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是个下大雪的夜晚。周先生把头埋在外罩里，全身雪白地来到我的住处。
“啊。快请进。啊。”看到久违了的周先生我很激动，跑到大门口欢迎他。而周先生却踌躇着：“可以吗？是不是正在学习呀？不打扰你吗？”那态度胆怯、客气，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几乎是被我拉进屋里来的。
他说：“我刚从美以教会回来，实在太寂寞了，所以过来看看，不打扰吧？”
“不，我总是在玩。可是，教会又怎么了？”
周先生和我一样，敬重基督教的邻人友爱，对于被钉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宿命也深表同情。周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看不惯教会职业牧师那伪善家一样的悲怆表情，以及往来于教会的青年男女的装腔作势的态度，因此对于大量散布在仙台市内的教堂采取了敬而远之的策略。尤其是周先生他们断定耶稣的使者不是真正的耶稣，如同支那的儒者先生们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样，外国的传教士也使基督教堕落了。既然如此，他现在却说他去了美以教会，真让人费解。
周先生缅腆地说：“我最近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所以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完全成了einsam（德语，“孤独”之意）的鸟。那时我们可真快乐呀，一起住在松岛，还说了许多幼稚的话。”说着垂下眼帘，在被炉中沉默了片刻，突然抬起脸，“实际上，昨天矢岛君来向我道歉了。那封信是矢岛君写的。”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1）
这个经过我也从津田君那里听说了：藤野先生委托矢岛君查找嫌疑人，并叮嘱他今后照顾周先生。也许是矢岛君毕竟拥有可以称作东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洁癖性这种素质，或者是从他信仰的基督教中感悟到了反省的美德，忽然哭起来，坦白说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并对这次愚蠢的误解深表歉意，还说要辞去干事的职务，推荐津田君当下一任干事。津田君觉得难以接受，结果，干事就由矢岛君和津田君二人共同担当。因为四面八方都圆满收场，津田君拍着我的后背叫“军师，军师”。军师也好，什么也罢，只是我的没办法中的办法意外地获得了成功而已。
周先生说道：“我总是请藤野先生修改笔记，所以引起这样的误解也是有情可原的，我反而觉得对不起矢岛君。以前不太喜欢他，在互相交谈中，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讽刺地问他：‘你是基督教徒吧？’他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并不是基督教徒就不犯罪。反而像我这样有许多缺点、又总是犯罪的坏人才会成为基督教徒。教会是我这样易犯过失的人的医院。是Krankenhaus（德语，“医院”之意）。而福音是我们Herz（德语，“心理”之意）病人的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
矢岛君的话铭刻在我心里，我也突然想敲敲Krankenhaus（德语，“医院”之意）的门。我现在的确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于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过，对于西方夸张的礼仪，还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今天的说教正好是旧约的《出埃及记》的几处，讲摩西把他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听到这些，我不禁毛骨悚然。
在埃及城市的贫民窟里，百万同胞们整天都喧噪、怠惰地打发日子，摩西面对他们讲述脱离埃及的大理想，摩西‘口齿不伶俐、舌头也不伶俐’，笨嘴拙腮地四处游说，反倒使大家很迷惑。后来他就又是呵斥又是哄骗又是怒吼，终于带领大家成功地脱离了埃及。
但在之后的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却迷失在荒野里。追随摩西脱离了埃及的百万同胞，非但不感谢他，大家都发牢骚，并且诅咒摩西，说因为他爱管闲事，才会造成他们今天这种悲惨的结局。脱离了埃及，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啊，想一想还是在埃及的时候好，奴隶也好、什么也好都没有关系，面包能吃得饱饱的，肉锅里炖着鸭和葱。
‘我们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炖肉的锅旁，吃着面包的时候，即便是让耶和华的手杀死我们，那也是幸福的。而你却把我们领到这片荒野，我们全都会饿死的。’他们口无遮拦、毫无理智地抱怨着。我联想到自己国家现在的民众，感到十分痛苦，实在无法听完这次布道，于是中途逃了回来，实在太寂寞了，就跑到你这儿来了。绝望，不，说绝望有些讨厌，那是煞有介事的词语。说什么好呢？所谓的民众，大体就是那样吧。”
“虽然我对圣书里的事一无所知，但那个叫摩西的，最后还是成功了吧？在西奈山的山顶，指着约旦河的美丽流域，便能看到他自己的故乡。不是有这样精彩的地方吗？”
“唉，可是，在那之前的四十年的岁月里，他的同胞们要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能做到吗？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四十年。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今年夏天是在东京度过的，我所得到的感受还是对挽救民众的怀疑。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在松岛时的高谈阔论是愉快的，但今晚的告白却是暗淡的。”
周先生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刚才笑了。为什么笑呢？埃及的奴隶一定也不时地露出这种莫名的微笑。即使奴隶也发笑。不，也许正因为是奴隶才发笑。我在仙台街上散步时曾留意过俘虏的表情，那些人几乎不笑。这表示他们还抱着某种希望。即便只是抱着想早日回国的焦虑，也是比奴隶要强的。我偶尔给那些人烟，他们的表情显得理所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沦为奴隶。”
那时，在仙台的俄罗斯俘虏多时达到两千人，分别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或是宫城原野的小木屋里。从那年的秋天开始这些俘虏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在市内散步，我虽然不知道俄语的正确发音，但他们不停地说想要パピロス，我猜想那大概是烟的意思，就连仙台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也记住了这个パピロス，常对俘虏们说：“想抽烟吗？”俘虏们一点头，孩子们就高兴地跑到烟店，买来烟给他们，很是得意。
“我给那些人烟，他们很平静，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甚至感到是种侮辱。难道这些俘虏看出我是支那人了？他们知道支那现在马上就会沦为列强的奴隶，因此，仅仅对我有种优越感？不，这的确只是我的偏见。是的。我这次在东京感到的就是这种偏见。我很不安。对于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也感到十分不安。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在松岛的高谈阔论十分幼稚。在怀念自己当时的单纯幼稚的同时，也感到很羞愧。一想起来就脸红。或许我总是醉心于天真的理论吧！我当时自认为深知支那的现状，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个人独断而已。
我什么都不懂。现在变得越来越无法判断了。不要说支那的现状了，就连我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都不明白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同胞说我是日本迷。甚至说我是汉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到处传言，说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为什么我会这样不讨大家喜欢呢？是因为我说了支那的坏话、表扬了日本的忠义哲学吗？还是因为没有和他们一起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我对于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深有同感。现在黄兴派和孙文派也就要实现合作，成立支那革命同盟会了。而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同盟会的成员，据他们说支那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我又为什么这样悲观呢？他们的气势越是高扬，我的心情越是低落。你怎么样？
我小时候，看到别人热烈地鼓掌，也跟着一起鼓掌，现在想起来，十分不好意思。听到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内心很激动，可是看到别人热烈鼓掌时，我却无论如何不能为这场演说鼓掌。内心的感动越大，鼓掌之类的越是对演说者的无意义的虚礼，反而失礼。我觉得沉默更能表达真正的敬意，变得厌恶起鼓掌的喧噪来。学校开运动会时的拉拉队也是同样的。另外关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2）
我们从小就被支那的儒者先生们强迫背诵令人讨厌的古圣贤的话。这样我们就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我绝不是轻视孔孟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本，或说成是‘仁’，或说成是‘中庸’，或说成是‘宽恕’，有许多种说法，而我认为是‘礼’。‘礼’的思想是很微妙的。用哲学术语来讲，‘礼’是爱的思想表达法。人类生活的痛苦可以说尽现了爱的表现的困难。这种表现的拙劣，正是人们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这种所谓‘礼’的思想的束缚，那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秩序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一定会一边颂扬，一边身体力行的，而且也便能从所有的屈辱、束缚的痛苦中被解救出来了。
而儒者先生们在教授时，却将‘礼’作为最不重要的行为准则，使之堕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亲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了。这种倾向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魏朝时的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逃到竹林、饮酒度日的。他们的礼仪非常差。时常赤身饮酒。当时的所谓‘道德家’们骂他们是无赖、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便是现在，优雅的正人君子们也仍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反感。其实那些竹林隐士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崇高。但是没办法，除了竹林之外，他们无处可住。
人们滔滔不绝地把‘礼’作为名目，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非常虔诚地信奉‘礼’本来面目的人们，看到伪善者滥用‘礼’，很不平，却无力挽回。反正没办法，就这样吧，从此以后连‘礼’字都不提，他们抱着这种愚直的偏见跑了出来，反过头来开始说‘礼’的坏话，开始做赤身饮酒这样粗俗的事。可是心底里，把礼教作为宝物一样珍视的，在当时其实只有这些人。
当时如果他们不采取这种‘背德者’的态度，便不能维持‘礼’的思想，时代的‘道德家’们表面上一副非常正派、很优雅的样子，实际上却正在破坏‘礼’的思想，他们全然不相信礼教。而相信礼教的人却变成‘背德者’逃入竹林，像无赖一样天天喝大酒。我现在虽然不想逃入竹林、赤身喝酒，可是心情还是徘徊在竹林中的。我已经看透了儒者先生们伪善的举止。关于这一点，在松岛的旅馆，就应该向你告白。人的思想如果被客厅里的恭维利用了，那就毫无意义了。我想从那不洁思想的死骸中逃脱、憧憬着新学问才离别故乡到了南京的。那以后的事，在松岛时我都对你说了。
可是，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说得清楚些吧，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认为他们的运动绝对正确。我尊敬孙文、信奉三民主义并珍视它。这是我最后唯一的依靠。如果这个思想也抛弃我，我便成了浮萍、奴隶。但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步了竹林名士的后尘。我做了很多努力。留学生们的热情肯定没有错。‘我们一起呐喊怎么样？说‘难为情’，那是你虚荣。你有不健康的虚无主义者的气息。你的脸上流露出了奴隶的微笑。注意！放逐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没关系，试着填些明亮的光吧！’我斥责自己、鞭鞑自己、想规定自己的航向、把住舵，甚至想成为革命党会员。可是……”说着，周先生突然不安地问我“几点了？很晚了吧？”
我告诉他了时间。
“是吗？我可以再打扰你一会儿吗？”他浮现出了难看的、低声下气的笑容，“我最近越来越不理解别人的心情了。连支那人都无法理解，不同国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有些过分依赖你了。不只是你，还有藤野先生和你这儿的房东夫妇，对我太好了。矢岛君他们的那封信，我反倒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