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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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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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魏忠贤的时代(1)

    在当时朝廷的官员中,最有实权的是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同时,魏忠贤的势力也开始急剧膨胀。    
    在万历朝后期,方从哲为首的浙、齐、楚三党占据优势,东林党人处于下风。但自方从哲下台后,东林党人便开始在朝廷中占据上风。    
    在万历驾崩到方从哲下台前,先后新增补了史继、沈潅、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孙如游等七人入阁,另起用叶向高重新入阁。但当时许多人都在原籍,在京师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孙如游三人,另加上首辅方从哲。到方从哲一走,孙如游紧接着在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罢职,内阁中真正任职的只有刘一燝、韩爌两人。这两位都可以算是东林派的。另外,朝中最有人事权力的吏部尚书周嘉谟也是东林党的同盟者。周嘉谟大量起用万历末期被废籍的官员,逼走浙、楚、齐三党的骨干分子。朝廷的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在此年六月,沈潅、何宗彦、朱国祚到京任职。十月,叶向高、史继也回京上任。东林人叶向高任首辅。东林党人仍能控制内阁,在部院要职中也占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天启三年(1623)。    
    不过,在这种优势之中,也潜伏着隐患。那就是太监魏忠贤势力的迅速壮大。    
    魏忠贤,原是河北肃宁县的一位无赖浪子。他从小就在社会底层闯荡,很有些江湖阅历,能骑善射,喜爱赌博,拥有赌徒的那种冒险心理。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类人物!他们往往是动乱时代的弄潮好手。他们具备许多常人不具备的禀赋。他们书虽读得不多,但很精通社会上的各种厚黑之道,正统伦理道德对他们几乎没有多大约束。他们做事心狠手辣,绝不拖泥带水,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他们视人生如赌博,敢于冒险,敢下大注。这一点却正是许多读书人所缺乏的!中国历朝历代,只要一遇乱世,就能看到这些人登台亮相,逐鹿中原。成功者开朝立国,封侯做相,名垂千世。失败者虽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但也能把天下搅得天翻地覆,风光一番。至于身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对这些人而言,也就无所谓了。    
    魏忠贤就是此类中的杰出人物。    
    当在肃宁老家混不下去时,魏忠贤愤然自施宫刑,到天子脚下去搏杀一番。且不说自残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单就当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道德准则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就足以让一般人对这种富贵捷径望而生畏了。更何况即使做了太监,也未必就能出人头地。但魏忠贤就敢下这样的赌注。    
    魏忠贤入宫后,投到太监魏朝的门下。那时他的名字仍叫魏进忠。他曾做过天启皇帝生母王才人的典食,大概是管理王才人饮食之类的宦官。后又排挤魏朝,改投太监王安门下,开始在甲子库供职。当时王安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最早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后又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这位王安与外廷关系很不错,东林派的官员在许多问题上都要依仗于他,也很看重他。    
    魏忠贤开始时不仅走魏朝、王安的路子,而且还结交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女性,即客氏。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县侯二的妻子,后来被选为天启帝的乳媪,即奶娘。这位客氏,开始时也私侍过魏朝,当时宫中称之为“对食”。这本是宫中宫女、宦官解决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常用办法。结成“对食”的两人一般也地位相当,差距不会太大。魏忠贤挤走魏朝后,便与客氏打得火热。这位客氏,与天启皇帝感情很深,形同母亲,在皇帝面前很能说得上话。魏忠贤因此也能通过客氏,亲近皇帝。    
    在考察历史时,冠冕堂皇的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因此被它们蒙蔽了眼睛,因为像人情世故之类的因素往往也很起作用。人类社会的演进,或许从长远来看是有必然规律可觅,但从短期而言,往往并不是如此有逻辑,有理性,反而显得混乱、不可捉摸。之所以如此,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情。有许多事情,在人情面前往往走样。当然,这种人情,要比今天所讲的人情,无论是在内涵或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    
    皇帝其实也是人,不过是被神化了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不过由于他高高在上,一般人难以与其接触、交流。但有两种人却不一样,他们有条件与皇帝建立感情。这两种人,一种是生理残缺的宦官,一种是皇帝身边的女性。    
    宦官并不是明朝的特产,但明代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影响之大,却是有名的,在历史上大概也只有东汉、唐代后期可以相比。本来,宦官只是残缺之人,供皇室在宫中驱使,形同奴仆,难以有多高的地位。而历史上却屡有宦官干政之祸。究其原因,仍与君主专制集权这一体制有关。天子深居宫中,整日与宦官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同一般。而皇帝的许多事情,也离不开宦官,生活上姑且不说,就连许多朝廷大事也由宦官操持。只要运作环节出现问题,如皇帝或年幼、或龙体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么宦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权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权力,宦官干政也就难免了。    
    明代的宦官干政历来已久。太祖朱元璋曾有意识地抑制宦官的权势,如不许宦官识字,给宦官的待遇也不高。当时宦官的人数也不多,而宦官的职责也仅是洒扫侍奉。朱元璋曾在宫门立一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类的文字,目的是严禁宦官干政。但时间一长,朱元璋也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做事了。到永乐皇帝时,因宦官在靖难夺权中有功,成祖感念之下,重用宦官,像郑和之类的宦官,竟能代表朝廷,率军宣谕海外。同时,随着内廷制度的确立,太监也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权力,如居“二十四监”之首的司礼监,其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实际上是皇帝在宫中的秘书班子,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明代正统、成化、正德、万历诸朝,都曾发生过宦官干政的事。    
    如果更仔细地去探究一下,还会发现,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则必然有这样一些条件,如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消极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与宦官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如英宗(年号正统、天顺)、宪宗(年号成化)、武宗(年号正德),以及后来的万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40余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间,却无宦官干政之类的事发生,这大概与他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宫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相对于宦官而言,皇帝身边的女性擅权的例子在明代则要少得多。能影响皇帝的女性有两类,一类是皇帝的母亲即太后或类似于母亲身份的人,一类是皇帝的后宫,如皇后、宠妃等等。一般而言,这类女性深居宫内,不太容易出头露面与外廷交接。她们干政的办法只有两个,或直接出头露面,垂帘听政;或利用娘家人,如父亲、兄弟,即一般被统称为外戚的,在朝廷作代理人。这在明代都不太可能。    
    客氏在明代是个特例。她原本是一个乳娘,地位实在不高。一般而言,像这种女性,到皇室的孩子过了哺乳期后,就会被稍作赏赐,逐出宫门,绝不允许再留宫中,以免孩子日久生情,也避免惹是生非。客氏却例外地被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因天启帝生母王才人早逝,缺人照顾。留在宫中的客氏,如同天启帝的母亲,与儿时的天启帝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不过,即使如此,客氏也没什么翻天的本领。问题就出在客氏身边有魏忠贤。魏忠贤一方面可以通过客氏取信于天启帝,另一方面,又可以依此控制司礼监和东厂,并以天启帝的名义来干涉朝政。这样一来,天子名义上仍是天启帝,但其权力实际上已落入了魏忠贤手中。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魏忠贤的时代(2)

    宦官之类的皇室奴才犹如主人豢养的家犬。主人要是驯养得好,他们犹能忠心耿耿,看家护院,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主人看管得不好,它们就很有可能跑出豪宅,惹是生非。由于主人地位显赫,一般人不仅不敢打,反而要百般依顺、献媚,免得它们发起性来咬自己一口。当然,也有少数不知深浅的人,嚷着要主人管管,主人却不听,而这些人便又做出要打狗的样子,却又慑于它们主子的威严,不敢真的去打。对这样的人,狗能不咬吗?    
    其实,又何止太监是这种样子呢?    
    泰昌帝假如能活长一点,魏忠贤大概还不会这么快地崛起。泰昌帝即位时,他做太子时的伴读王安控制着宫中,并与外廷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惜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并由他的儿子天启帝即位登基。这样一来,魏忠贤的机会就来了。    
    天启帝即位后不久,魏忠贤(当时仍叫魏进忠)、客氏立即获得殊荣。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弟弟等俱获锦衣卫千户的职位。不久,魏忠贤由皇帝赐新名忠贤,从此,魏进忠被称作魏忠贤。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誉!    
    魏忠贤要控制内廷,就须先搬掉王安这块绊脚石。王安当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而且与外廷关系也很密切。魏忠贤自己不便出面,便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罗织罪名。他自己在宫内配合,矫诏发配王安充南海子净军,并指使手下将其迫害致死。王安之死,对天启初的朝廷政治影响很大。外廷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失去了宫中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奇怪的是,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并没有竭尽全力去营救他。    
    除掉王安,是魏忠贤借用天启帝名义而进行的第一个杰作。当时的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处于凡事似懂非懂的年龄。在他看来,魏忠贤、客氏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不仅如此,这位少年天子似乎也没弄清皇帝到底是干什么的,自然对朝政也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做木工,整天斧锯锥凿,引绳削木,做了拆,拆了做,忙得不亦乐乎。    
    魏忠贤正是利用这位皇帝,内外勾结,来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魏忠贤很会笼络人。他不仅把天启帝哄得团团转,而且还纠结了一批死党。像司礼监的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等,都是其骨干。外廷送上来的奏章,先由这些人审阅,然后再请示魏忠贤,只有魏认可后,方能施行。据说魏忠贤往往乘天启帝在忙木匠活的时候去汇报请示,天启帝受到干扰,很不高兴,于是就会说:    
    “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去好好办吧!”    
    具体是怎么办的,只有魏忠贤自己知道。    
    魏忠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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