苁钦媸档睦饭サ囊徊糠郑部赡懿皇恰！�480这就是说，历史学家有可能成为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神话的缔造者。保罗·柯文把这种“不断地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去’重新加工的过程叫作‘自传式的神话化’，这种神话化过程当然会歪曲原初的经验。”“不管我们怎样想在回忆中力求忠实不假，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用后来的知识在歪曲这些回忆。”481事实上，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王行之与李润新的观点之争，也正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保罗·柯文所说。我想，不论中外，已经不乏这样的事实，即以往的历史一旦被塑造成“神话的史诗”，想打碎它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书写历史在观念上有时返朴归真或曰守本分是必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应该用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逸事去引起读者的赞叹，也不应该杜撰许多演说词备人引用；而是应该像悲剧作者那样，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记载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说过的话，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482对于口述史来说，这自然涉及到艰辛的整理工作，汤普逊认为大体上有三种途径来展开：“首先，是对生活经历的单纯叙述。对一位记忆丰富的被访者来说，他除了完全公平地对待口述材料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是收集故事。既然这些故事并不像单纯叙述那样，每段都需要具备完整和丰富的特点，因此它是呈现更为典型的生活史素材的更好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便是交互分析（cross…analysis）：口头证据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组建论据的宝藏。当然，在我们也很有可能在写作过程中，把这种分析与对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的呈现结合起来。”483然而，汤普逊不得不承认：“这里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当口述史利用自身提供的材料来源的时候，往往会割断当时的政治叙事过程，遗漏掉经济和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从而对过去的日常生活产生某种幻想，这恰恰是因为这些过程和压力很难直接触及到普通人的各种记忆。因此，把这些记忆纳入更广阔的背景里，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口头材料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种背景是如何构成的。它们肯定也会在根本问题上促发我们的上述理解。”484无论如何，要以历史为职业，都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简言之，就是要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485我觉得，历史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人性叙述。或者，换言之，历史学家所能书写出的历史，与其说根据的是文献，不如说依据的是“记忆”。历史既是“记忆”的叙事，也是“过去的声音”，因为“除了声音，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通过极其独特的、通常很简单的、精辟的和再现的方式把过去带入现在了。它不仅改变了历史的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历史的内容，并且把历史的焦点从法律、统计、管理和政府转向了人民。历史的天平扭转过来了：人们不仅从上述角度出发，而且也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和评判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此之前，历史所要回答的问题还都是些封闭的问题，只能涉及到政治史、知识史、经济和社会史这样的既定领域；而现在，人们不仅拓宽了原有的领域，还要加上诸如工人阶级史、妇女史、家庭史、种族史、少数民族史以及穷人史和文盲史等这些更新的领域，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维度。”486“原则上讲，口述史在任何历史领域内都存在着可能性。但对某些领域来说，它们要显得更基本些。与此同时，口述史也表现出了某种潜在的趋向，趋向于更个人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历史存在的真正理由并不在于它为某些古老的事物赋予了永恒。历史是人们理解其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种方式。人们在20世纪业已发现，那些所谓的里程碑、历史全貌以及各种权威和冲突模式都是不堪一击的。……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487口述史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历史观念被颠覆可能是始料不及的，像波普尔干脆认为历史本身没有意义，没有规律，历史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它只是存在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释。”488历史变得一点也不神圣了。
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史料。若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它转化为一种叙事，而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他认为历史的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他以欧洲的史学史为例来说明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换言之，编年史的书写者从哪里开始下笔，历史就从哪里开始；而他从哪里搁笔，历史即在哪里结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带故事性的历史。”他这里说的故事性并非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而专指史学家在经过第一个过程（原始材料）和第二个过程（编年史）之后，再书写历史的时候给它加上开头、结尾、结构、逻辑，即把过去那些没有逻辑的历史起点和终点的事，加上逻辑的开端和终点。这个过程像编“故事”一样。489因此，怀特在《元历史》一书中认为，19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490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491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5）
我没有理由认为怀特说的不对，因为我接下来想做的，就是他已经说的。当然，先声明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过，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历史学家吗？“历史学家尤其想挖掘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而且是这种发生的‘意义’，不仅想追寻往昔事件的动因，而且想追寻随之而来的动因。赋予历史事件意义的主要方法是叙述。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我坚持认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想赋予过去以意义。”492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因为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史学家，往往不是历史的当事人，就像我对于30多年前的“八·二三事件”，我完全是个局外人。正像睿智的保罗·柯文指出的：“史学家正是因为是站在‘外面’，就有可能误读、歪曲，把一些完全陌生的意义强加给研究对象。就这方面来说，‘外在性’当然是个短处。
但是，史学家的这种‘外在性’也可能是一种长处。它构成了历史学家和‘过去’的直接经历者以及‘过去’的神话创造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有办法把过去变成可以理解、有意义，……换句话说，除了力求重造过去的参与者或神话创造者的意识之外，历史学家还力求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今日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两者之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展开有益的沟通。这种情况很像翻译家，翻译家的工作不只是把一种语言忠实地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还要让它对于用后一种语言的人具有意义。和翻译家一样，史学家成为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中介人。在随之而来的复杂协调过程中，当我们想努力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意识时，我们必须克制我们的‘外在性’。但是，当我们要向我们（现在的）读者阐述这种意识，使其富有意义时，我们则相反，友好充分利用我们的‘外在性’。总之，史学家很像翻译家，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对史学家说就是熟悉‘过去’也熟悉现在。史学家必须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不断地、敏感地，尽可能忠实地来回穿梭。正是这种来回穿梭，构成了史学家工作中张力的最终根源。”493但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就像神话曾被当作历史一样，现在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神话’。”494不得而知。
总之，历史学的走向已经变得多元了，书写远离大众的“纯学术”历史，或者再让历史单纯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都不是十分妥当。“大历史”只是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而“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495事实上，中国不缺乏富于远见卓识的史学家，齐思和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从前，大家以为史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于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现；大家以为可以从历史中求统治法，于是又有大批《资治通鉴》式的史籍出现。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历史的观念改变了，我们既不相信历史能改革世风，更不相信历史能给我们教训，至于籍历史来宣传主义，或做做文章，我们以为更不应该。我们以为历史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推测未来，这是历史唯一的用处。但这种用处，已不能算小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专作那种褒贬，或给帝王修家谱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丽动人的文字。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这是史学的新目的，史学的新使命。”496结语无论所谓“正史”的书写，还是“口述史”的记录，对于什么是历史，历来说法各异，像“历史”就是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出现过的人、事、物，即“过去的声音”；一切历史是当代史；唯一的历史是思想史；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等等。但无论如何，书写历史者，（当然并非全是史学家，）都会注入自己的思想，哪怕是粗浅的识见。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思想的延续与重叠。光接受生硬的历史知识，像我以前接受了太多约定俗成的历史结论，而极少对思想的思索，即对历史“过程性”或何以成为“无物之阵”的细节缺乏探索发现，还只是让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停留在平面。另外，由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在它瞬间发生了之后便不存在了。所以，历史不应当仅仅是史学家独坐书斋自我陶醉于翻阅史著检索卡片的精神活动，而应当努力去寻找构建起一个崭新的“活着的”世界。
这也是做口述历史的优势，像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干脆“视历史为戏剧，有着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497因为他的历史正是建立在成百上千次采访那些出现在历史重要关头的人们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称其为“活着的历史”。
《西方文明史》的作者之一，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勒内在作为书的序言《历史的本质》一节里，精到而透辟地说：“历史包括对事件原因和人类组织及思想模式的探讨以及对推动人类从事其伟大事业的力量和导致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探索。……历史学家运用其全部聪明才智也无法创造出证据。几乎数不胜数的过去事件已无法知晓，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许多其他事件至多只能知其一部分。因此，关于过去‘事件本身如何’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要么永远无法回答，要么仅仅凭借高超的推断来做出回答。有关动机和原因的问题也许出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由于个人常常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动机何在，因为那种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完全有把握确证其他人动机的想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