知道的。”法官最后说道。
罗宾·科顿博士立刻反对：“我并不认为，由于我们的一些检验出现了
错误，我们的其它工作就无法适用。”
“是不是可以说，塞尔马克的差错率达到了五十比一？”纽菲尔德窃笑
着问，起诉方又是一片声地反对。
另一方面，证人西姆斯指出，o·J·辛普森的野马车里发现的血迹，分
别相符于这位被告和两名被害者；而犯罪现场辛普森太太家门外发现的三处
血迹，均符合辛普森的。。 DNA类型；至于辛普森家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则属
于这三人的混合物。
“照你的说法，辛普森先生是这些血迹的来源？”起诉方的赫尔曼先生
问道。
“是的。”证人肯定地说。
赫尔曼决心给陪审团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向证人提问道：
“现在， DNA能飞吗？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这一点，是
吧？”
“不，我不认为它有翅膀。”证人说。
“那，如果它来自一只鸟，又该怎么样——它能飞吗？”赫尔曼继续问，
“一个运动员的。。 DNA是否比一个死人的。。 DNA更有能耐运动？”
杰出的干将贝里·谢克律师立刻高声提出抗议。
接着，他提出了一连串假设性问题：
如果警察把尚未凝结的血样放进背包，再扔进闷热难当的卡车，血液样
本会变成怎样？谢克向证人追问道。那么，警方后来为什么又对血样强行扣
留？如果实验人员在处理血样和处理其它物品的过程中间不换手套，那会造
成怎样的后果？
“是说谎。”福尔曼咬着牙，朗声答道。
对福尔曼的第一次质询是在。。 3月。。 13日，是由经验丰富的大律师李·贝利
进行的。他想让证人可疑的一面暴露在陪审团面前。做这种毁灭性的工作，
李·贝利真是得心应手。
在他的询问下，福尔曼警探承认，他“在失去一个很有趣、很复杂的案
子时，会很失望的”，贝利律师的机会来了，他马上问道：
“作为这种信念的结果，你会决定做些什么吗？”
“不。”福尔曼尽可能清晰地答道。
贝利律师要求警探逐分钟讲清楚他在南邦迪街。。 875号辛普森太太的住宅
以及北洛金汉街。。 360号辛普森先生的家里所做的一切。
对此，玛西亚·克拉克立刻表示反对。“庭上，”她对伊藤法官说，“被
告方表现出一种事实上的不可能性，他们从来没有，也从来不会表现出任何
机会，提供出任何证据，表明警探福尔曼先生栽赃过任何东西！”
贝利律师并不气馁，他字斟句酌地问：“福尔曼警探，你曾经否认过认
得凯瑟琳·贝尔，同样，你也曾宣布在辛普森先生家发现了一只右手的皮手
套，对这些态度的真实性你感到满意吗？你真的肯定从没有见过凯瑟琳·贝
尔，正如你同样肯定，你发现了我们正谈的这只右手的皮手套？”
套，对这些态度的真实性你感到满意吗？你真的肯定从没有见过凯瑟琳·贝
尔，正如你同样肯定，你发现了我们正谈的这只右手的皮手套？”
至于野马车上的血迹，律师只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那时你知道野马车上有血吗？”
“不知道。”福尔曼答道。
“你用手套在野马车上擦过吗，福尔曼警探？”
“没有。”
福尔曼说，在对戈尔德曼的尸体进行检验时，他所看到的只有那一条伤
口。
“那一双手套又怎么样呢，警探？”贝利立刻追问道，“你在那里看到
了一双手套？”
“我看到的是一只手套。”警探答道。他接着讲到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
另一只：那个地方很黑，早上六点钟天还没亮，头顶又罩着浓密的树叶。
“那么，你预感到会发现什么吗？”律师问道。
“我不知道，”福尔曼说，“我想兴许有什么塌了下来。。我往前走，
走了约摸
15到
20英尺，我见到个黑东西，就走近它。。”他用手指着一张
标有“北洛金汉街
360号发现的手套”字样的照片，“后来，我看清了，那
是只手套。”他接着说。
律师显然对其中的细节极感兴趣，他追问道：“为什么你要独自到那里
去，如果有什么危险的疑犯躲在辛普森家的阴影里呢？你的用意难道不是独
自走到南边的墙下？”
“不是的。”福尔曼警惕地回答。
“只是走过去做事，不是吗？”
“我还不知道南墙能不能走过去。”
律师的眼睛里有一种凶狠的神情。“不，你离开那房子，独自呆了十五
分钟，只是要去做事？”他问。
“我确实是这样做的。”福尔曼说，一脸委屈的表情。
“想想你去年
7月的证词，福尔曼警探。”贝利凑近证人的脸问道，“那
时你说，你在辛普森先生的野马车里面——不仅是外面，还有里面——发现
了血迹。现在，我们怎么又听你说，你没有朝凯林先生要汽车的钥匙？”
福尔曼抬起头，他嗫嚅了半晌，终于无力地答道：
“那时我说错了。。”
贝利律师继续提出自己更有威胁的问题：
“在描述别人时，你用过‘黑鬼’一词吗？”
“没有，先生。”
“近十年来，你用过这个词吗？”
“我设想起来。没有。”他回答说。
“那么，你是在说，近十年来你没有用过这个词，福尔曼警探？”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
李·贝利提高声调，仍然向警探追问：
“所以任何人来到本庭，指证你用过这个词，他们准是说谎，不是吗，
福尔曼警探？”
福尔曼警探？”
1995年
8月
29日，这一天出现在证人席上的，堪称本案当中的风云人
物之一——这位证人便是给马克·福尔曼警探录下了
13个小时致命磁带的劳
拉·哈特·麦金尼女士。
她的磁带把马克·福尔曼冠冕堂皇的假面剥得精光。这位文明社会的警
探把黑人叫做“黑鬼”的例子足有
41个——其中至少有七个是绝对没有疑问
的。除此之外，磁带还证明这位警探在不存在可能原因的情形之下进行逮捕，
使用非法证据，漠视法律程序，殴打疑犯以便强取口供。
然而就在
3月里，福尔曼在法庭上向李·贝利律师一口咬定，近十年里
他根本未曾说过“黑鬼”一词，就像他未栽赃那只手套一样真切。如今，麦
金尼女士轻易地揭开辛普森案掩藏得最深的黑暗与欺骗，这使得人们心中一
切的真实都变得不可相信起来。
被告方的律师们朝气蓬勃地着手反击。杰拉尔德·厄尔曼先生在法庭上
对那警探大张挞伐，把他叫做说谎者、偏执狂和法律破坏者。“福尔曼先生
真是洛杉矶最凶险的恶梦，亚拿大以来最大的说谎者。”他引用《圣经》中
著名的说谎者典故评论说。
1995年
9月
5日，饱受攻击的前警探重新出现在证人席上。可是这一次，
马克，福尔曼再也没有了先前那种趾高气扬、雍容倨傲的气度。他的脸色比
那位著名的被告不知阴沉多少倍。
“你在预审时提供的证词是否完全真切？”律师问道。
“我想坚持我第五修正案的权利。”他终于说道。
这真正算是福尔曼保护自己的最后一着。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
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每个被告和疑
犯均可以援引本条拒绝提供供词，同样，疑犯的供词也不能作为给他定罪的
基本依据。由于马克·福尔曼否认讲过“黑鬼”一词已经犯了伪证罪，则他
援引第五修正案，可以暂时避免受到司法追究；不过，毫无疑问，在每个陪
审员的心里，他已经被坚决彻底地定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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