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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回答他。我想：如果是这种过分客气的客人，或许他借宿那地方的人也会讨厌吧。
“你好像生气了，但我似乎只对你放心。那次松岛碰面以来，总是让你听这些无聊的唠叨。医学救国嘛，”说着，他笑了，“拼凑了幼稚的三段论法，把那称之为什么屁道理、什么科学。为什么我这样畏惧科学呢？孩子喜欢火柴，很可爱。可是孩子使用科学武器，会怎样呢？反而可能会酿成惨事。因为孩子只想着玩。病好了，马上就去河里游泳，旧病复发，就再回来。
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摩西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花了四十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必定会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维新靠的不是科学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维新，以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为开端，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另外，还有写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启蒙，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并没有把Materiell（德语，“物质”之意）的慰乐作为教化的手段。这正是称明治维新成为奇迹的原因。
用科学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国民是非常危险的。那是西方人以侵略为目的，驯服别国民众的手段。对于本国国民的教化首先应该靠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国民肉体的疾病，使其抱有新生的希望，随后再教化他们的精神，这种循序渐进的深谋远虑一概不需要。不仅是旁人，即便是我自己，如果现在领会了像日本的忠义一元论那样明确直接的哲学，那就得救了。信奉忠义一元论的人大概只有在吃冰激凌、含奶糖、看无声电影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才会稍微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这种信仰吧。日本的这个一元哲学，不张扬，永远把接受命令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默默地执行，因此我对这个哲学十分放心。
对于自己深深信仰的东西，还是不要过分狂热、骚动的好。在东京的我的朋友，口口声声不断地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好像这就是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标志性词汇，那么，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不是要马上跑到竹林里去了吗？不，这一定是我怪僻的妄想，我已经连三民主义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相信他们的热情。不，确切地说，必须尊敬他们的热情。他们正在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独立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拼命呐喊。而我除了和他们步调一致地东奔西跑以外别无它路。我虽不是革命党员，但也绝不是胆小鬼。我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牺牲。我的船舵，不管我希望与否，已经定在一定的方向上了。
我现在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先怎样做好呢？一想到这儿，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忧郁的竹林。那些人说我是民族的叛徒，说我是日本迷。可是，我想：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幸运了。总之，我不懂政治。对我来说，与党员的增减、谁当干部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在意一个人心中的间隙。明确地讲，与政治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教育。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众的初级教育。我没有独特的哲学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贫弱的。我只是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促使民族自觉。仔细想想，我作为那些人的朋友能起到的小作用，也许只在做这样极其低微的工作上面。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3）
可是，即便如此，对于我这样能力有限的人来说也绝非轻松的工作。如果我当一名医生，在大家的帮助下也许会成功，但如果我当教育者，会怎么样呢？看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我觉得对民众的教育，著书立说是最有效的，可我却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与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相比，要成为支那的赖山阳，对我来说要难上百倍。最后，我发现政治家、医生、教育者，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没有希望，于是，今天去了教会，寻求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却听到了不吉利的奴隶的故事，十分吃惊，就跑到你这儿来了，说了这么多傻话，我简直就是滑稽演员。失礼了。很无聊吧。到此，滑稽演员要退场了。你的房东好像还没睡，一定很意外地在听我说话吧？那个支那人在说什么呢？讨厌！还不早点回去，害得我们连门也关不了。我最近心不在焉、也很困惑。我变了吧？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吗？我最近决定谁也不相信了，那么，告辞了。”
我说：“拜托你一件事，请在门外站一分钟。”
周先生很困惑，微微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向房东的卧室大声喊道：“太太，周先生走了。”
“啊，让他带上伞就好了。”房东太太只说了这句。很清爽。她明白我的意思。
我去找应该站在门外正在听我们对话的周先生，周先生不见了，黑暗中只有雪在纷纷地下着。
这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说自己记得准确无误，但“一个国家的维新，不能依靠西方的实用科学，而是应该致力于民众的初级教育，如果不改造他们的精神，维新不是很难成就吗？”第一次从周先生口里听到这种疑问，的确是在那个大雪的夜晚。周先生的这种疑问，不久便使周先生开始关心文章，这大概就是后来文豪鲁迅诞生的原因吧！可是，最近大家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周先生的心里突然涌出了这种疑问，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出入。听说后来鲁迅自己也写了仙台时代的回忆，文章中也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才使自己弃医从文了。
我想那大概是他根据特定的情况，将自己的过去四舍五入、简明地整理后写成的吧。所谓人类的历史，常常必须要这样简明扼要地编写。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过去这样“戏剧性”地组合呢？这一点，我无从可知。只是，在他叙述自己过去经历时，支那的形势、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作为支那代表作家的他自己的位置，如果从这些方面出发并认真地追溯下去，或许可以得到值得肯定的答案。愚笨的我把握不好这些细微的困境之中周先生的心态。
美女一转身就变成了魔鬼，这在戏中是常有的事，可是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能会有这样鲜明的转变。人内心的转变，别人当然无法明白，就连其本人也并不十分明白吧。很多时候，人不知不觉地意识到自己体内流着不同的血液，感到愕然。第二年的春天，的确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周先生的转折点，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体内血液变化的契机。他绝不是由于看了那个幻灯片才马上立志于搞文艺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他很久之前就喜欢搞文艺。这是俗人的极其庸俗的判断，连我自己也觉得扫兴，可是我只能这样认为。如果不喜欢那条道路，就绝对搞不下去。我倒认为点燃周先生素来对文艺的爱好之情的那个淘气鬼，与其放那部幻灯片不如播放一部反映当时沸腾于日本青年中间的文艺热潮的片子，这样做对周先生的刺激也许更为直接。
说起当时日本的文艺热潮，相当了得，有种“不谈文艺，非人也”的气势。即使在仙台，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在读，但女学生们抱着诗集呀、小说呀得意洋洋地漫步，被称作“星堇派”，她们大多戴着眼镜，神经质地皱着眉，鄙视地看着粗俗的我们。仙台的剧场还经常上演文化剧。庸俗的我最终也没能抗拒这股热潮，偷偷地读了藤村的新体诗。东北的仙台都是这种盛况，那么繁华的东京又是怎样的呢？一定超乎我们的想像吧！
周先生暑假去了东京，最先感受到的不就是澎湃的文艺浪潮吗？不就是书店里洪水般的文艺书籍吗？不就是神情异常认真地在洪水中游着的大群青年男女吗？周先生一定是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么，才与他们一起在书店里徘徊的。这样，事实上他买了许多文艺书带回了仙台。并说那些爱看文艺书的人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文艺热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里的是本国青年们的革命呐喊。医学、文艺、革命，换句话说，科学、艺术、政治，他被卷入三者的混沌旋涡中。
周先生后来大量的著作，我几乎都没有读过。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大鲁迅文艺的功绩。可是有一点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台时代的周先生，苦于近代文明之病，为寻求其病床，甚至叩响了教会之门，可是，那里也没有救济之法。像往常一样，他又退了下来。懊恼的结果，这个品质高尚正直的青年，脸上甚至浮现出了奴隶的微笑。混沌的产物是自我厌恶。他对于文明的感情，的确可以称之为支那可怜的先驱者之一。这样，这种痛苦内省的地狱，越来越接近所谓人间百感图的文艺了。文艺原本就是他喜欢的路，疲惫的他爬上了这个病床，稍感舒适。当然这只是我庸俗的独断。人的心里就连当事人也不能说清楚，何况像我这样的才疏学浅的人，更是不能弄懂别人的心理了。可是，巷议的鲁迅的转机，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所以才胆敢辞不达意地说了一大通话。
那个大雪之夜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记得是明治三十九年正月前后的事。那时，周先生已经有一周左右没有来教室了。一问津田君，说是因为闹肚子而卧床不起了。于是我从学校回去时便顺到周先生的宿舍去探望。周先生像病人一样，脸色发青，但见我去了就马上起来了，还不听我的劝阻，立刻叠了被子。“什么？我已经没事了。据津田医生的诊断，怀疑是Pest（德语，“瘟疫”之意），我被宣告没希望了。但是个特大的误诊。只是因为正月里吃多了鲱鱼子。日本正月里反而净吃些鲱鱼子呀、豆子呀这类不精细的东西来庆祝，真是个痛快的国家啊。”
我看了看散在桌面上的众多书籍，几乎全都是文艺书。德国雷克拉姆的书最多，另外还有日本的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等人的著作。“论文艺，哪个国家的好？”我钻进了被炉，与周先生面对面，像往常一样问着愚蠢的问题。
“这个，”周先生那天十分快活，说，“文艺好像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便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表面看文艺不过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兴亡没什么关系，可其的确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无用之用，不可小视。我想了解埃及、印度的文艺，可是几乎找遍了东京所有的书店，连一册也没找到。印度比支那拥有更古老的文明，因此我觉得印度应该有人作为民族的骄傲，已经觉醒了，并正在尝试做反抗他民族压迫的文艺。我只是爱讲讲道理，欠缺诗和小说方面的才能，所以想找到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支那语，让我的同胞们读。可即便是翻译，文章写得差也不行啊。现在仍在国内的我的内弟作人，对不起，他的笑容和你有些相像，他从小文章就写得比我好得多。现在我想，今后向弟弟请教，不妨兄弟合作，一点一点地进行文艺翻译。所以最近，我练练笔、写些文章。”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中取出一本笔记，哗哗地翻着。“就是这个，怎么样？不，即使请你看，支那语的文章，你也看不明白吧，我把这段给你译成日语吧。”
他在便笺上行云流水般地写了数行，而后突然脸红了、犹豫地递给了我。我一读觉得是名文，就不顾周先生反对，便硬是把那便笺拿回家了。为什么呢？也许是想做纪念吧。我那时并没有预感到就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为什么会奇妙地迷恋一张便笺呢？真的是有第六感吗？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把那张便笺夹在笔记里，上课无聊时，就偷偷地拿出来，一边读一边怀念远方的周先生。毕业的时候，那张便笺却被一个学友抢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但那是后话了。当时周先生写的文章，因为被我反复诵读，内容至今也还大致记得。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