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我听说是称之为“兰学”的西方科学首先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我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科学之中，我最想学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
我们家原来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也称得上是殷实富足。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就因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被捕入狱了。一家人因此而受到亲戚邻居的欺辱。而且父亲因重病而卧床不起，家庭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自己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收养。可是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一气之下，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家里。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我每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药店柜台的高度和我大致相同，而当铺的柜台比我要高一倍。每当自己往当铺的高台上放上衣物首饰时，总是被当铺的人嘲弄：“怎么有这么多破烂东西。”但换了一点儿钱之后，我马上就跑去药店了。一回到家，立刻又要忙于别的事情。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3）
给父亲看病的医生是当地的一位名医，其处方甚为奇怪，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挖芦根，还要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位医生治了两年，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于是换了医生，是位更有名的大先生。这次，不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要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我们家后院有个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的穴，我自作主张地断定同在一个穴里的两只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的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我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样，这个“平地木十株”就也解决了。
另外，难找的是“败鼓皮丸”。据说这味药是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处方，特别是对父亲这种水肿病人很有效。可惜这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有五里路远。听说这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也不能相信打破的大鼓皮能奏效，但还是往返五里路去买了那味药。令我十分痛苦的是：自己的那些努力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了。
那位大先生泰然自若，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说：“这是前世的冤愆，古语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那是我的祖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语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这种灵丹现在很难得到，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以特别便宜的价格让给你好了，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立即回答，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微微摇摇头。看来父亲也同我一样，对这位大先生的处方绝望了。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坐在父亲枕边，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的死。一天早晨，父亲眼看不行了，邻居的一位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来到我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大吃一惊，严厉地训斥我说：“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儿要去鬼界了，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掉的。”
我实际并不相信咒语一类的东西，但现在宛如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叫着“爸爸”。衍太太说：“要再大点儿声才行。”我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连着喊“爸爸，爸爸。”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渐对周围的生活开始抱有一种怀疑和反感。我感到懊恼焦虑，终于抛开了家乡去了南京。学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新学问就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把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给了我。我拿着这八块大洋，走上了异路，逃到了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
到了南京，我想：究竟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海军学校。进了那所学校，我立即被命令练习登船帆，可是几乎不教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英语，“它是只猫。它是只鼠吗？”之意）之类的初级英语。
正好那时，有个叫康有为的人；提出要：“学习日本维新，打破旧体制，探求新世界，以谋求国力恢复之策”。他向皇帝建议“以变法求自强”，皇帝同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改革国政，但很快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为首的旧势力的反对，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免遭杀害而逃亡到了日本。抛开这个戊戌变法的悲剧不提，即使光是每天大声朗读“It is a cat。”（英语，“它是只猫”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我想尽早接触到新知识的核心，便决定转校。这次选的是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金石学之外，还开设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所以总算心情平静了一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教英语“It is a cat。”（“它是只猫”之意）了，而是开始教德语“der Man；die Frau；das Kind”（“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它是小孩”之意）等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于洋学的核心，因此，这里教德语也是令我愉快的事。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4）
校长也是一名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赞成“变法自强说”。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者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说的话，而是经常出些像“华盛顿论”这样的时髦的问题。儒者先生们看了那些问题，反而悄悄地向学生打听：“什么是华盛顿啊？”同学中间也很流行读新书。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大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人名，“托马斯·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有个星期天，我也去城南买了一本。那是个厚厚的印刷本，正好是五百文钱。我一口气读完了它，现在仍然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文章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原著的水平，因此只能读新出版的汉译本。后来又出版了《物竞》，还出版了《天择》，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噶。我们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一种极其不知羞耻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强烈的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坦然地继续探索“恶魔”之穴。在学校，没有生理课，我们便读了木板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我渐渐明确地知道了：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就像自己心中起了波澜一样，这时支那的知识界同样受到了维新救国思想的冲击。
那时候，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渐渐这些国家在支那又获得了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美国也从很早开始就伺机入侵东方，那时已经得到了夏威夷，又加紧了侵略东方的步伐，与西班牙作战，占领了菲律宾。此后，便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支那无休止的干涉。现在支那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然而对于支那，不幸还接踵而至，首先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支那的无能。
第二年的十二月，我从矿路学堂毕业了，可却没有当一名矿山技师寻找金银铜铁等矿脉的信心。而且自己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才进这所学校的。为了使现在的支那能更富强一些，我想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是学习矿业，不如说更致力于了解西洋科学的本质。那时的自己只是空有毕业之名，事实上并不具备当一名矿山技师的资格。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义和团的叛乱，使列强各国，甚至支那民众都把清政府的无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业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支那，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
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刺激，为了挽救支那的危急，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我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我很理解放弃学业立即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可是，尽管我跟他们的终极目标相同，但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
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知道如果去德国就能确实地把握西方文明的精粹。有了这种模糊的判断，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通过去德国留学实现。然而我是贫穷的，离别故乡、来到南京都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像天方夜谈一样。如果不能去德国留学，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日本。那时，政府出资，每年都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二、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极力推崇去日本留学。日本只是个小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兴盛呢？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许多人都是二十年前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的威胁，百余人奋起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者学习政治工商、或者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了治国中坚。世人用“政事变迁，雄视东方”等论调来赞美日本，于是得出结论“出国留学，西洋不如日本”。其理由是：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接近，易通晓
三、西学甚繁，西学中不重要的东西已由日本人删减并斟酌修改
四、日本与支那风俗相近，易于习惯，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