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
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
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地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
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
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
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
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
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
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
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
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
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
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
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悻于作为国家
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
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
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
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
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
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
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
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办？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
～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
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
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
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他们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
而为之！然后补充说：
“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已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
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
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
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
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煞，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
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围绕着臆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
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
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
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
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
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
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
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
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
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
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
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
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
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
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
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
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
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
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
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
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
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
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
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
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
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
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
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作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
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
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
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
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
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
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即科伊、哈
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
“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
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
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
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
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
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
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
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
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
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
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
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
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
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
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
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
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
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
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
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
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
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
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
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类似的情况，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
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
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
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
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
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
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
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
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
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
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
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努力
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
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
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